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十四城记:一段历史的电影归宿

贾樟柯第一次将镜头里的人物放置在他出生之前的年代里，他想让一个城市和一段历史，有一个电影的归宿

从成都市中心天府广场往东大约4公里，有一处正在开发的楼盘。5・12地震发生之后，经常有成群的市民围在一起，远远地看着即将完工的大楼，他们是未来即将入住这里的业主。万幸的是，这场地震有没有损坏他们拿血汗钱换来的房产。

工地的隔离带上，是开发商竖起的巨幅广告牌：白色背景之上，一个微胖的中年男人带着憨厚的笑意，平静地看着从眼前经过的所有人。如今很多成都人知道了这个男人，他叫贾樟柯。也因为这座楼盘，贾樟柯不再是成都的一个路人。他要为脚下这块占地840亩的地皮和它身后的往事拍一部电影，名字就借用这处仍在兴建中的楼盘名，叫《二十四城记》。

一座三线厂的前世今生

2008年5月17日，刚刚制作完成的《二十四城记》带着余温，把第一次亮相献给了戛纳国际电影节。戛纳是贾樟柯的福地，十年前当他的处女作《小武》在国内无人问津时，法国人视他为“最大的惊喜”：2002年，贾樟柯的“故乡三部曲”收官之作《任逍遥》再度获得青睐，受邀角逐金棕榈：去年，为鼓励年轻导演，戛纳电影节设立“电影基石”单元，法国人让37岁的贾樟柯坐上了评委会主席的位置，代表电影节发现和肯定电影新人。

这一次，贾樟柯没有享受到昔日的礼遇。原本将在干人大厅举行的首映，临时被更换为一个两百人的小厅，中国记者在影院门口苦等40分钟无法入场。人为的小插曲没有影响国际媒体对贾樟柯作品的热情，美国《首映》杂志邀请10位国际影评人为该片打分，成绩为2.7，仅少于最高分影片《三只猴子》0.1分。法国《电影手册》则直接在电影节会刊上写道：金棕榈大奖“应该属于《二十四城记》”。

国外观众是否真正了解《二十四城记》不得而知，即便要对国内很多年轻人讲清楚“三线厂”是什么也相当不容易。抛开单纯的三线历史，学界对于三线建设的争议直到今天仍然各持己见――《二十四城记》讲述的正是“三线厂”420五十年的变迁。三年前王小帅电影《青红》所发生的背景也事关三线建设，但那只是一个快要模糊掉的背景，而《二十四城记》差不多在讲一个三线厂的前世今生。

《二十四城记》通过三代厂花的故事，讲述了一座三线厂的断代史：1958年，420厂内迁成都东郊，大批优秀工人从全国各地来到这里，420厂发展为自给自足的小镇，有自己的学校、运动场、食堂，甚至自己生产生活必需品。进入上世纪80年代，同很多三线厂一样，420厂开始衰落，转而生产民用品，生产“双燕”牌洗衣机和电冰箱。进入90年代，420厂经营陷入了困境，集团改制，开始和员工实行用工合同。90年代中后期，职工大量下岗，员工从2万多人降到了5000人左右。

拍摄完《三峡好人》后，贾樟柯同四川结缘，他暂时放下了原本准备拍摄的《刺青时代》，开始了在四川的第二部电影创作。“二十四城芙蓉花，锦官自昔称繁花”。《二十四城记》是贾樟柯第一次将镜头里的人物放置在自己出生之前的年代。同他从前钟情描写当下的创作不同。这一次他给出的解释是：中国的问题在于历史，也就是如何面对过去。

从汾阳到成都

“一个厂，一座城，一个时代，一部延续50年的群像史诗。”贾樟柯用这样的话概括《二十四城记》。这是他第二次将自己的作品定位为史诗，上一次是《站台》。

在同龄导演风风火火四处寻找剧本或者等待从天而降的故事来造就自己的时候，贾樟柯回到家乡汾阳，像山西随处可见的矿工一样，在晋西大地挖掘着故事，并且每一次都不放弃挖掘出故事里几许汾酒的味道。

“马尔克斯有一次在接受关于《百年孤独》的访谈时说，我要让自己童年的经历有一个文学的归宿。贾樟柯其实是怀着同样的冲动来做自我表达，他要让自己青少年时期的经历有一个电影的归宿。”时隔多年，同学孙韬这样描述他所知道的贾樟柯。

“《小武》受到重视后，你想一股脑儿把想过的东西全呈现出来，就把人放到一边，专注到空间、形式上去，反而太用力、太着迷了。”台湾电影大师侯孝贤见到贾樟柯后，直言不讳地批评了眼前的晚辈。

