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贵的焦虑

卷首语

高贵的焦虑

公元1753 年7 月25 日，6 岁的瑞典“皇冠王子”古斯塔夫―那个历史上著名的“文化国王”古斯塔夫三世，身着中国传统服饰，操着简单的中文，将一把“中国宫”的钥匙送给他的母亲―喜爱中国艺术的王后乌尔利卡。当时的瑞典一切关于中国的事物都成了时尚。只是在那个时代，源于中国的时尚更多数地是被皇族垄断着，下一等级的人们只能仰视。

今天，新兴的中国财富阶层不远万里地追寻异域的时尚感觉。那些西部骑术的爱好者们或许能够口中吟诵“白马饰金羁，连翩西北驰”，而心中能够想到的偶像只有那个异域的硬汉韦恩。

难道当今的中国就找不出一个时尚的偶像吗？黄晓明饰演的那些角色中让我们隐隐约约地发现中国人历来具备的审美标准。

只是这一切都距离一个真正的、专属于中国财富阶层的时尚有点距离。细数历史，我们很快就能发现历来中国的时尚都是由文人阶层和官僚阶层来领导的，而且这两个阶层内在的联系十分紧密，可以笼统地将传统中国的时尚区别为道统的时尚和政统的时尚两种。大部分情况下，是文人主导了在礼仪和身体技术方面的时尚，而宫廷主导了物质时尚。当然两者也有交叉，总的来说，南宋以来，宫廷时尚的影响力要相对大一些。中国过去的商人，尤其是南宋以后的商人，时尚品味基本上是跟着宫廷走的，他们在中国的等级系统当中地位很低下，但实践时尚的经济能力却很充沛。从民国开始，商人独立的社会地位开始提升，原本“四民社会”的等级制度开始衰落，商人也开始成为时尚的领军群体，他们一方面极力模仿绅士（退休官员或候补官员）的风尚，一方面也积极印记西方的时尚元素，制造了最为独特的一种洋泾浜时尚，这也是今天的人们十分欣赏的所谓“旧上海时尚”的核心。

从社会理论上来说，时尚总是从高等级向低等级的示范，因此，到了社会最底层，时尚风格的变化非常慢，也就是我们通常所说的“土”；社会的最高等级因为肩负着一个文化的锚定的任务，因此往往在时尚风格上并不敏感，他们和底层同样稳定。而上述两个因素的迭加会带来两个后果：一是中间阶层成为了对时尚最敏感的阶层，其中的时尚更新幅度也最大；二是中间阶层只能模仿最高等级的一些十分边缘的时尚风格变化，换句话说，在最高等级的整体表现当中，稳定的部分比例很大，而比例很小的变动的部分就成了整个社会最终极的时尚资源。这些变化会被中间阶层接受、演绎、放大和模仿，最终呈现为一般所谓的时尚。这也是为什么那些纨绔子弟和富人的老婆最容易成为时尚先锋的原因。当然这未必是他们败家的原因。

显然中产阶层是发动时尚变换的主力，中国的中产阶级的时尚主要来自国际中产阶级，而不是对本国财富阶层的模仿，更多的情况下，他们甚至能够反过来影响财富阶层的时尚走势。实际上，这给中国的财富阶层带来巨大的压力，毕竟，财富阶层现在的社会地位使得他们的时尚之所以是时尚，必须以中产阶级的追随模仿为条件，但这恰恰是他们一直无法做到的。中国财富阶层的社会地位与其制造时尚的能力不足之间的矛盾使得大部分中国的有钱人被指责为“不会穿衣服”。

任何审美都是价值观的体现，作为社会最高等级的财富阶层也理所应当地成为主流时尚价值观的担负者，同时也应该有能力制造符合社会价值观念的时尚示范。这个问题虽然难缠，但必须解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