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污染环境罪中的缓刑适用

时间:2022-06-22 08:09:27

论污染环境罪中的缓刑适用

【摘要】污染环境罪扩大了污染环境行为的入罪范围,取消了犯罪构成结果要件,操作性增强。污染环境罪放宽了罪状范围,降低了入罪门槛,使刑法的介入得以提前,有利于提高其实际打击能力和威慑力。本罪最宜适用缓刑方式,让罪犯自己去消除污染后果,可有效发挥刑罚功能,使社会成本最小化,有利于恢复环境,提高本罪的应用性,弥补刑罚方式陈旧的缺憾。

【关键词】污染环境罪 刑罚执行 缓刑 社会成本 最小化

针对我国日趋严峻的环境形势,《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二次修订时,对分则第六章第六节“破坏环境资源保护罪”中的第三百三十八条作了较大修改,由此产生了一个新罪名“污染环境罪”。

污染环境罪的罪状及其完善

依据新规定,污染环境罪的罪状是:“违反国家规定,排放、倾倒或者处置有放射性的废物、含传染病病原体的废物、有毒物质或者其他有害物质,严重污染环境”。与原规定进行对比,新规定有如下修改:

取消了原来对污染犯罪行为的污染范围限制。原规定是:“违反国家规定,向土地、水体、大气排放、倾倒或者处置有放射性的废物、含传染病病原体的废物、有毒物质或者其他危险废物”,用“土地、水体、大气”三个概念状语对排放、倾倒或者处置污染物的范围作了限定。“土地、水体、大气”不是“环境”的全部, 而是构成“环境”的次一级组成要素,当然不能涵盖“环境”全部领域,反而使其缩小于三个概念所指定的局部范围,例如,整个生物界就被排除在外,而没有植物和动物,更不用说人类社会,保护这个环境就完全没有意义了。即便是无生命环境,“土地、水体、大气”也不能全面概括,比如近地外层空间,污染早已到达这一领域,是不是也应列入?新规定删去了这三个限定性状语,污染范围就是“环境”,看似无边无际,反而无所不至,解除了法定罪状以偏概全的自我束缚,真正使本罪的适用灵活起来,操作性大大增强了。其次,原规定把污染环境的介质限定于“有放射性的废物、含传染病病原体的废物、有毒物质或者其他危险废物”。其中,“危险废物”是有法定含义的,依据国家标准,特指“列入国家危险废物名录或者根据国家规定的危险废物鉴别标准和鉴别方法认定的具有危险特性的废物”①,按目前执行的《国家危险废物名录》,我国共有47种②。这样的规定意味着,不管你的污染行为有多严重,若排放物不够“级别”,不能入罪。而我们面临的实际环境形势,一般污染介质还是占主要部分,仅就水污染而言,60%以上的污染物来自生活废物,城市垃圾排放更以一般生活垃圾、建筑垃圾为主,更何况,随着新的化学合成物质不断出现,现行公布的47种危险物质根本不能概括所有危险物质。依此规定,此罪的打击力就大打折扣了。新规定改“危险废物”为“有害物质”,几字之差,污染介质一下子从法律特定物降格为一般有害物,大大扩展了该罪的适用性。

改变了犯罪构成要件中的结果要件。依据原规定,构成犯罪必须以“造成重大环境污染事故,导致公私财产遭受重大损失或者人身伤亡的严重后果”为必要条件,所以罪名也定为“重大环境污染事故罪”,是典型的结果犯,不但要求后果在程度上要“重大”、“严重”,而且限定于“公私财产损失”或者“人身伤亡”。污染对人类社会形成危害是一个间接过程,中间隔有一个“环境”,若待出现“公私财产遭受重大损失或者人身伤亡的严重后果”,刑法才介入,其他生物早已遭劫,“环境”自身早已变质、毁坏,根本无法恢复或恢复成本极大。这样的规定,显示出一种无视自然环境里的其他生物境遇和环境本身的破坏的态度。现在的环境保护,是以“生态意识”为基础的,人类与所有生命为一体,同样重要,生命与自然为一体,由自然养育。保护环境,是保护一个极其珍贵、宇宙中唯一的生命维持系统,只要有这个系统在,没有生命,可以重新创造出生命,而不是仅仅人类自己。新规定取消了这个条件,行为人只要有“排放、倾倒或者处置有放射性的废物、含传染病病原体的废物、有毒物质或者其他有害物质,严重污染环境”的行为,即可能构成犯罪,结果犯成为行为犯,刑法介入门槛大大降低,介入时间也可提前,有助于提高本罪的预防功能,充分发挥打击功能。

污染环境罪的刑罚目的与形式

关于刑罚目的,理论上大体经历了早期的一般预防说,个别预防说,后来的社会责任说,阻却犯罪说或剥夺能力说等,随社会发展其也有了相应变化,现在强调降低犯罪风险,保障社会安全,总体上缺乏经济角度考量。中国的相关学说,长期囿于意识形态的影响,明显忽视刑罚的经济作用。本次污染环境罪的修改,罪状变了,刑罚照旧,依然是“处三年以下有期徒刑或者拘役,并处或者单处罚金;后果特别严重的,处三年以上七年以下有期徒刑,并处罚金”,没有提出具有针对性的刑罚形式,就反映了这一点。

若把犯罪对象按性质分为两大类,一类涉及人身伤害,另一类涉及经济损害,污染环境当属于后一类,但其又与其他经济类犯罪有很大不同:它有一定的正当性。污染与生产紧密相连,不可能消灭,就如没有人愿意回到茹毛饮血的原始生活中一样,这是客观事实,也使其有别于其他犯罪,生产越发展,社会越进步,污染物越多。对这样一种行为人主观上无恶意(否则就成为以危险方法危害公共安全罪),客观上又不能杜绝的行为,不管如何处罚,目的应当确立为“社会成本最小化”,也就是说,刑罚应当有利于促进减排,有利于被污染环境的恢复,有利于最大限度减少社会经济损失,最后的效果是尽可能缩小其“外部性”,而不是降低犯罪风险,乃至惩恶扬善。

本罪的犯罪主体是一般主体,包括自然人和单位,但是,当然应把打击重点指向单位,因为“单位”,尤其是各种生产经营性组织,是污染危害主要来源。依据现行规定,对单位犯,规定的处罚是:判处罚金,并对其直接负责的主管人员和其他直接责任人员判处相应自由刑。然而,从1997年第一次修订刑法,污染入罪以来,放眼望去,重大污染事件层出不穷,甚至时有恶性致人死亡的污染事件发生,有几个“单位”被判刑受罚?这在一定程度上纵容了某些“单位”的肆无忌惮。除了在“生产正当性”掩护下,各利益方明里暗里的庇护,刑罚方式不适应是重要原因。首先,罚金该罚多少,很难计算,如以损害计,不要说间接污染损害,就是直接的也很难算清楚;其次,罚少了没有意义,多了则要顾及单位的承受能力,除非不惜企业破产倒闭,这会给社会造成动荡,为形势所不容;最后,罚金不能形成持久约束机制,一次罚过,反而可能刺激企业放手排污,以捞回损失,成为污染“买路钱”。对单位的“直接负责的主管人员和其他直接责任人员”,虽可依法判处拘役或徒刑,但一则这不是单位犯的主罚形式,二则即使有应用,入狱的也绝不会是企业真正的决策拍板者,三则个别人入狱服刑,对已经形成的污染损害的处理毫无直接助益,徒然增加社会成本,从社会成本考虑,得不偿失,所以本罪的刑罚,对“单位犯”的实际震慑力有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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