耶稣会士钱德明与《中国古今音乐考》

明万历至清乾隆200余年间，天主教入传中国，数百名欧洲耶稣会士梯航东来。在传播天主教的同时，他们还积极致力于中西文化之间的沟通与融合，成为明清之际中西文化交流的主力军。在音乐领域，会士们不仅将西方音乐作品、音乐理论和西洋乐器介绍到中国，还把有着几千年悠久历史的中国音乐传至欧洲。中乐西传方面贡献最大的人物无疑是法国耶稣会士钱德明(dean-Joseph-MarieAmiot)，他的《中国古今音乐考》作为用欧洲语言系统研究中国音乐的首部专著，在西方音乐界产生了广泛而深远的影响。

一

钱德明，字若瑟，1718年出生于法国土伦，1737年加入耶稣会，1750年到达澳门，翌年奉乾隆皇帝谕令进京供职于朝廷，此后居留北京42年直至去世，为耶稣会中国传教团最后一任会长。他曾在法国受过良好教育，来华后又把大量精力投入到对中国文化的研究上，是一位罕见的多才多艺的传教士汉学家。钱德明颇具音乐天分，擅长吹奏横笛、弹羽管键琴，1751年进京后秉承利玛窦(Matteo Ricci)等前辈耶稣会士的“学术传教”路线，将音乐作为他与中国士人联系的纽带。在与宫廷权贵和上层文人的交往中，他意识到中西音乐之间的巨大差异――“你们的音乐不适于我们的耳朵，我们的音乐也不适于你们的耳朵，你们不能像你们感觉你们最美丽的作品一样感觉我们认为最美丽的作品”，于是萌发了研究、介绍中国古代音乐及其乐理的强烈愿望。

1754年，钱德明将康熙年间文渊阁大学士李光地所撰《古乐经传》一书译为法文，并将译稿连同中文原本一起寄往法国。《古乐经传》西传后并没有得到充分利用，法文译稿不仅始终没有出版，还遭到当时法国音乐界的几位著名人士如拉莫(dean-Phijippe Rameau)、卢梭(Jean-Jacques Rousseau)、鲁西埃(Pierre Joseph Roussier)修道院长的严重曲解和篡改，最后竟然不翼而飞；中文原本则深藏皇家文库，一直无人问津，不失为中西音乐交流史上的一大缺憾。1774年，即《古乐经传》西传20年后，法国皇家文库图书管理员比尼翁(Bignon)先生将鲁西埃修道院长的著作《论古人的音乐》寄给钱德明。钱德明从该书中得知《古乐经传》译稿已被篡改得面目全非。于是，他在一名中国文人的帮助下撰写了《中国古今音乐考》(Mdmoire sur la musiquedes Chinois tant anciens que modernes)。钱德明在前言中表达了他的写作宗旨：“我希望通过我这部对中国音乐介绍的著作，使这些人能够得出对中国音乐的正确评价。”该书于1776年完成，1779年在巴黎出版，1780年又被收入Mgmoires concernant lhistoire，les sciences，les arts，les moeus，les usages，etc.des Chi-nois，par les missionnaires de Pekin(《北京传教士关于中国历史、科学、艺术、风俗、习惯的论文集》)第6卷。

二

《中国古今音乐考》主要参考李光地的《古乐经传》和明宗室郑恭王厚烷之子朱载值摹堵陕谰义》写成，全书除前言外共分三个部分。第一部分按照中国传统分类法介绍八类中国乐器，即“八音”――革、石、金、土、丝、木、竹、匏，代表乐器分别为鼓、磬、钟、埙、琴、、管子和笙。书中对每种乐器的历史、制作和用法都有详细说明，并附大量图例，是西方最早具有音乐图像学意义的中国乐器介绍。第二部分探讨中国律学理论，涉及中国传统的三分损益律及生律方法、中国管律的长度和口径的数据、朱载执戳⒌氖二平均律理论等，并特别指出欧洲当时流行的十二律是朱载值难芯砍晒。第三部分论述中国音乐的“调”，即调式理论，还收录了三节《先祖颂》，即中国祭祀仪式中赞颂祖先荣耀的歌曲，并附五线谱曲谱。

钱德明之前来华的耶稣会士著作中也有一些对中国音乐的零星记载，但多半持否定态度，如利玛窦就在其名著《中国札记》中写道：“中国音乐的全部艺术似乎只在于产生一些单调的节拍，因为他们一点不懂把不同的音符组合起来以产生变奏与和声。然而他们自己非常夸耀他们的音乐，但对外国人来说，它却只是嘈杂刺耳而已。”钱德明的《中国古今音乐考》却对中国音乐作出积极的评价，同样是和声问题，钱德明表达了与利玛窦截然不同的观点：“假如有人直截了当地问我中国人是否早就具有了关于和声的概念，我敢十分肯定地说，中国人是世界上最早通晓和声学的民族，他们最广泛地吸取了这门科学的精华。那么有人又要问他们是如何吸取这门科学的精华的，我这样回答，他们的和声学是包括在一个总括万物的“和弦”中的，它存在于物质力量之间、精神力量之间、政治力量之间，存在于构成其与政府机构的一切无形的事物之间。所谓声音的科学只不过是对于这一总括万物的和弦的展现形式。

