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体性价值作为农民生活世界的另一种价值

在现代性不断侵入冲击的现实状况下,传统价值的渐行渐远似乎已经不可避免,因而在价值重建迫在眉睫的当下如何建立并发挥农民主体性价值确实值得我们深思。

一

关于农民生活的价值世界及其变迁,引起了三农学界的持续关注。阎云翔在其著作《私人生活的变革:一个中国村庄里的爱情、家庭与亲密关系》(下文简称《私人生活的变革》),展示了个人经历与普通村民精神世界的微妙变化。他认为非集体化后国家对地方社会之干预的减少却引起了在私人生活发展的同时而使公众生活迅速衰落。村民的个性和主体性的发展基本被限制在私人领域之内,从而导致自我中心主义的泛滥。最终,个人只强调自己的权利,无视对公众或他人的义务和责任,从而变成无公德的个人。〔1〕261

华中村治研究中心的诸位同仁认为价值之变是当前中国农村巨变最为根本的方面。贺雪峰将农民的价值世界分为本体性价值和社会性价值,认为本体性是关于人的生命意义的思考,是关于如何面对死亡,如何将有限的生命意义转化为无限的人生根本问题的应对,是超越价值或终极的价值关怀。本体性价值关心的是人与自己内心世界的对话,是一个人给自己生命意义的答案,是如何处理个人与灵魂的关系问题。社会性价值是关于个人在全体中的位置及所获评价,关于个人如何从社会中获取意义的价值。社会性价值要处理的是人与人以及人与社会的关系问题。〔2〕他将农村的价值之变概括为现代性持续作用带来的本体性价值的缺位和社会性价值的异化。

申端峰认为乡村的财富伦理、婚姻伦理均已经发生变异,并断言乡村治理危机已经向伦理性危机转变。〔3〕陈柏峰研究价值观变迁下的农民自杀问题,指出价值观变迁中本体性价值的丧失是老年人自杀的根源,本体性价值丧失所导致的社会性价值的异化,是年轻人自杀的根源。在《代际关系变动与老年人自杀》一文中,他预测,由于老年人家庭和社会地位的持续降低,而且很难有再提高的制度性因素,因此绝望的自杀在一定时期内会继续增多。〔4〕杨华在《自杀秩序与湖北京山老年人自杀》一文中指出,自杀在京山农村已经成为老年人的一种社会惯习,人们毫不讳言地认为“老人喝药”是必然要走的路,对此不管年轻人、中年人,还是老年人都习以为常,并不把老年人自杀当回事。在京山农村,已经形成了一种关于自杀的文化秩序和地方性共识。〔5〕刘燕舞在《自杀秩序及其社会基础》中指出村庄自身的缺失主体性使得其一方面容易为国家权力和市场侵袭等外在因素所改造,另一方面又使得老年人的自杀在村庄内部寻求不到任何救助。代际失衡、国家缺位、市场侵袭与村庄缺失主体性共同型塑了老年人的自杀秩序。〔6〕

理解中国人的自杀问题,首先需要追溯中国人的意义世界。〔7〕同时,农村自杀问题也预示着中国农民意义世界的转变。可见,价值之变的确是当下农村的巨变。这种巨变是人际关系的巨变,是生存意义的巨变,是传统道德的巨变,是生活预期的巨变,是关于生命价值定义的巨变。

二

已有关于中国农民价值世界的研究似乎都把私人领域与公众领域对立起来,在中国村庄中,现代性进村带来的私人生活的兴起必然带来公共秩序的瓦解和公众生活的衰退。这当然有其合理性,因为在传统血缘基础的村落中,个人是被忽略的,个人只是宗族血脉绵延的一环,个人也是被规定了的,从出生到死亡,村落都有一整套规制无时无刻不在教化并规制个人。作为私的个人与作为公的家族、亲族(传统村庄中的组织)在很大程度上是对立的。个人只有在宗族、亲族中才有意义,真正意义上的理性个人在这种村落中并未发展起来。传统村落的公众生活有两种,一种是宗族仪式活动,另一种是集体化即国家赋予的集体活动。因此当宗族式微,国家退出之后,村庄表现出来的是市场主义逻辑下的个体私欲膨胀和道德沦丧以及一系列的村庄乱象,村庄公共性消失,村民价值世界坍塌。

