重探百年话剧之源

摘要：新发现的史料证明，清末上海新式学堂的演剧活动诱发和推动中国早期话剧的诞生。学生演剧被称为“文明新剧”，文明新剧在内容和形式上与传统旧剧有所不同，大多已接近话剧。中国早期话剧是在一个大背景下展开的，是国内戏剧思潮和国外影响共同作用的结果。中国早期话剧早在春柳社之前已经萌芽并初具形态。国内学生演剧具有组织上的自发性，目的上的公益性，内容上的时事性，风格上的写实性，形式上的革新性等特征。

关键词:学生演剧；文明新剧；早期话剧

中图分类号：J802文献标识码：A

2007年被称为我国话剧诞生百年，戏剧界、文化界颇为热闹地庆祝了一番。为什么把中国话剧之始定在1907年，又为什么把在日本组织的春柳社的演出定为早期话剧诞生的标志？这是建立在对早期话剧内涵、外延的基本界定基础上的，还是一个笼统的划分？2007年22期的《新华文摘》转载了傅谨先生的文章《重新寻找话剧在中国的起点》，他认为把中国话剧的起点定在1907年春柳社的演出是不妥的。

虽然，很早以来就有人认为中国新剧源于春柳社，例如1929年洪深在《从中国的新戏说到话剧》一文中就认为中国话剧源于春柳社；但这毕竟是一种个人说法。那么，春柳社在什么时候正式被确定为话剧诞生标志的？笔者认为这可能跟20世纪中期新中国的文化建设运动有关。阳翰笙说：“一九五七年，田汉、欧阳予倩、夏衍三同志和我联名提出了纪念话剧运动五十年和搜集、整理、出版话剧运动史料的建议” ［注：田汉等《中国话剧运动五十年史料集》第一辑，第1页。]。一经他们建议，中国话剧诞生的时间就被官方确认下来。伴随着一些纪念活动的是大规模的资料征集和整理工作，很快地，《中国话剧运动五十年史料集》就应运而生了。在该史料集的第一册，田汉有一篇文章《中国话剧艺术发展的路径和展望》，在这篇文章中田汉认为，“和本世纪初中国民族民主运动相呼应，较正规的介绍欧洲式的话剧的，从我留日学生组织的春柳社算起较为妥当。” ［注：田汉等《中国话剧运动五十年史料集》第一辑，第4页。]田汉的这番话说得比较犹豫，也未经过充分论证，是一种经验式的判断。之后的各种文学、话剧史著作则把中国话剧的诞生直接、坚定地放在了春柳社身上。

“中国话剧开始于留日学生组织的春柳社” ［注：唐|、严家炎《中国现代文学史》一册，人民文学出版社，1979年版，第218页。]。“一般戏剧史学家把1907年春柳社在东京上演的《茶花女》和 《黑奴

[FL（K2]吁天录》作为中国话剧史开端的标志” [注：田本相《中国话剧》，文化艺术出版社，1999年版，第6页。]。“中国早期话剧的诞生当以春柳社的成立为标志。” [注：袁行霈《中国文学史》第四卷，高等教育出版社，2001年版，第518页。]“一般认为，1907年‘春柳社’在东京首次演出《茶花女》，宣告了中国话剧的诞生。” [注：田本相、焦尚志《中国话剧史研究概述》,天津古籍出版社，1995年版，第17页。]

笔者认为把春柳社演剧定为中国话剧的开端有一定的道理，也有较大的偏颇。首先，春柳社演剧和当时国内其他的学生演剧相比，其戏剧革新意识和使命感更强；其次，春柳社演剧在日本媒体参与下产生了很大社会影响，留下了照片、评论等许多一手资料。但以春柳社为标志也有偏颇，它遮蔽了春柳社之前上海已经培育了话剧产生的温床，其学生演剧已具有明显的早期话剧形态这一事实；还容易颠倒中国话剧产生的因果关系，是上海的学生演剧促生了日本的春柳社，而非一种外来艺术品种被某个偶然组织的学生团体奇迹似的移植到中国。并且，这一说法会使人们过分夸大中国话剧的日本影响，从而削弱我们对其他影响源和影响途径的关注。事实上，中国早期话剧是在国内外文化、艺术众多因素的合力作用下产生的。最后，春柳社演剧和中国早期话剧（新剧）的形态并不十分一致，因此以春柳社为标志就缺乏足够的代表性。

