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位老领导自述:人间自有真情在

我的一生，经历了常人难以想象的大起大落，悲欢离合，但即使在我人生最低潮之际，仍然感受到了人性的光辉与温暖。

一九五五年我从林业学院毕业，经国家统一分配，到湖北襄阳专署林业局任技术员。一九五七年整风运动大鸣大放时，组织上动员帮助党整风。怀着年轻人的一腔热情，我真诚地指名道姓给地委主要领导提了些意见。主要是这位领导，一味指示各县要开荒扩大耕地，致使全专区刮起烧山毁林风，破坏了生态，造成水土流失，气候失调，环境恶化。但我未曾料到，运动到了后期，形势急转直下，原来帮党整风的运动变成了反击猖狂进攻。我的这些意见成了罪证。这位地委领导一句“石树不是谁是?”我就被打成了“主义反人民的资产阶级分子”，开除团籍，赶出机关，押送农场监督劳动改造。

一碗鸡蛋汤

一九五八年三月七日，我们这些分子被押上卡车，经过大半天行程，来到随县唐镇区万福店乡，在一片贫瘠的黄土山岗上，办起了专区干部农场，全场十个大队，不下千余人。我被编在一大队三小队。

万福店乡位于随县西陲。这里偏僻荒凉、人烟稀少。我们一切从零开始，修路建房，开荒种地。我们一大队三小队分散暂借住在张家湾农民家里。我和五位难友挤住在一户姓华的农民家。这是一户六口之家，户主是一位四十多岁的农妇，我们都叫她华妈妈。她丈夫在一九五六年的夏天，因剥死牛不慎割伤手指感染丹毒去世，留下了华妈妈和四儿一女，生活非常困难。

我们借住在华家，天不亮就出工，天黑很久才收工，因此与当地农民基本无交往。但他们知道我们是被押解来监督劳动改造的。

一九五八年夏季的一天，骄阳似火，我上身赤膊只穿一条短裤衩，全身出的汗把裤衩都湿透了。突然，天空乌云密布、暴雨骤降。但是在当时“”、“大雨大干”的政治氛围中，我们顶着劈头盖脸的大雨继续劳动。到下午，我头痛欲裂，发烧了。但我强撑着带病劳动。第二天大晴天，我在烈日暴晒下又挺干了半天，快到中午时，我眼前一黑，晕倒在地。

几位难友把我弄到华家，在高烧中我整整昏睡了三天，凭着微弱的生命力在死亡线上挣扎、煎熬。到第四天，我醒了过来，浑身酸软，一点劲也没有。人们都出工了，只有房东华妈妈在屋里。她见我醒了，转身进入灶房。没多久，她端了两个碗进来，一只碗里面有三张韭菜软饼，另外一碗是鸡蛋汤。华妈妈来到我的床前，说：“你三天多汤水没沾牙，光是昏睡，说胡话……娃子，你个外地人，为啥子要、反?你吃点东西吧。”当时我的头很痛，口干舌燥，但我立即硬撑起来，接过碗和筷子。同时，眼泪禁不住涌出，多么慈祥的华妈妈呀。一碗蛋汤，使我感受到久违的母爱，给了我生的希望，活下来的力量。

因为领袖说了，除了沙漠，只要有了人就有左、中、右，因此，反右运动后，人人都要坚定立场，不论夫妻、恋人、亲属、好友，都要与分子划清界线。在那种人人自危的政治氛围中，人与人没有亲情，都成了政治附属品。有的夫妻因一方是而被迫离婚，有的家里有人划了，父子兄弟便被迫发表声明与之断绝关系。否则，根据情节及本人态度严肃处理。自从我被打为后，为了不影响母亲(退休小学教员)和兄姐(都是工程技术人员)，我在被押去农场前，给母亲写了只有一行字的信，只是说我被打成分子，即将押到农场监督劳动改造。是哪个农场、在什么地方都没说，主要是怕连累他们。直到一九六零年夏，母亲写信给专署林业局局长，询问我的情况，我才与母亲恢复了联系。