然而,传统村落研究忽略了在广袤的中国土地上广泛存在的地缘性村落,这些村落没有强规范的宗族或亲族社会组织,村落的连结纽带不是天然的血亲伦理和纲常规范,而是每个村民为人处世的状况。在这样的村落中有独特的评价机制,那就是村民个人是否会“处”、是否讲道理、是否勤劳、有德。如此一来,个人的主体性在村庄层面凸显出来,个体的私被允许但个体为避免被村落舆论压倒多不会私心过重、损人肥己。这种地缘性的村落本身构成一种弱组织,个人人格价值的张扬与村庄的公共性很好地融合在一起,这种村落弱组织具有内生的公共性和公共生活,具有弱规范的公共规则,表现出低度整合的特征。〔8〕

在市场经济改革的浪潮中,这种村庄具有很强的生命力。如湖北南漳调查的不少湾子至今保留了群众评议会的传统,强调“自己靠自己”、“不给本村拖后腿,不给湾子跌面子”;川西平原的村庄至今还强调“老实人有面子,而不一定是家势力大或者有钱人有面子”,这也是个人主体性的一种体现。调查发现,这些村庄在集体力量退出之后,村庄总是存在一些积极分子,自然村落仍然保持一定的集体行动能力。可以看到,川西平原的茶馆以及南漳农村的茶馆一直发挥着娱乐消遣、舆论集散的双重功效。而不是如多数地区的农村,人们越来越多的空闲时间都是在家里过的,除了看电视、打麻将,在村里就找不到更好的事去做了。在非集体化之后,村民甚至连个聚会的地方都没有。〔1〕35在这种村庄中,个体是有意义的,个人幸福感的追求是被理解的。王习明在考察川西平原的村落时就指出川西农村呈现善治的状态,并未发生因公共生活衰退而导致自我中心主义的泛滥以及由此带来的对公共服务的负面影响,村民对他人与集体的责任意识依然存在。他还将川西农村善治的基础归结为善于变通、不认死理、能讲道理、有合作意识的民情。〔9〕

在这样的村庄中,当调查自杀问题时,往往得到这样的回答“自杀是城里人想的事儿,农村怎么可能有人自杀呢?” 家庭作为生命的一种扩展和延伸,能够容纳各种相对独立的人格。个人在村庄中表现出一种“软绵绵的幸福感”,邻里和睦、各种关系融洽,村庄仍然是温情脉脉的生活共同体,依然是农民精神的依托,能够承载起农民生活的意义世界。国家的撤出、现代性的入侵并没有给这些村庄带来摧毁性的影响,因为这些村庄已经内生出一套契合现代性价值并能够抵御现代性冲击的价值,那就是――主体性价值。托克维尔曾指出,拥有最佳的地理位置和最好的法制,没有民情的支持也不能维护一个政体,但民情却能减缓最不利的地理环境和最坏的法制的影响。〔10〕358民情“为人在一定的社会情况下拥有的理智资质和道德资质的总和”〔10〕354,是“习惯、思想和习俗的总称”〔10〕357。这里,主体性价值就是村落共同体的民情。

三

阎云翔在《私人生活的变革中》明确指出,如果中国存在独立的社会组织,如果农民能够参与公众生活,或许这就有可能产生另外一种在强调个人权利的同时也强调个人对公众与对他人之义务的个人主义。可惜现实并非如此。并认为,自80年代以来,公共生活衰落,社会秩序恶化,乡村社区也在解体。国家在撤除了对地方公共生活的所有的政治经济支持后却依然不相信任何形式的社会自组织,这又使得已经衰落的公共生活雪上加霜。农民无法参与任何政治与公众生活,只得闭门家中,对道德滑坡、自我中心主义的盛行等社会问题采取视而不见和曲意逢迎的应对态度。最终,无论是在公共领域还是在私人领域,他们对群体和其他个人的义务和责任感也就日渐消亡。〔1〕260阎云翔对黑龙江下岬村的个案考察在反应变迁中的村庄虽具有代表性,但中国农村地域之广博、环境之复杂、历史之特殊远非个案村所能涵盖,他显然没有考察到这种具有主体性价值的村庄的变迁逻辑。

在川西、南漳考察的地缘性村落,主体性价值的存在使得这些村庄其本身具有弱组织(或者称之为集团)〔11〕的特征,相对于传统的血缘性村落,这种村庄社会网络是一种指向主体价值的弹性结构,个体与集体、村民与村庄、个人与家庭之间能够松弛有度,私人空间的发展以不侵害公共空间为前提。这为我们在本体性价值与社会性价值之间找到了一个平衡点。在现代性不断侵入冲击的现实状况下,传统价值的渐行渐远似乎已经不可避免,因而在价值重建迫在眉睫的当下如何建立并发挥农民主体性价值确实值得我们深思。评注释

〔1〕阎云翔:《私人生活的变革》,上海书店出版社,200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