对中国话剧诞生标志为1907年在日本组织的春柳社的戏剧演出的定论，也有人提出质疑，例如王卫民《我国早期话剧的来源兴盛和衰落》就认为中国早期话剧源于清末上海的学生演剧，从时间上早于1907年，地点在中国而非日本。然而这种说法并未被广泛采信，也许这跟至今为止极少发现春柳社之前的早期学生演剧的一手资料有关吧。

查阅中国早期的话剧研究资料，关于中国早期话剧的开端是有明确说法的，1914年出版的《新剧杂志・序言》义华“吾国之有新剧业，十余载于兹矣”。1914年出版的《新剧考》序二：“予友石渠与耐吾以新剧发源于海上尚未普及于全国，欲以广其流传，乃录取现时新剧著名脚本作《新剧考》。”1914年乘黄为《新剧史》作的序中说：“新剧之起，实胚胎于十年以前”。瘦鹃为《新剧史》作的序中说：“新剧之所以能跻盛域，初非一朝一夕一蹴可几，实以十稔余之心血，十稔余之眼泪为代价，出其毅力以购之，于是乎乃见兹一朵灿烂奇花大放于新剧界上。”王瘦月的序言则认为“凡曾入学校肄业之人，其所受新剧之感化尤大，此余所敢断信而无疑者也。”义华在1918年出版的《菊部丛刊》之《六年来海上新剧大事记》中说“海上之有新剧由来久矣，其初始于各学校”。这些说法都把早期话剧（新剧）诞生的时间放在春柳社之前的上海学生演剧。不过，这些材料都是事后追忆性质的，不是演剧当时的记载。

笔者有幸查阅到1907年前后的上海学生演剧一手资料，这些资料表明，春柳社在日本演出前后，上海学生演剧活动中话剧特征已相当明显；并且，清末上海的学生演剧活动中的话剧因素更多的来自于具有西方背景的新式学堂，这是中国早期话剧受西方影响的重要途径。上海在清末殖民地色彩浓厚，很多西方文化都是从这个窗口进入中国的，西方戏剧通过西式学堂传入也是那个时代的必然现象。《新剧史》中提及的早期演剧的学校中上海基督教约翰书院和徐汇公学等都是教会学校，其他演剧的新式学校也往往有西方背景。

这些刊载于当年报刊杂志上的尚未受到重视的学生演剧史料包括国内上海学生演剧和国外学生演剧两方面的内容。从时间上说，笔者所查到的资料有春柳社初演之前的，有基本同时的，也有之后的。下面按时间顺序分析有关资料。

1906年12月21日《申报・华童公学演剧助赈》“美租界爱而琴路华童公学各学生因悯江北水灾甚重，特于礼拜六，即本月初七日，在本校登场演剧，入场券每人银洋五角，即以看资移助赈捐……”这是一则演剧广告，连续登载了两天。华童公学是1904年由上海工部局创办的[注：陈科美《上海近代教育史》，上海教育出版社，2003年版，第631页。]。上海工部局成立于1854年7月，从1854年到1943年其负责人全部为外国人，只有抗日战争时期为日本人，其他均为西方人。在工部局的印章和局旗上，印刻有英、美、德、俄等12个国家国旗图案，表示租界由此12国侨民选出的代表共同管理。工部局起初是租界的市政管理机构，后来它逐渐演变为租界最高权力机构，租界亦成为国中之国。截至1942年底，工部局设立的学校共有20所。因此，我们相信华童公学有着直接的西方背景，其演剧活动可能亦有西方影响。广告中明确说明这是学生演剧，但所演为话剧还是戏曲则没有介绍。这次演剧的目的是赈灾，1906年长江以北的几个省份发生了严重的水灾[注：1906年《申报》的相关内容。]，上海各界积极组织捐助活动，许多学生也用他们自己的方式贡献一份力量，下面有几条学生演剧材料也是与赈灾义演有关的。

