丽江:宗教文化的福地

丽江的宗教文化一直是世界游客和学者最感神秘的部分，说其神秘，倒不是说深不可测，而是多种宗教图腾和意识相互交错常常让人眼花缭乱，要彻底弄清他们之间的相互关系和渊源绝对是一项浩大的工程。这种多元宗教文化交相辉映的壮观文化景象，也使丽江成为名副其实的多元宗教文化福地。

自古以来，因为独特的民族渊源和地理位置，丽江宗教文化非常繁荣，不仅拥有自己的原始宗教东巴教，道教、汉传佛教、藏传佛教及西方的天主教和基督教也持续地传到丽江纳西族地区，在相互的对立、排斥中互相融合、吸收，最终形成多元宗教现象。到20世纪50年代初，方圆不满400平方公里的丽江坝子，就修建有六十余座教堂庙宇。其中包括五座著名的云南西北藏传佛教白教派喇嘛寺，有从事印经刻版的滇西禅林金山寺，还有初具规模的天主教堂和基督教堂。这种多宗教的混合使流行于丽江地区的宗教呈现出丰富多彩的多元形态，对丽江地区各民族的文化、民风民俗产生了多层次、多角度的影响。

令人惊奇的是，如此众多且背景大相径庭的宗教文化不但能在这里共生，而且还都成为了纳西族的信仰。纳西族全民信奉的是东巴教，但同时，纳西族还信仰喇嘛教、道教、佛教，还信奉“三朵”为至尊的东主神灵以及天、地、山、水等自然神，形成了多种信仰的民族。然而，与一些生活方式深受宗教影响的民族不同，纳西人并不笃信某一种宗教，他们的有一种“平日不烧香，临时抱佛脚”的意味。也即无病无痛的时候除了祖先什么教都不信，在有事时又往往拜尽各路神仙。30年代中期，丽江发生瘟疫，40年代初，古城里发生火灾，又逢丽江抗日将士在前线阵亡，绅士居民便在四方街举行水陆大会，请喇嘛念藏经、和尚诵佛经、道教奏洞经，为丽江民族庶民消灾免难。在今天的丽江，即使在年老的纳西人中也很难找到很虔诚的信奉者。

包括丽江本地的传统宗教东巴教也受藏族的苯教和后来的喇嘛教的影响，特别是与受本教的影响较大。成为具有多元文化因素的民族宗教，但它仍然保持了原始宗教的基本风貌。东巴教没有至上神，虽然有教主和被称为最大神的几个本、佛神抵，但统观整个东巴教的仪式和经书体系，这些大神并未有统辖众神的功能，东巴教主也只是神抵队伍中的一员，各种神灵各行其道，各有其特定的功能作用，并未能统一在一面至上神的大旗下。东巴教中著名的神路图便把道教的善恶有报和佛教的六大轮回渗入东巴教中。东巴教的神灵结构充分反映了诸种宗教因素在东巴教的混融性，反映出这种民族宗教开放、亲和、兼收并蓄外来文化的特点。

藏传佛教喇嘛教是从元末开始，逐步由经川西传人纳西族地区的。明代中叶以来，随着木氏土司势力向北扩张，加强了和藏传佛教的联系。藏传佛教于清初以后，在丽江、维西纳西族地区得到较快发展。而汉传佛教大约在明初传入丽江纳西族地区。明代纳西族土司特别是木增竭力赞助佛教，广泛与和尚交游。他曾与云南呈贡高僧见晓法师共同参补《华严海印忏仪》42卷。木氏土司在明代盖了庞大的汉传佛教寺庙群，其中最著名的有福国寺、法云阁、琉璃殿、大定阁等。到得清代，汉传佛教在丽江地区得到进一步发展，又增建了60多个大小寺庙，分布在城乡各地。到建国前，丽江县属比较大的村寨，几乎都有一个或几个寺庙，有的大寺有不少田产，寺庙中的和尚也多是纳西族。道教据考最迟在明代中叶传到丽江，明代木氏土司在丽江修了吴烈山神庙、束河九顶龙王庙、七河大玉初神庙、九河神庙、江东迷刺瓦神庙、束河大觉宫、玄光寺、县城玄天阁、中海雷音（寒潭）寺、白沙真武和太极庵等道观，清初在城东修了兜率园、三宝庵。这些道教寺观规模大、分布广。束河大觉宫画有精美的壁画九堵，绝大部分是道教题材。鹤庆太玄宫，也是明代丽江土司本高所建，规模宏大，彩绘奇丽。丽江还有原来附属于道教的皇经会，所供奉的天神地抵，所奏乐曲与洞经会大同小异。洞经会的成员多为官绅、文人及富豪人家子弟，会长一般由当地最高行政长官或军事长官兼任，不一定会诵经奏乐，仅为荣誉头衔，洞经会以此显示其地位的高雅，官绅以此表示自己对文化、音乐的重视。佛教和道教传到纳西族地区后，不断与民族习俗文化相融，宗教的神圣性日趋淡漠，村寨寺庙公共场所化的倾向逐渐突出，不少村寨寺庙除每年会期的集体祭祀外，平时便是村寨儿童启蒙学汉文的学校，也是村里举行村民会议或举行其他集会的场所。

教和后来的喇嘛教的影响，特别是与受苯教的影响较大。成为具有多元文化因素的民族宗教，但它仍然保持了原始宗教的基本风貌。东巴教没有至上神，虽然有教主和被称为最大神的几个苯、佛神抵，但统观整个东巴教的仪式和经书体系，这些大神并未有统辖众神的功能，东巴教主也只是神抵队伍中的一员，各种神灵各行其道，各有其特定的功能作用，并未能统一在一面至上神的大旗下。东巴教中著名的神路图便把道教的善恶有报和佛教的六大轮回渗入东巴教中。东巴教的神灵结构充分反映了诸种宗教因素在东巴教的混融性，反映出这种民族宗教开放、亲和、兼收并蓄外来文化的特点。