他还反复强调中国音乐体系的独创性及其在世界音乐发展史上的重要地位：“早在毕达哥拉斯之前，早在埃及的祭司制度确立之前，更不用说早在墨科利神出现之前，在东方中国，人们就已经意识到了将八度分为十二个半音的问题，中国人称之为‘十二律’。”“在古老的中国，伶伦已经创造出了令人叹为观止、精彩无比的音乐，并不见得逊色于――其实是完全可以与赫尔墨斯神、恩弗伊神相媲美的。中国哲学音乐家用他们的琴和瑟再加上磬，用他们乐律千古不衰的方法能够使最为凶悍的野兽为之驯服，使那些常常比猛禽还要凶残的人变得温良恭俭让。”“中国人是这些大才子们所探索研究的音乐体系的真正创始人……这一体系问世之日便是他们部落制成立之时――也就是说至少在公元前2637年。”

三

《中国古今音乐考》是向西方人系统介绍中国音乐的开山之作，可以跻身子第一批采用西方治学方法研究非西方音乐的著作创列。由于钱德明并非职业音乐家，书中还存在诸如音乐术语使用不当、对汉文典籍解释不够确切等缺陷，但它却向欧洲人展示了中国特有的音乐体系，自刊印以来一直是西方中国音乐研究者的必读文献，被誉为中西音乐交流史上的一页“重大资源”。正如法籍华裔汉学家陈艳霞所说的那样，“钱德明神父有关中国人音乐的著作在18世纪下半叶就如同满月一般闪烁光芒。与它相比，这一时代的其它著作仅仅如同一闪即逝的小流星一般，没有产生过多大影响。”直到18世纪末，法国研究中国音乐的一些主要著作都不同程度地引自《中国古今音乐考》。

1780年，即《中国古今音乐考》出版次年，拉莫的学生、法国作曲家德拉博尔德(Jean-Benjamin de La Borde)就在其著作《论古代和现代的音乐》第1卷“论中国现代乐器”部分转载了《中国古今音乐考》中的相关内容。1785年，格鲁贤(jean-Bap-tiste Grosier)修道院长在所著《志》中也引用了《中国古 今音乐考》前言和第一部分的大量文字。1791年，法国诗人、评论家甘格纳(Pierre-Louis Ginguene)在其《入门百科全书》第1卷中写了一条很长的有关中国音乐的辞条，标题为《中国人的音乐》。在该条目的第一部分，甘格纳对《中国古今音乐考》作了长篇综述，并在其后转引了收录于《中国古今音乐考》中的《先祖颂》。

上述作者在引征钱德明作品的同时，也对他提出的中国音乐是一个独立、完整的音乐体系的观点表示赞同：“这位满腹经纶的传教士由此而在其珍贵的《中国古今音乐考》中得出结论认为，希腊人和埃及人从比他们更古老的中国人中汲取了科学和艺术的内容。他断言这一真理是由一系列的证据向他证明的……习惯于远足世界的埃及人很可能，甚至是肯定利用了中国人的知识，而不会是几乎从不离其国土一步的中国人从埃及人那里学习其科学和艺术。”“钱德明神父所断言的真理，只在那些不用心倾听他的说教，或从不试图深入了解其论断的人眼中看来，才是奇谈怪论。我们对他获得如此富有见地的研究成果，以及为我们所作的非常清楚而又极富判断力的介绍所花费的心血，表示衷心的感谢。”“中国人的音乐体系是他们自己独创的，与其他东方民族的音乐体系没有任何关系。他们与埃及人和古希腊人的音乐体系具有同样的优越性。甚至据某些学者认为，埃及和希腊也借鉴了中国的音乐体系以及中国艺术中的许多其他内容。”

《中国古今音乐考》的影响还波及到欧洲其它国家。英国史学家温特博瑟姆(W.Winterbotham)在其《的历史、地理和哲学观》(1796)中曾引用了《中国古今音乐考》中的大段文字，并对书中的内容表示完全赞同；现代音乐学创始者之一、德国人福克尔(johann Nicholaus Forkel)在《1784年德意志音乐年鉴》中也对该书作了一番概述；在西班牙，还曾有人提出全文翻译钱德明一书的计划，遗憾的是，该译本并未出版问世。

钱德明在华期间，耶稣会的活动因为清政府和罗马教廷之间的礼仪之争而处于低谷状态，1775年又遭遇被教廷解散的厄运。尽管钱德明多方努力，也未能实现复兴耶稣会的愿望。因此在传播福音方面，钱德明无疑是一个失败者，以悲剧的形式结束了耶稣会士在华传教的历史；但是从中西文化交流的角度来看，钱德明继承利玛窦等前辈的事业，为会士们的文化活动画上了比较圆满的句号。他以《中国古今音乐考》和其它著述为中乐西传作出的巨大贡献，足以使他在中西音乐交流史上占有重要的一席之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