1906年12月31日《纪女医学堂学生演剧赈灾事》“新马路女子中西医学堂经理张竹君女士及各女学生以淮徐海各属水灾颇重……女学生演剧，于灾民鬻女卖妻之惨象，描绘入微，闻者几为泪下……是日男女来宾约有千人，捐输颇为踊跃，盖因各学生不惜牺牲名誉赈救同胞，观者无不感其诚而争先捐助也。”因为是女学生演剧，格外受重视，故报道较详细。通过报纸描述可以判断所演的灾民受难的情景类似于一出“活报剧”，具有当下时效性，内容和风格都是写实的，以感染在场观众达到募捐和启发同情心、义务感为目的。在演出方式上，女学生很可能主要借用了对话和独白而非戏曲形式，因为“描绘入微，闻者几为泪下”诉诸的是听觉。但如果说女学生是在唱戏，则不大符合实际情况。作为一次偶然的演出，女学生要把时事性的内容变为唱词，配以戏曲音乐，用难度颇高的唱腔演唱，并以程式化的动作表演出来，似乎是不大可能的事；并且，戏曲方式也不符合写实的风格。另外，在当时女子演戏是被明令禁止的，唱髦儿戏的主要是，所以，女学生演出的更有可能是新剧（早期话剧）。文中提及的女子中西医学校创办于1904年，由上海人李钟珏所办，地点在公共租界西区[注：陈科美《上海近代教育史》，上海教育出版社，2003年版，第165页。]，属于西方人管辖的范围。校长张竹君是清末民初广东番禺（今广州）人，曾入基督教，毕业于西方人创办的广州夏葛女医学堂。张竹君在清末和民初以西化和洋派作风闻名全国，甚至海外。因此说这所学校也具有西方文化背景。

徐半梅曾说，由中国人办的学堂里的学生演剧，大都是自发性质的[注：徐半梅《学生演剧潮・话剧创始期回忆录》，中国戏剧出版社，1957年版，第7-8页。]。笔者认为早期自发的学生演剧，最初可能未引起媒体的重视，刊载较少，所以我们今天很难找到最早的新剧演出报道。但是1906年的赈灾义演把学生演剧和当时社会热点结合起来，就引起媒体较多地关注和报道。当时的报纸上连篇累牍的登载关于江北水灾的灾情和各界人士的赈灾行动，在这些重大的社会新闻的基础上，中国学早期学生演剧得以在广告和社会新闻栏里记载，给我们留下了相关线索。或者，我们竟可以说，一场巨大的水灾成就了中国话剧，让它从历史舞台的幕后走到了前台。

以上两条材料在时间上都早于春柳社，演剧主体都为学生。朱双云的《新剧史》告诉我们1899年以来的早期学生演剧大都是具有早期话剧特征的新剧，朱双云对于戏曲式的学生演剧特意用批评的语气出之；例如，明德学校“以前所演皆‘国耻纪念’、‘社会现形’等事，处处以惊心动魄出之，此次竟揽入《化子拾金》一剧，徒沾沾于声调。” [注：朱双云《春秋・新剧史》，新剧小说社，1914年版。]因此，我们判断以上两条材料中所提及的学生演剧极有可能是新剧。我们认为春柳社演剧是在国内学生新剧潮的背景下诞生的，在春柳社之前的学生演剧已经初步具有了早期话剧的某些特点。如果说以上材料还属牵强，那么下面的例子就更具有说服力了。

