赠与合同研究

案情

被告崔某是一个长期在外经商的个体户，几年奔波倒也赚了不少钱。去年5月回家乡看到家乡的村小学（原告）房屋年久失修，拥挤不堪，便主动找到小学校长以及村支书提出愿捐款100万元为原告盖一栋教学楼，但同时提出原告必须为此投入一笔配套资金。原告当即表示同意，并感谢。过了几天，双方又协商确定了资金的到位时间和开工时间，被告表示其现在资金正在商业流通中，捐款要在9月底到位，在此之前，原告作好开工准备，包括准备好必要的配套资金、联系好建筑公司等工程前奏。接着村广播站也详细报道了村民崔某的捐款义举，村民们也交口称赞。

同年7月底，原告将准备建新教学楼的地址上的原有的5间教室拆除，并向乡信用社贷款50万元，期限1年，接着联系好建筑公司，签了建筑工程合同，就等被告的捐款资金到位开工。直到9月初，原告找到被告询问捐款时，被告表示因生意亏损无力捐款了，经调查，被告确实生意亏本无力支付这笔捐款，原告遂到法院，要求被告履行其诺言，否则赔偿其全部损失。被告辩称双方没有签定书面合同，他没有义务必须捐款，至于原告的损失是由于其自己的原因造成，他当然不应承担原告的损失。

评析：

本案是由赠与合同引起的纠纷。

赠与合同引起的纠纷由于其无偿性等特殊性质的原因往往较难解决。木案需要解决的问题有三：1、赠与合同是否成立；2、赠与义务是否可以不履行：3、原告的损失由谁承担。

一、首先讨论赠与合同是否成立。所谓赠与合同是指赠与人将自己的财产无偿给予受赠人，受赠人表示接受赠与的合同。关于赠与合同何时成立我国民法界历来有不同的见解。现实中赠与合同以及由其引起的纠纷比较多，而我国在《合同法》以前也未曾明文规定过赠与合同，这也必然造成民法界对此有较大的争议。一种观点认为，赠与合同是实践合同，赠与合同要有赠与人作出愿意将自已的财产赠与给他人，他人也表示接受的意思表示，而仅有这些并不能使合同成立，必须要赠与人实际将赠与物交付赠与人，赠与合同始告成立生效。另一种观点认为赠与合同与大多数的其他典型合同一样，是诺成合同，只要合法的双方达成赠与的合意，合同即告成立生效。

《合同法》以前，由于没有一个具体的明确的法律规定，因而评价赠与合同是否成立也没有一个法律标准。而《合同法》在第11章以11个条文专门对赠与合同作出了规定。我们可以在《合同法》的规定下研究和探讨赠与合同成立生效的时间问题。我们认为赠与合同是在赠与双方达成赠与合意时就成立：了。

虽然《合同法》规定了赠与合同，但却没有明确指出赠与合同成立的时间也是对此问题产生争议的源泉。既然法律没有明确规定，那么我们就得从现有的条文规定中推导结论。从第185条关于赠与合同定义的规定并不能得出赠与合同何时成立的结论。第186条第一款如此规定：“赠与人在赠与财产的权利转移之前可以撤销赠与。”我们不禁疑问：在此时赠与人撤销的是什么？赠与合同，抑或赠与的单方意思表示？我们认为此时赠与人撤销的应该是双方当事人达成的赠与合同。这一论点可以在第186条的第二款得到验证。此款规定：“八有救灾、扶贫等社会公益、道德义务性质的赠与合同或者经过公证的赠与合同，不适用前款（注：即前引的条文）的规定。”对于本款可以有两种理解：一是该款所言的具有救灾、扶贫等社会公益、道德义务性质的赠与合同或者经过公证的赠与合同是诺成性合同，在当事人双方达成合意时成立，负有赠与义务的赠与人不得在赠与财产的权利转移之前撤销赠与，那么此时不得撤销的应当是赠与合同，而不仅仅是赠与人的单方意思表示。既然这些特殊的赠与此时“不适用前款的规定”不得撤销赠与合同，那么对于其他赠与中不得撤销的也应当是赠与合同，那么其他赠与也应当在赠与当事人达成合意时合同就已经成立了，不然哪来的撤销赠与合同？那么赠与合同就是诺成合同。对本款的第二种理解是这些特殊赠与合同是实践性合同，既然是实践性合同，称之为“合同”时赠与的财物已经交付，那么当然不存在适用所谓的“在财产交付之前可以撤销赠与”的规定，就没必要来这一款（第186条第2款）的规定。也就是说这种理解是不妥当的。

