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翻译批评标准之传统模式和现代思路

摘 要: 在近二十年翻译界不断探索的启迪下,翻译批评标准的新视角、新思路事实上已是不少研究者的共识。这些新思想,无论是国外的还是国内的,与传统都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是对传统积极继承、努力开拓的结果。本文即以翻译批评标准研究为切入点,将结合中西翻译批评理论,比较我国翻译批评标准的传统模式与现代思路,以充实对中国翻译批评标准发展的认识。

关键词: 翻译 翻译批评 传统模式 现代思路

一、引言

翻译是人类古老的跨文化交流活动,翻译活动的发展必然会引起人们对其的思考的评价。起初这种评价或许仅仅是不成系统的只言片语,但随着实践水平,以及对理论认识水平的逐步提高,这种评价便具有了一定的系统性和理论性,这便是翻译批评。然而评价总有一种“为我”性,评价者很难完全站在价值主体的立场去考虑目的与需要,往往会不自觉地把自己的目的与需要作为参照标准。翻译批评亦如此,每个时代都有不同的需求,不同的评价者出于不同的目的对同一译作也会从不同的角度评价,因而批评标准通常缺乏稳定性。本文结合中西翻译批评理论,从时展、译者、读者、批评者等角度出发,探讨我国翻译批评标准的传统模式与现代思路。

二、中国翻译批评标准的传统模式

中国传统的翻译批评标准尤其注重译文与原文的对等,强调在翻译过程中后者对前者的忠实。这种思想由来已久,东晋道安描述他的译作时就曾说:“众咸称善,斯真实言也。遂案本而传,不令有损言游字;实改倒句,余尽实录也。”在此,道安强调的是原作的重要性,即译作要以原作为根本。这一认识在中国传统翻译思想中得到了延续和继承。到后来,无论是严复的“信、达、雅”、傅雷的“神似”论,还是钱钟书的“化境”观都或多或少地继承并表达了这种思想因素,要求译文对于原文的忠实,尤其是在精神实质上相一致。罗新璋曾将我国自成体系的理论标准概括为八个字:“案本”、“求信”、“神似”、“化境”。这种概括是基本符合中国翻译批评发展的脉络,同时也彰显了传统批评标准中译作要以原作为根本的倾向。

或许,正是传统标准的这种“原作为指”的倾向让其出现了思维定势,主要表现为简单化。比如,在标准问题上总有意无意地总是寻找一个最高的、唯一的正确标准为终极追求;总是以套模式的方法来评价翻译技巧的使用。这种简单化的表现至今仍然存在,如近年刚出版的翻译技巧类教材里,尽管理论内容不少,还是有不少这方面的例子。一是在上下文不明的情况下,一个句子仍是只有一种译法,不考虑其他的可能性,许多例句因此而缺乏说服力;二是在一些问题上理解褊狭,如谈翻译语言的再创造,以一篇英译汉短文中的小标题为例,说“四字格”的译法才显示其魅力和风采,如直译,标题应有的精美感便荡然无存;然而仔细看文章,原文只是一般的说明性散文,语言平实,并不夸张,从小标题下的内容来看,有些译为“四字格”的小标题也显得分量过重,如“Air the details”和“Give a nod to fate”这两个小标题,照编者来看,要分别译为“一五一十道个明白”和“力所不及惟有认命”,而不是更能体现原文简介的语言的特色,更贴近文章内容的“说明详细情况”和“认命”。至于原因,书中也没特别说明,只不过想“高于原作”而已,然而译者都知道,“高于原作”恐怕也是有一定适用范围的。可见,在翻译标准问题上思维方式的简单化、绝对化还是有市场的。此外,也有译者提出批评标准“观念陈旧”的问题。在此,对翻译理论浅尝辄止也是一个重要的原因。理论思考缺乏,就只能生搬硬套技巧了。不过有趣的是,许多声望极高的翻译界前辈们的观念倒并不像有些今人这般陈旧。译者们若在“信、达、雅”后便不敢再越雷池一步,那么连“神似”、“化境”都不可能出现了,想必严复本人也不见得喜欢这种局面。

三、中国翻译批评标准的现代思路

现代的翻译批评标准应将译者摆在重要的位置。目前的多数翻译批评文章中很少出现译者的名字,即使部分多译本比较类的批评文章中提到了译者的名字,也只是用来区别不同的译法,而对于译者的背景、翻译观、动机等则很少涉及。这种现象并不奇怪,因为很多人都认为翻译批评的对象就是文本,其实这是一种很片面的认识。许钧明确指出:“翻译批评不仅仅限于对译文本身的评价,译者对原著的选择,译者的价值取向与翻译道德、态度等都属于批评的范畴。”译者是翻译的主体,主体因素对翻译结果产生巨大的影响,因此,脱离译者来探讨译作就容易导致批评的片面性,而且经常会引起被批评者的反感,从而影响到批评的效果。Berman就提出,批评家在从事批评前首先要寻找翻译主体,确定译者身份,然后从翻译立场、翻译方案、翻译视界三个方面探讨译者的主体因素(孙致礼,1999:261-264)。德国翻译理论家Reiss(2004:107)在其著作《翻译批评――潜力与制约》别强调译者主体性对翻译批评的制约,译者的“个性、所处历史时间和空间、对涉及语言的熟悉程度以及教育水平都构成了制约译者阐释的主观因素”。因此,在某些场合,特别是译者采用意译时,“翻译批评应当承认属于个人范畴的尺度,这种尺度应当对翻译批评的普通范畴构成补充或者替代它们”(Reiss,2004:113)。译者的主体因素决定了翻译批评家不应作出绝对的判断,而只能在充分考虑到译者个性的基础上作出较为客观的判断。