1907年2月22日《申报・益友社演剧助振广告》：“本社择于新正十二日一点钟，假座张园安恺第开演文明新剧，看资悉数助赈……”。这则消息可与《新剧史》有关材料相印证，“丁未春正月任天树、金应谷组益友会。益友会于岁首中旬，假座张园演剧……”。两相比对，我们获得的新信息是演剧的准确时间为1907年农历正月十二（公历2月24），演剧的类型是“文明新剧”。这是目前所见最早用“文明新剧”一词描绘学生演剧的材料。在1907年6月6日和12月18日《申报》上，也有这一用法。因此笔者认为民国初年盛行上海的文明戏的来源之一即是清末学生演剧。在1917年长沙《大公报・剧谈》署名平子的一篇文章中认为“学校的化妆演讲，即世俗所谓改良新剧，亦称文明剧。”这篇文章也认为文明剧跟学校里的表演有关。虽然笔者未必认同这种在文明戏和化妆演讲之间完全划等号的做法，但可以肯定的是在话剧意识还未十分清晰的时候，人们看到舞台上极少唱腔的以对话和独白为主的较为写实的戏剧表演，也就相当于听“演讲”了。无疑的，由于当时学校演剧的艺术性不高，同时学生们对国家的内忧外患和不断发生的天灾人祸充满参与意识和解救渴望，因此，演剧必然充满说教气味，这就更加容易使人们把它看作“演讲”。事实上，人们在当时使用演讲一词描绘戏剧演出，可能主要是借用它兼有“表演”和“讲话”两层含义，并不像今天似的专指某个演讲者站在固定位置上进行专题陈词。和唱、念、做、打的戏曲表演相比，早期话剧难道不确乎类似于“表演”加“讲话”吗？这是特定参照下的模糊概括，并非如当今外延和内涵都非常清晰的概念化表达。该条材料中益友社演出文明新剧的时间比春柳社初演晚13天，当时国内外的信息交流不像今天这样迅速，我们大致可以推断，益友社的演出不是春柳社影响的结果。春柳社在初演于日本的同时，国内学生已经在演出文明新剧了，中国学术界大都认为文明新剧即是中国早期话剧。

1907年4月16日《申报・本埠新闻・学生演剧助赈》条：“昨日，上海实业学堂及震旦学院学生假徐家汇李公祠合演中外古事，集捐赈济，淮海饥民，本馆记者承赠券往观，……西剧《璧衣缘》（实业学生荣大瀛、黄光正、葛吉生、黄国恩、刘元济），西剧《伪翻译》（震旦学生胡光复、张其铎、翁灏、孙文耀、顾义吉、徐鸿吉、高孟启、陈体信）……中国戏剧《冬青引》……”。这段材料中明确了区分了西剧和中国戏剧。《新剧史》没有以上两个西剧的介绍，但有《冬青引》的记载，其演出是穿古代衣冠的历史剧。当时，各个戏院里的改良新戏有时装戏、洋装戏、清装戏，却还未有古装戏，戏曲里的古装戏到1914年梅兰芳尝试古装演出后才受到重视。在当时，所有的历史戏都是按特定行当、角色装扮的。所以说即使是表演“中国戏剧”，学生演剧也已和戏园演古代戏必用相应行当的行头和妆扮有所不同，已经大大写实化了，因此，学生新剧决不仅仅是内容的新颖，形式的革新已经自觉。从题目上来说，这两个西剧应该是故事性的。既然是西剧，或许它的剧目是外国的，或许它的演出方式是外国的，或许两者都是。《璧衣缘》是一个非常中国化的名称，它和《风筝误》恰成对偶，可能表演由璧衣所引发的缘分或姻缘。至少，它的题目给人以中国传奇戏曲式的想象。《伪翻译》则可能是一出讽刺趣剧，它应表演由于冒充翻译而无真才实学引起的种种笑话，其外国剧目的意味也不是很浓，但可以肯定它的内容会涉及外语。所以，笔者认为，中国戏剧尚且已是历史服装，在这里强调的西剧，一定兼具内容和表演形式两方面的含义，也就是说，它应该是早期话剧。人们在研究春柳社时，多强调中国早期话剧的日本影响，这个例子则可以看作是学生演剧的西方影响。这次演剧的时间在春柳社第一次演出的两月之后，也应看作和春柳社同一时期的演出。以上两例可以确证在春柳社演出于日本的同时，上海学生演出的“文明新剧”或“西剧”已经具有明确的早期话剧形态。