基于以上分析，应当可以得出赠与合同是诺成合同的结论。而且如果将赠与合同定位为诺成合同（当然，它有一些特殊的性质），有些问题就迎刃而解，理论上也就可以澄清一些问题。

从本案看来，被告于去年5月与原告达成协议，赠与原告100万元用于教学楼修建，此时赠与合同就应当成立了。至于被告诉讼中提出的没有书面合同的抗辩，没有法律依据。《合同法》规定合同可以采取书面或口头的形式，法律没有规定、当事人没有约定用书面形式的，当事人用口头形式达成的合同不应当因合同形式而被否定效力。法律并没有规定赠与合同必须采用书面的形式，当事人也没有如此的约定，那么当事人之间的口头合同也应当是成立生效的。至此，我们可以得出结论，该赠与合同已经成立生效了。

二、被告是否必须履行赠与义务。这个问题牵涉到两个问题的解析：

第一，本案原告、被告达成的赠与合同是否属于“具有救灾、扶贫等社会公益性质”的赠与合同。如果是这种性质的合同，那么赠与人是不能够根据《合同法》第186条第1款的规定主张撤销赠与的。本案被告事业有成回乡发现村小学教学楼年久失修，便主动向小学校长和村支书表示赠与100万元用于修建教学楼，并达成协议[！]。学校属于公益事业单位，而且，村广播站也将其作为一个爱村之举的典型事例作了报道，我们不能说该被告是为了谋取名利，但却可以认定这一赠与合同应当属于具有公益性质的赠与合同。 根据规定，赠与人在赠与财产交付之前是不能撤销赠与的。那么，也就是说被告依据此种理由和规定是不能免除赠与义务的。

第二，《合同法》第195条规定：“赠与人的经济条件显著恶化，严重影响其生产经营或者家庭生活的，可以不再履行赠与义务。”被告可否依据此条规定主张免除自己的交付义务呢？我们认为是可以的。因为，虽然合同成立，赠与人应当依约履行义务，但现今赠与人确实因生意亏损无力交付赠与款项，应当构成“严重影响其生产经营”，被告应当有权主张不再履行赠与义务。

综上，被告应当有权不再履行赠与义务。

三、原告损失的承担问题。原、被告达成协议，成立赠与合同，而且根据本案的具体情况，这个赠与合同是一个附负担的赠与合同。即一般赠与合同均是单务的，被赠与人只享有权利不承担义务，而本赠与合同中原告作为受赠与人则在享有受赠与的权利时同时也负有义务，即投入配套资金、联系建筑公司、作好开工前的准备工作。

依照二部分的分析，被告有权拒绝履行赠与义务。而被告依据第195条的规定不履行赠与义务，实际上是属于《合同法》第94条（五）项规定的当事人法定解除权的情形。在这种情况下赠与人享有法定的解除权，其不需要承担违约责任，但这并不表明其不承担任何责任。依据第97条的规定，受损害的当事人有权请求赔偿损失。本案中，原告依约履行合同义务（即赠与合同所附的负担）：拆迁房屋、贷款、与建筑公司签约等一系列开工准备工作。现在被告突然不履行赠与义务，解除了赠与合同，使其遭受了一些损失，如银行利息损失、与建筑公司解约的违约金、拆迁费用等。其虽然不能请求违约责任，但应当有权向合同解除人被告主张损失的赔偿请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