藏传佛教喇嘛教是从元末开始，逐步由经川西传人纳西族地区的。明代中叶以来，随着木氏土司势力向北扩张，加强了和藏传佛教的联系。藏传佛教于清初以后，在丽江、维西纳西族地区得到较快发展。而汉传佛教大约在明初传入丽江纳西族地区。明代纳西族土司特别是木增竭力赞助佛教，广泛与和尚交游。他曾与云南呈贡高僧见晓法师共同参补《华严海印忏仪》42卷。木氏土司在明代盖了庞大的汉传佛教寺庙群，其中最著名的有福国寺、法云阁、琉璃殿、大定阁等。到了清代，汉传佛教在丽江地区得到进一步发展，又增建了60多个大小寺庙，分布在城乡各地。到建国前，丽江县属比较大的村寨，几乎都有一个或几个寺庙，有的大寺有不少田产，寺庙中的和尚也多是纳西族。道教据考最迟在明代中叶传到丽江，明代木氏土司在丽江修了吴烈山神庙、束河九顶龙王庙、七河大玉初神庙、九河神庙、江东迷刺瓦神庙、束河大觉宫、玄光寺、县城玄天阁、中海雷音（寒潭）寺、白沙真武和太极庵等道观，清初在城东修了兜率园、三宝庵。这些道教寺观规模大、分布广。束河大觉宫画有精美的壁画九堵，绝大部分是道教题材。鹤庆太玄宫，也是明代丽江土司本高所建，规模宏大，彩绘奇丽。丽江还有原来附属于道教的皇经会，所供奉的天神地抵，所奏乐曲与洞经会大同小异。洞经会的成员多为官绅、文人及富豪人家子弟，会长一般由当地最高行政长官或军事长官兼任，不一定会诵经奏乐，仅为荣誉头衔。洞经会以此显示其地位的高雅，官绅以此表示自己对文化、音乐的重视。佛教和道教传到纳西族地区后，不断与民族习俗文化相融，宗教的神圣性日趋淡漠，村寨寺庙公共场所化的倾向逐渐突出，不少村寨寺庙除每年会期的集体祭祀外，平时便是村寨儿童启蒙学汉文的学校，也是村里举行村民会议或举行其他集会的场所。

多元信仰在纳西宗教寺庙中得到集中体现，丽江的道观佛寺没有严格分类，往往是几教混合。在丽江古城北的北门坡建有道教的城隍庙和佛教的地藏菩萨庙，为一进两院的建筑结构。城隍庙塑有城隍塑像，侧房塑泥像，表现人在地狱里受刑情景，阴森恐怖，院旁搭一木桥，称为奈何桥。人们进庙烧香、祈求安宁，往往是两院都要烧香，既供奉城隍又叩拜地藏。在丽江坝东面的震青山顶建有玉皇殿，山腰是法喜寺，属临济宗派；山脚则是东山庙，塑有大理白族崇奉的本主神。丽江白沙的琉璃殿，原来是塑药师佛的庙宇，也是一进两院。后来，前院住和尚，后院住喇嘛。在丽江，佛寺改道观、道观住和尚的情况很平常。大部分宗教文化均有强大的自我意识，将求专一信仰，然而，这些宗教到了丽江，却展现出对其他宗教极大的包容性。这种产生于纳西族文化习性的相互包容，正是丽江宗教文化发达的根本原因。

这样多种宗教相互交融的局面在纳西生活中极为常见，每年阴历二月八日，举行东山庙会，会期三天，附近百姓蜂涌而来，登山赶会，烧香求神。虽然玉皇和佛主不是一条路上的神灵，但是朝山的百姓却不分教派、不择亲疏，凡见神灵都跪拜烧香，和尚赶来念经，洞经会前来奏乐。更为有趣的是，在塑有千手千眼观音的法喜寺里，举行具有道教特色，包括生殖器崇拜的求子活动。有时候，基督教传教士也来凑热闹，到山上讲经传教，还有丽江民族民间对唱山歌的内容。庙会既是各派传教的极好机会，又是一次重大的民俗活动。

在丽江的法喜寺有一副楹联，概括了这个有趣的现象：是圣是凡，三教原归一理；即心即佛，灵山岂在西方。1942年，丽江白华乡木绍先抄录的2尺谱本中，记有数条会规，其中一条曰：“当时时体贴三教之道，切不可互相谤讪。”

著名的丽江白沙壁画反映了儒释道杂糅的情况。从现存的大宝积宫壁画看，有描绘孔雀明王法会、观音普门品故事、如来说法等显宗内容的，也有大黑天神、大宝法王、降魔祖师等藏传密宗的内容，还有道教的天地水三官和文昌、风雨雷电等画像。虽然元明以后的汉族佛画，也常有佛道交错的现象。但是丽江壁画则是佛教、密宗和道家融汇，有的壁画还用藏文点缀，形成丽江民族壁画的一大特色。

多元，对丽江民族纳西族的社会发展产生了深刻的影响。多元信仰分别与周边民族建立了宗教情感上的共同点，促进了与外民族保持长久友好的睦邻关系，并广泛吸收其他民族的先进文化和生产技术，促进了民族文化的发展。同时推动了丽江各民族经济文化的交流。民国初期，丽江成为滇藏茶马古道的中转站、云南西北的商业重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