1907年4月20日《申报・本埠新闻・学堂演剧助赈》：“日前，复旦公学及商部实业学堂学生曾假座李文公祠合演戏剧助赈水灾，一时观者无不同声赞叹。现该两院学生以灾区甚广，复拟演剧一次……定于本月初九日，仍在李公祠开演……。”这则新闻所说的校名“复旦公学”和前一则“震旦学院”不同，但其实是同一回事，因为这两个学校的创始人都是马相伯，震旦学院是复旦公学的前身，马相伯是清末上海著名的天主教徒和开明士绅，他在上海积极引进、推广西方文化。这次演出的剧目应该和几天前的演出大致相同。

1907年6月6日《申报・安徽旅沪学会恳亲会纪盛》：“……再由各会员学生开演文明新剧以娱来宾。一名《公愤》（汪挺标被害事），一名《励学》（金邦平出洋事）。”这两个剧目应该是时事剧，汪挺标事迹尚未查到。金邦平1905年从日本大学毕业回国，但学历不被朝廷承认，仍须通过朝廷的考试方能给予“出身”。考验出洋毕业生的首次考试于1905年6月举行。金邦平参加了考试，成绩优异。据此，笔者推断《励学》可能是一出时事讽刺短剧。这段文字里“学生开演文明新剧”一语直接把学生和文明新剧接连在一起，似乎在当时人的意识中“学生”和“文明新剧”是一种常见的固定搭配，并且，这种文明新剧具有很强的时事性、写实性特征。

1907年8月12日《申报・游艺会之先声》：“上海学生调查会及开明学会定于初七日一时，假英租界宝善街春仙戏园举行联合游艺会，并演新剧……五，演剧（《上马台》）……九，演剧（《情长气短》）……”这则消息补充了《新剧史》的记载，一是准确时间，而是剧目名称。随后8月16日，该报对此事又作了后续报道。《申报・开明学生开联合游艺会》：“……已志前报，滋悉昨日来宾至者约有四百余人，所演《上马台》及《情长气短》等剧，又见形容尽致，足为开通风气之一助云”。这条消息在观众人数、戏剧特点方面补充了《新剧史》的内容。“形容尽致”一语说明其演出的风格为描摹剧情，追求肖似。有助于“开通风气”之说，道出了他先进、文明的面貌和启蒙观众的功能。根据《新剧史》记载，开明演剧会所演新剧是明确有别于戏曲的，那么，它就是接近话剧的新剧了。

总结上文，较为写实的早期话剧1907年前后已经在中国上演，和春柳社在日本的演出时间大致在相同或紧随其后，且都早于国内著名新剧团体春阳社1907年11月4日的第一次演出[注：《申报》，1907年11月1日。]。以往，人们认为受春柳社影响的春阳社的演出是国内最早的雏形话剧，这种过于重视日本影响的看法容易产生偏颇。因此，这几则报道在中国话剧史上具有重要意义。

另外，1907年12月18日《申报・科学研究会开纪念会》消息，虽未言明是学生演剧，但从内容和剧目上推断，当为学生所为。演剧与物理、化学试验表演相错落，在当时只有学校里才经常性的作物理化学实验。演出时间为“本月二十五日”，演出内容以“理科实验、文明新剧为主”，剧目为《铜官山》、《学生镜》、《杯弓影》，从剧目来看，应以讽刺内容为主。

以上关于上海学生演剧的材料和朱双云的《新剧史》中大量的学生演剧记述相佐证，可以表明在中国话剧创始期的学生演剧被当时的人们称为“文明新剧”，文明新剧在内容和形式上都与传统旧剧有所不同，大多已接近话剧。文明新剧是广大学生在感应时代思潮，表达时代心声，接受西方、日本和传统戏曲影响的情况下形成的。国内学生演剧具有组织上的自发性，目的上的公益性，内容上的时事性，风格上的写实性，形式上的革新性等特征。