现代翻译批评标准还应更多地考虑读者的认可问题。自上世纪80年代以来,随着西方翻译理论在国内的影响逐渐扩大,中国传统翻译的理论研究方面也逐渐出现了新的思维方式和研究视角。其中影响较大的观点是奈达(Nida)的“功能对等”理论。在奈达看来,就翻译而言,忠实于原文并不是唯一的标准,重要的是能让译文读者获得如原文读者一样的感受。奈达的贡献在于他把读者纳入了翻译批评研究的视野,使翻译批评家们认识到翻译研究中读者的因素也是不容忽视的。杨晓荣在他的新著中谈到:“对文学作品来说,如果说专家评论关系到译作作为翻译作品的价值,那么读者评价所关系到的就是译作作为文学作品的价值。”从这个意义上来看,读者的接受程度可以决定译作的生存价值。就翻译过程而言,读者的态度也能通过译者之手决定着译作作为一种文化产品的生存状态。可见读者认可在翻译批评中具有不容忽视的重要地位。

下面是一句台词,现有各种汉语译文,请看对比:

If you dare to play the fox with me,I’ll shoot you at once.

1)你要是敢耍我,我就赏你一颗枪子儿!

2)如果你有什么狡猾的行为,我马上射死你!

3)汝敢戏吾,格杀勿论!

4)你这小兔崽子要是敢耍什么花招,老子立马要了你的小命!

第二种译法很做作,第三种译法太过正式,第四种译法又太过粗俗,相比之下,第一种译法则较为适中。但这“做作”、“正式”、“粗俗”、“适中”的感觉都是评论者的主观印象,无客观依据。此时读者的认可度就可以发挥作用,在此类翻译优劣的评定上起到举足轻重的作用。其实读者也是凭借自己的主观来感受译作的,所以评论者可以把读者的主观感受作为这句台词翻译的评价标准。不难理解的是对拥有不同知识背景或不同语言取向的读者来说,这几种译法都是可行的,因为人们在日常生活中所应用的语言也是形形的。因此,第三种译法固然正式,但却显示出说话人的干练,对喜爱文言文表达方式的人来说这种译法是可取的。第二种译法让我们读起来很不自然,但如果留意港台电影的对白,我们就会发现他们确实是这样交流的,所以对他们而言,这样的译文就很自然。第四种译法虽不雅,但却最能体现说话者的人物性格特点,因而对于可以接受这类语言的人来说,译文亦是恰如其分的。

现代的翻译批评标准也应当考虑统一性与多样性的有机结合。一般来说,合目的性与合规律性的统一是一切实践活动的最高准则,但我们又无法把这样高度抽象的律条作为翻译批评的标准,因为它的运用太广,过于抽象。不过人们仍希望有个统一性的标准,所以在教条于“忠实、等值、等效、神似、化境”等批评标准的态度受到批判后,人们仍不甘心,始终在有意识无意识地寻找一个统一的批评标准。然而,在不断探索后,人们开始认识到统一标准是很难实现的,因而转向多样性思考。但有时要提出具体的多样性的标准也是十分困难的,因为主体需要是多种多样的,所以也无法实现统一标准。所以,对于当代中国的翻译批评界而言,我们必须采取与原来取向中绝对性、封闭性、顶线式的标准不同的方式,即采用开放性、宽容性并兼顾统一性与多样性的标准。

四、结语

事物是不断运动发展前进的,翻译批评标准也是如此。在近二十年翻译界不断探索的启迪下,翻译批评标准的新视角、新思路事实上已是不少研究者的共识。这些新思想,无论是国外的还是国内的,与传统都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是对传统积极继承、努力开拓的结果。本文即以我国翻译批评标准的研究为切入点,试图将这些新的观点融入对我国传统翻译论的深入理解之中,以充实我们对当代翻译批评标准的认识。这不仅对我国翻译理论建设,而且对翻译批评、翻译实践与翻译教学都有意义。

参考文献:

[1]Nida,E.A.& Taber,C.R.The Theory and Practice of Translation[M].Leiden:Brill,1982.

[2]Reiss,Katharina.Translation Criticism――The Potentials and Limitations[M].上海:上海教育出版社,2004.

[3]吕俊,侯向群.翻译学――一个构建主义的视角[M].上海: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2006:238.

[4]许渊冲.翻译的艺术[M].北京:中国对外翻译出版公司,1984.

[5]罗新璋.翻译论集[C].北京:商务印书馆,1984.

[6]孙致礼.翻译理论与实践探索.南京:译林出版社,199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