自到农场后，我拼命干活，希望通过劳动改造脱胎换骨，恢复正常公民待遇。再繁重和脏累的劳动我都不怕。最难受的是屈辱的、非人的、低人一等的被歧视、被人冷漠无情的对待。而这次高烧，我不仅躲过了死神，且感受到人间温暖。面对慈祥的华妈妈以及她端过来的蛋汤和软饼，真是百感交集。她与我素昧平生，是一个文盲、一个寡妇、家大口阔，子女都小。可她不管什么“左中右”，在我危难之际，仍把我看成是一个“人”，给我生活的希望。几张饼，一碗蛋汤，与今天盛行一席招待宴就动辄用公款上万是不能相比的。但对我来说，它们比鱼翅鲍鱼、生猛海鲜要珍贵。在我心中有两个母亲，一是我慈祥的母亲，另一位是和母亲一样慈祥善良的华妈妈。后来我回到林业局工作，曾多次回到张家湾看望华妈妈，直到她去世。老人家生活艰难，粗食布衣却活到八十多岁，真是好人一生平安。

一位老局长

反击开始后，我成了被批斗的重点。当时不叫批斗，而称之为“辩论”(所谓的“四大”即“大鸣、大放、大字报、大辩论”)。但被“辩论”者只能低头认罪，不准说话，何谈辩护?我感到十分委屈。当时林业局局长姓张，河北大名人，上世纪四十年代初入党，一九四八年南下，一九五四年任专署林业局局长。他对我说，不要害怕，好好检讨就是了。他是专署农林战线反右领导小组成员，但反右运动正在如火如荼之时，他突然不在机关领导反右，而是下乡搞生产了。直到，他遭批斗时，我才知道当时他是因为反右不力，对我太仁慈而被发配下乡的。有位地委领导指责他说，“你喜欢的人是!”一九五八年夏末，他到随县检查工作，专程到万福店乡专区干部农场看望原林业局下放劳动的分子，他和我们座谈，谆谆嘱咐我们要认真改造，有困难可以写信向局里说，并给每人一个用厚帆布做的伐木工人扛木材时用的垫肩，让我们挑担子时不磨肩膀。当时有个难友指着我说，老石仅有的两条裤衩已无法再打补丁。他打开挎包，拿出一条洗干净的裤衩给我。说，“我只带了两条换洗，明天我就回去了，这条给你，裤腰肥些将就穿吧。”同时还给了我十元钱。我感动得不知说什么好，只能用沉默来表达内心的感激。谁知，这事不知怎么让地委某领导知道了，张局长回到专署就挨了批。批斗他时，我才知道当时在专署领导干部中，他是唯一一位到农场去看望被监督劳动改造的分子的人，这在当时是难以想象的。在那极“左”思潮泛滥之时，一位南下的县团级干部，这样关怀下级，让我心生敬意。改革开放后的1987年，我去看望他，他已从郧阳地区副专员任上离休，他对我有意绕开我当这个话题，怕勾起我的伤感。可在我心中，他是一个真正的、大写的共产党员。

一块芝麻饼

1958年冬，我被安排去搞林果苗圃，离开了一大队。苗圃面积约4亩，开始只有我一人。犁田、耙地、挑粪、拉车都是我单独干。我住在苗圃边搭起的草庵子里，独来独往，倒也舒服。一天，来了两个人，自我介绍是群联大