笔者认为中国早期话剧的萌芽要早于春柳社的演出还有一个新发现的证据。1907年11月2日《申报》上发表了桐城吴芝瑛的《春阳社新剧绍介》一文，文中称：“每语好事者再，演绎白话或谱为新剧，庶可引为殷鉴……不啻偿吾数年之志。”在这里吴芝瑛明确告诉我们，她“数年”来一直希望把“黑奴吁天”故事改编为“白话”或“新剧”，并曾多次与人谈及这件事。这说明在当时白话剧已经不是一个陌生的东西，反而是越来越被大家接受的新事物了。所以，春阳社的《黑奴吁天》才会令吴芝瑛有心愿得偿和如释重负的感觉。

下面，补充介绍几条早期国内、外学生演剧的相关报道：《华商联合报》1909年第1期《海内外图画影片》栏目中有两幅图片介绍国外学生演剧，其标题为：《南洋爪哇华侨女学生演剧助学》（一）、（二）。《妇女时报》1911年第4期《插画・日本女学堂之演剧》。《南洋群岛商业研究会杂志》1910年第3期《侨音・演戏助学》。1908年5月3日《申报・日本青年会之特色》一文介绍了该会所演悲剧，为白人和印度人冲突的故事。这几幅图片和报道体现了那个时代的媒体关注学生演剧这一新生事物，积极介绍国外学生演剧以扩大人们的新知，引进国外参照指导国内戏剧。因此，国内学生演剧活动并不是孤立的，它与国外学生演剧相呼应，共同反映时代潮流。

中国留学生组织的春柳社在日本演出新派剧式话剧的消息不仅在日本受到空前重视，中国的媒体也积极给与关注。上海《时报》的相关报道已在黄爱华博士的《中国早期话剧与日本》中被使用过。笔者在1908年4月14日《申报》发现一则报道：《东京通信・春柳社定期演戏》“留学生所组织之春柳社去夏曾假本乡座演剧一次，颇为留学生界称赞。近闻该社定于本月十六日，仍借本乡座开第二次演戏。入场券已由各社员发卖矣。”另外，1912年1月13日第14期《小说时报》，发表了《中国留学生在东京组织之春柳社演新剧摄影》。时间已经到了民国，可是杂志上还刊登当年春柳社的剧照，说明春柳社确实在中国新剧史上占有重要地位。

清末也有人直接撰文系统化地研究、介绍外国的学校剧历史，从而间接的达到为国内学生演剧寻找依据的目的。在1908年5月26日和27日的《申报》上有一篇文章《丛谈・学校演剧之沿革》，分两日连载。该文的小序说明了写作原因，“学校演剧，肇于欧西，近代我国教育家颇有提倡之者。留学界中，曾一再实习，评判遂多……是篇详述沿革，足资考镜，故译登之，以绍介于研究是问题者。”随后的文章则是对西方学校演剧史的介绍。该序首先明确指出学校演剧起源于欧洲，接着指出中国近代教育界中人提倡学校演剧，随后才说到留学生演剧，这里所说的留学生演剧大概就是指春柳社了。留学生是在国内倡导之下才实习演出的，它揭示了中国早期话剧是在一个大背景下展开的，是国内戏剧思潮和国外影响共同作用的结果。这段文字是对中国早期话剧起源的具体解释，也是是西方戏剧影响早期中国话剧建设的证明。

鉴于新材料的发现本文的结论有三：其一，本文认为清末的上海已有话剧产生的土壤，即使不假借春柳社的演出，中国早期话剧也会在上海有声有色地展开。其二，中国话剧诞生的时间应该往前推移，诞生地点应该在国内而非国外。其三，中国话剧是在东西洋戏剧、文化和中国传统戏曲、文化的多元影响下而融合的结果；正因为如此，早期话剧其形态不是典型的话剧形态，而是杂合形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