侯孝贤一针见血指出的毛病，在贾樟柯进入四川后获得了改观。“到三峡之后，阳光曝晒着我们，对天气的直接反应都能帮我把丢失的东西找回来。”因为拍摄新片《三峡好人》，贾樟柯第一次把镜头对准了中国西南的四川。“特别去了拆迁的废墟，看到那里的人用手一块砖一块砖的拆，最终让那座城市消失掉，境头里的人感染了我，我在城市里耗掉的野性、血性，回去一碰，又粘着了。好像在创作上粘了一个穴，原来死的穴道又奔腾起来。”2006年9月9日，本命年的贾樟柯在水城威尼斯第一次捧起了金狮奖。

“我一直同步记录国民演变的过程，我生活在一个变革的时代，这种变革性要求一个导演很敏感很同步地来判断。”如贾樟柯所言，他一直都在不停地拍摄身处的当下。“我们不能因为自己的匆匆前行，而忽略了这途中被我们撞倒的人”，挣扎在时代洪流之下的小人物和急管繁弦的宏大时代出现在了他所有的电影里。“变迁”是贾樟柯作品一以贯之的关键词，这个主题一直在影片内里隐隐发力，直到这一次的《二十四城记》。

因为地震，《二十四城记》在电影节上获得了人们心情复杂的关注。“无论是最好的时代，还是最坏的时代，经历这个时代的个人是不能忽略的。《二十四城记》里面有8个中国工人，当然这里面一定会有你自己”。贾樟柯说《二十四城记》会把一个正在经历灾难的城市，和这个城市里人们原来的生活有质感地呈现给观众。贾樟柯一直记得侯孝贤告诉他的秘密：生命印记，请出来就有力量!

争议贾樟柯

“(贾樟柯)糅合现实与虚构语言讲故事，在《二十四城记》中，他以一种比以往更为挑战的方式将事实与虚构相结合。《二十四城记》推新了电影手法。”这是《洛杉矶时报》记者丹尼斯・林看完影片后写下的评论，在他看来，“贾樟柯自由游走在故事与纪录片之间，常常模糊了两者之间的差距”。

拍摄手头故事片的时候，同时拍摄一部相关而且独立的纪录片，是贾樟柯的常用工作方法，这就是行内所说的“套拍”。拍摄《三峡好人》的时候，贾樟柯就将艺术总监刘晓东创作油画《温床》的过程记录下来，后来就成为了纪录片《东》。“这～次拍《二十四城记》，我将二者合二为一了”。

从某种程度上来判断，《二十四城记》干了一件相当冒险的事情：贾樟柯按照时下各大电视台最常用的制作模式，虚构了一部纪录片。他甚至模拟了采访过程中的互相问答。口述历史是当下电视纪录片栏目的主体形态，《二十四城记》跟任何一部没有解说的电视纪录片没有两样，采访段落和纪实段落构成了影片的全部。真正核心的区别仅仅在于，在专业纪录片工作者看来，镜头下的角色严禁虚构，贾樟柯却这样干了。

影评是一件相互拆台的工作，《好莱坞报道》的影评人不太接受丹尼斯・林对《二十四城记》的肯定，“影片的手法并无太多创新之处，虚构角色的表演大为逊色，整部电影的感染力也因此受到削弱”。这样的质疑伴随着影片的大规模上映，会越来越多地出现在贾樟柯耳边。

如果说这样一个事关影像本体的争议属于专业领域，那么随着影片上映，普通观众或者影迷依然会对这一次的贾樟柯心存疑问。眼尖的观众一直都对充斥国产影片的植入性广告颇有微词，在《二十四城记》里，贾樟柯让二十四城房产项目的介绍和售楼小姐的促销段落出现在了影片中：一直起用非职业演员的他。第一次开始大量起用国内一线明星担任影片角色，吕丽萍、陈冲、陈建斌都走进了《二十四城记》，不知道这些改变在很多视贾樟柯为中国艺术电影旗帜的观众看来，该如何接受。

尽管《二十四城记》的戛纳之行颗粒无收，但看过影片的国内媒体近乎一致地给予了肯定的评价。有媒体称这是贾樟柯的“非典型纪录”，是他迄今为止“最成熟的作品”。

在过去的10年时间里，有两位中国内地电影人，从出道之日开始就伴随着争议和批评一路至今。如今的他们，都已相继跻身国际影坛，一位是票房保证，一位则成了艺术电影的代名词。前者是章子怡，后者就是贾樟柯。

面对可能到来的争议。贾樟柯暂时无暇回应。回国以后，他投入了赈灾之列，启动了“城市再生”计划：《二十四城记》将在广州、上海、北京、成都专场放映募捐，所得票款全部转交红十字会，用于灾区灾后影院、图书馆等公共文化设施的重建。“我觉得我自己的内心也发生了一次地震，我需要理清楚自己的思路。所以我不知道我接下来应该做什么，因为我需要去想很多事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