队林场的黄场长和一位林场社员。他们没有育过树苗，听说我建了苗圃，就找来了。此后，我们经常在一起学习育苗技术，成了好朋友。

老黄三十多岁，原是群联大队副大队长，文盲，中共党员话不多，为人厚道。

1958年冬至1959年，吃不饱的问题已开始出现。我们农场和农村一样，很多人得了水肿病，已有饿死人的事件发生。我也患了水肿病，不仅腿肿，一按一个坑，连鞋都穿不进，走路不系鞋带，踢拉着走，走平路都气喘吁吁，上个小坡更是腿如灌铅，只想躺着或坐着，以苟延残喘维持饥肠辘辘的生命。有一天，老黄来到我的草庵，我正捧着一只大钵子，钵子里是水煮切碎的、洒点盐的萝卜缨子和野菜，没一点油，没一粒米，那就是我的“饭”。老黄见后说，你肿成这样，只吃萝卜缨子怎么行呢?我只能报以苦笑。晚上他又来到我的草庵，没有说话，从怀里拿出一个纸包，打开一看，是大约四分之一块榨油以后的麻饼。他说：“这是大队榨油剩下的，你饿了可以砍一块烤一烤摘掉草渣啃了吃。”(土法榨油是将芝麻用稻草包成饼状再榨油，故麻饼坚硬并混杂很多稻草屑)。麻饼在今天人们的眼里只是上好的有机肥，而在当时，却是十分珍贵的食物，是救命粮，不仅可充饥，还有残留的麻油香味。老黄家并不宽裕，三个孩子小，妻子患有那个年代常见的妇女病，不能劳动。这五口之家只老黄一个劳动力。我看过他家的饭菜，基本上是野菜、榆树皮、榆钱加一点米糠或麸皮煮的糊糊。我知道那四分之一块麻饼对于他的家意味着什么。可他却把这珍贵的、保命的麻饼给了我。我首先是感谢，并婉言请他把这饼自己留给饥饿的孩子们吃，我毕竟是大人，忍得住。老黄说：“你是外地人，又是单身汉。劳动这么重，你光吃野菜不行，会死人的。”那晚我们俩为这块芝麻饼推来让去，心里沉甸甸的。

秋季，老黄带着两位社员到随县与河南信阳交界的山区采集购买树种，回来时给我买了一双当地农民做的土布鞋和一些河南农民自织的土布，叫他老婆给我做了两件衬衣，我如数付款。当时买什么都需票证，我们，虽有户口，但没有布票鞋票等一切票证。那时已是初秋，白天我仍是“皮衣”、“皮鞋”，(赤膊、赤脚)，这两件衬衣和布鞋，大大缓解了我入冬御寒的难题。

1962年春，我随最后一批摘掉帽子，满怀喜庆心情，重新回到党和人民的怀抱。我把这喜讯立即发电报告诉妈妈和兄姐。不久我调回专署林业局，本以为我又是人民的一员，可以互称“同志”了。但事实并不如想象的美，头上的帽子虽摘掉了，却换成了一顶“摘帽”之帽。它像孙悟空头上的紧箍咒，牢牢套在我头上，依然被打人另册。

回到林业局后，老黄曾几次到专署所在地办事，每次都到林业局来看我。人们以奇怪的眼光看着他，我理直气壮地向同事介绍，这位农民是我在农场劳动时的好朋友，他是共产党员，生产大队副大队长。

当年，那千万不要忘记的阶级斗争，要天天讲、月月讲、年年讲，而老黄为什么要与一个劳动改造了四年，才勉强摘帽的“摘帽”成好朋友呢?这就是中国最纯朴、最善良的农民本色!

人们常说人生像一台戏，我自己的人生就充满了戏剧性。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后，随着改革开放的深入，我的人生也发生逆转，在党的教育和关怀下，由一个普通的林业技术人员提拔为地区林业局副局长，继而到市政府，后又调到省政府工作。变化之大，无法言说。这种转变使我深深体会到，中国共产党的实事求是，胸怀博大，中国老百姓的朴实善良与真诚。不论身在何处，不管身处什么位置，我始终惦记着华妈妈、老局长、老黄等。他们的关怀使落难中的我有了生活下来的勇气，他们给予的人间真情成为我心中最珍贵的记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