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国会支持中国人出任IMF总裁吗

5月18日晚，受到犯指控的卡恩辞去了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总裁的职务。这意味着，围绕下一任IMF掌门人宝座的角逐正式展开，预计很快便会水落石出。

从欧洲立场来看，由一名欧洲人接过卡恩意外空出的位子，是顺理成章的事情。自二战结束后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和世界银行同时成立以来，IMF的总裁几乎全部来自欧洲，而世行行长则清一色来自美国。这早已形成了一种约定俗成。

但从新兴国家的立场来看，由美国和欧洲分别把持世行和IMF的陈旧故事，越来越不适应当前的国际形势，尤其不能客观地反映华尔街金融危机以后的国际经济金融格局。因此，与其说卡恩的犯事件给新兴国家提供了一次机会，还不如说它使国际金融监管体系的改革进程得以提前。此观点正越来越成为整个世界（包括欧美）学术界和舆论界的主流。

比较耐人寻味的是，将在任命决定中扮演关键角色的美国至今仍没有亮明自己的立场。美国财长盖特纳先是敦促IMF果断撤换卡恩并任命临时总裁，后又在一份简短声明中称：“我们希望替换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总裁的过程迅速而公开。”这似乎表明，美国对IMF新领导人产生的紧迫性远比对由谁来担任更为关心。有消息说，美国已提名克林顿政府的白宫国际经济顾问和副财长利普顿接任今年8月将要退休的IMF现任第一副总裁、美国人利普斯基的职务。这显示，美国无意竞逐IMF总裁大位。

近来，美国有媒体认为，中国前央行副行长、卡恩的特别助理朱民也是IMF总裁之位的有力竞争者。这不仅因为朱民是新兴经济体的最好代表，更重要的理由是，中国在2008年成为IMF最大的一个新债券持有人，并因此让IMF在金融危机时的借债能力提升了三倍。

我认为，以美国的全球治理战略而论，它会大力支持一位来自中国的官员出任下一届IMF总裁。长期以来，美国一再宣扬，随着经济、政治实力的显著增长，中国应该承担更多的国际义务，希望中国要在美国和西方主导的当今国际秩序下发挥建设性作用。

邀请中国官员来出任这个地位日益重要的国际金融组织的负责人，显然是将看起来对此兴致并不高的中国拉向“负责任大国”的绝佳机会。当然，美国并不会担心中国人领导下的IMF会颠覆它过去的一贯理念，因为IMF的一切重大决策都需要董事会投票决定，而美国仍然是其中的最大股东。即便经过去年年底的改革，中国的投票权由之前的3.65%增至6.19%，仍不及美国（17.67%）的一个零头。而且，因为IMF的一项重大决策的通过需要得到至少85%的支持率，即意味着美国拥有一票否决权。而欧美国家与发展中国家投票权之比仍为52∶48。换句话说，中国即使拉拢到所有新兴经济体，亦不足以西方的主导地位，更何况，相对于意识形态高度一致的美国和欧洲，“新兴国家”之间的相互认同程度要低得多。

此外，将一个中国人推上领导位置，很可能会比欧洲人更能提高IMF对欧洲债务危机援助工作的实际效率――中国政府本身就一直承诺将对希腊、西班牙等国提供帮助，而美国政府则一直对此事三心二意，加上美国自身现在也正面临着预算危机和其他一大堆棘手的经济问题，正好把这只“烫手山芋”扔给拥有世界第一外汇储备的中国。

当然，美国如果真的在改选中把票投给中国人，也会立刻遭遇一个极为现实的顾虑：当佐立克任期届满之时，欧洲很可能以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之身，要求美国放弃对世界银行总裁职位的垄断。

其实，除了正在为面子而战的欧洲人，最不愿意看到中国人出任IMF总裁职务的大概不是别人，而是中国自身。

对中国而言，最佳策略是：一方面努力争取从当前的世界经济秩序中分享到最大好处，另一方面又要站在广大发展中国家的利益上对IMF展开不遗余力的批评。未来，假如我们自己做了IMF(或世行)的当家人(其行为模式是建立在“华盛顿共识”基础之上的)，岂不是将自己置于一个万分尴尬的位置上？这相对于在国际上争取更大话语权的好处而言，实在是得不偿失。

也许正因为这种考量，我们看到，尽管国内外舆论热情高涨，但中国政府对卡恩事件及下任IMF人选问题的表态始终相当低调和谨慎。

相对而言，作为一位官方色彩不浓的学者，央行货币政策委员会委员李稻葵更直白地表示应该支持一位与中国关系友好的新兴国家(特别是小国)的人士出任此要职，而非自己去揽下这个麻烦活。李稻葵认为，新加坡财政部长尚达曼就是一个很好的人选。事实上，我个人认为，对中国来说，只要不是中国人和美国人出任这个位子，其他人选都可以接受，包括再来一个欧洲人。

就目前态势而言，法国现任财政部长拉加德是最有希望最终上位的竞争者。之前，已有4名法国人担任IMF总裁，这个传统恐怕很难在短期内消除。如果她走马上任，将成为IMF历史上首位女总裁，这或许也是拥护她的一个不错的理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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