时间：2022-06-21 05:17:56
传世李叔同（弘一）书法以其出家后所作为大宗，有关其早年书法轨迹的史料十分缺乏。而西安所见清拓《宋璟碑》“李成蹊”题签已然成为我们可以依据的重要史料。作为迄今所见清末民初碑派书法健将李叔同唯一题署的碑帖，弥足珍贵。
两年前，我从天津博物馆到李叔同故居纪念馆主持筹建工作仅月余，即应邀参加了在西安碑林博物馆举办的第七届中国书法史论国际学术研讨会。期间，西安好友根远兄邀我赏其珍藏，其中唐代颜真卿楷书《宋璟碑》，为清拓，共3册。每册皆有魏碑题署“大唐颜鲁公书宋广平神道碑”，隶书款题“一善堂珍藏”。钤印：“李成蹊”“陇西布衣”。
当看到这3册碑拓题签上的两方“李成蹊”和“陇西布衣”印章，我怦然心动。莫非这就是一生嗜碑的李叔同的题签？莫非这真的是迄今仅见的有李叔同题签的碑拓？面对神似李叔同早年书法却又有所不同的题签，以及款署“一善堂”没有明证等问题，对李叔同及其书法研究多年的我也不敢贸然得出肯定的结论。回到天津之后，在繁忙的筹建工作之余，经过大量的考证和比对，乃终释悬案。
“李成蹊”“陇西布衣”印为李叔同早年用印真迹
李叔同（1880～1942年）对于中国文化的杰出贡献及其传奇人生，已无须多言。与本文密切相关的是李叔同的名号等问题。李叔同，又名李岸等，幼名成蹊，学名广侯，字息霜，别号漱筒，是中国书画艺术史上自署别号最多的艺术家之一。据不完全统计，他出家前后，根据自己人生历程中的不同情境所自署的别号或别名有200多个。也因为这个原因，他的一些并未署人们所熟知的他的名字或别名的作品，常常被鉴定为近代“小名头”或“冷名头”作品。如李叔同在日本留学时为同学（唐）企林所作山水（款署名“哀”——去日本留学前因母亲病逝而取；钤印“息”），就曾被专家鉴定为近代小名头作品，前些年拍卖成交价仅2万多元，山东某张姓藏家着实捡了个“大漏”（见拙文《新发现的李叔同山水画及其意义》，《收藏家》2012年第1期）。
李叔同幼名“成蹊”，大致用到了1912年前后，有以下史料可证：
1896年夏，在天津辑成《唐静严司马真迹》，后刊行，亲为题签，署“当湖李成蹊”（《中国书法全集·李叔同马一浮卷》第10页，荣宝斋出版社2002年）。
1896年，治印“成蹊”（《弘一大师李叔同篆刻集一》（一）第53页、（二）第543页，天津人民美术出版社2009年）。
1899年，在上海致徐耀廷（李家桐达钱庄掌柜）函，钤印“成奚”（成蹊）（《弘一大师李叔同篆刻集一》（一）第55页、（六）第541页，天津人民美术出版社2009年）。
1899年6月，李叔同以“李成蹊”之名应征上海格致书院课案（《中国书法全集·李叔同马一浮卷》第10页）。
1899年夏，魏碑书《山茶花》诗文，署款“成蹊”（《旷世凡夫·弘一大传》2007年版）。
1899年夏，李叔同隶书《曹全碑》两条赠徐耀廷，署款“李成蹊”（《弘一大师李叔同篆刻集六》第537页，天津人民美术出版社2009年）。
1899年冬，李叔同刻印《汉甘泉宫研题辞》扉页署：“己亥十月，李庐校印”，内署“纨阁主李成蹊编辑”（金梅《李叔同影事》第71页，百花文艺出版社2005年）。
1900年，摄《天涯五友图》，李叔同题端，署名“李成蹊”（《中国书法全集-李叔同马一浮卷》第4页）。
1901年6月，以“李成蹊”之名考取上海方言馆“备取生”（《中国书法全集·李叔同马一浮卷》第11页）。
1901年寒食，篆书扇面，署款“成蹊”（《弘一大师年谱与墨迹》第17页，2010年版）。
1904年，李叔同以魏碑书赠徐耀廷，钤印“李成蹊”（《弘一大师李叔同篆刻集六》第540页，天津人民美术出版社2009年）。
1911年，李叔同书“白云停阴冈，丹葩曜阳林”联，钤“成蹊”“李哀”两印（《弘一大师年谱与墨迹》第37页，2010年版）。
自用印“成蹊”（《弘一大师李叔同篆刻集六》第564页、第565页）。
以“成蹊”名在《天铎报》撰文，1912年5月22日发表《诛卖国贼》一文；6月17日发表《闻济南兵变慨言》一文；6月20日发表《赵尔巽如何》一文（田涛《弘一大师的前世今生》第133页，东方出版社2009年版）。
1915年，李叔同发表《乐石社记》附《乐石社社友小传》，云：“李息，字叔同，一字息翁。燕人，或曰当湖人。幼嗜金石书画之学……生平易名字百十数，名之著者：曰文涛，曰下，曰成蹊……”（田涛《弘一大师的前世今生》第164页，东方出版社2009年版）。
近现代中国艺术史上，并没有与李叔同同名“李成蹊”的，也没有在钤印上用“李成蹊”的。
李叔同曾刻“陇西李氏”自用（《弘一大师李叔同篆刻集六》第566页）。“陇西李氏”乃李姓郡望之最著者，如唐代皇室皆署“陇西李氏”。李叔同的祖籍至今仍有争议，或以为就是其出生地天津，或以为浙江平湖，或以为山西，莫衷一是。其以“陇西布衣”自况应与自古以来文人的出世与好古思想有关。此拓本题署下钤印“陇西布衣”，虽并不常见，但作为一个亦能治印的艺术家而言，李叔同用过此印是完全有可能的。
这两方印与《弘一大师李叔同篆刻集》所载李叔同青年时所刊印章的时代审美情趣、风格一致，印泥亦是清末民初之物。
“一善堂”可能就在李叔同故居中
李叔同故居现在能确定堂号（或室名）和明确具置的有“桐达钱庄”“桐石书屋”（李叔同父亲李筱楼的书房）、“存朴堂”（李家客厅）、“洋书房”（李叔同留学日本回来后所用书房），以及李家佛堂和祠堂。李叔同的父亲李筱楼虔诚礼佛，乐善好施，人称“李大善人”。但佛堂及李筱楼书房不可能以此命名。李家曾有一抱柱联：“欲高门第须为善，要好儿女必读书。”（现已复原于故居佛堂对过房间的抱柱）强调做善事和读书受教育的重要性。此房当时有可能是李家存放一般收藏品或图书资料的地方，取名“一善堂”合情合理。另有一种可能是李叔同年幼时虽受父亲影响即有佛心佛缘，把自己学习和生活的房间名为“一善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