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违规合作开发被叫停，省高院判决龙湖公园支付合作方900多万元
1996年11月6日，安徽省淮南市龙湖公园报经淮南市政府批准，以融资形式与淮南市民郭玲琪签订了《关于开发建设淮南大龙水上乐园的合同》，商定双方合作在龙湖公园内开发大龙水上乐园项目。
第二天，龙湖公园改变原合作意向，提出废止联合开发合同。1996年11月8日，龙湖公园与郭玲琪签订了土地《租赁合同》。合同约定：龙湖公园将东南角6600平方米（10亩）水面出租给郭玲琪，租期为20年，租金计100万元人民币，由郭玲琪开发大龙水上乐园项目。
1996年12月18日、24日，龙湖公园分别向市计委和市政府申报大龙水上乐园工程项目。1997年3月3日，淮南市大龙水上乐园登记成立。
但好景不长，由于大龙水上乐园工程项目未办理审批手续，1997年3月，市建委向大龙水上乐园发出《违章建筑通知》；1997年4月，市建工程项目执法监察办公室向大龙水上乐园发出《龙湖公园大龙水上乐园工程立即停工通知》。
此后，龙湖公园和郭玲琪因为补办工程手续、施工车辆进出以及供电等诸多问题争论不休，加之郭玲琪多占用了龙湖公园10多亩土地没有支付租金，最终导致双方合作破裂。
1997年10月，龙湖公园将大龙水上乐园诉至淮南市中级人民法院。1998年8月19日，法院对该案件作出如下判决：
一、限原告自本判决送达之日起两个月内办理土地使用出让手续，所需一切费用（凭票据），由原告承担70%，被告方承担30%。大龙水上乐园基建项目的报批手续由被告负责办理，所需费用由被告承担。
二、被告共租用原告土地面积22.91亩（其中2.76亩双方约定不计算租金），尚欠原告租金171.8万元，于1998年12月底之前支付50万元（租赁合同约定的），1999年12月底前支付60.9万元，2000年12月底之前支付60.9万元。利息按银行同期贷款利率计算，息随本清。
三、被告大龙水上乐园尚欠原告电费10250.75元，于本判决生效后十日内一次性付清。
四、大龙水上乐园在基建项目施工期间，暂开东门，待施工结束后，按原租赁合同第六条继续履行。被告大龙水上乐园开启东门期间给原告造成的门票损失，由被告于每年年底之前一次性补偿给原告2万元人民币。
五、被告先期投入的安装供电设施的资金238211.26元的利息，由原告承担。该利息按银行同期贷款利率计算。
因双方不服淮南市中级人民法院一审判决，先后分别上诉至安徽省高级人民法院，均要求中止《租赁合同》，并申请对大龙水上乐园投资工程项目进行审计。安徽省高级人民法院委托建行安徽省分行，对大龙水上乐园工程项目投资进行审核鉴定，最终认定工程总投资额为939.0106万元，并认定龙湖公园经济损失7.6932万元，大龙水上乐园项目投资利息169.0219万元。
安徽省高级人民法院认为，龙湖公园在没有办理国有土地出让手续的情况下，与大龙水上乐园联合开发工程项目，中间又擅自改变土地使用性质，违反了国家相关土地法规，双方所签的《关于开发建设淮南大龙水上乐园的合同》、《租赁合同》和《关于大龙水上乐园几项事宜协调》协议应认定无效，对此龙湖公园应当承担主要责任。鉴于双方上诉人均要求中止租赁合同的履行，不愿通过补办手续的方式重新确定租赁关系，故大龙水上乐园工程项目已投资产可折价转让给龙湖公园，其损失由双方上诉人根据过错责任的大小分别承担。
1999年6月28日，安徽省高级人民法院作出（1998）民终字第86号民事判决。判定大龙水上乐园工程项目资产折价转交给龙湖公园，龙湖公园应支付大龙水上乐园978.9207万元，判决生效后三十日内交付。
市领导阻挠法院依法执行，债权人无奈同意放弃400万元债务利息
1999年9月10日，大龙水上乐园向淮南市中级人民法院申请立案强制执行，龙湖公园于1999年12月8日接收了大龙水上乐园资产。2000年4月14日，郭玲琪致信时任安徽省省长许仲林和中央电视台“今日说法”栏目，要求省高院的判决能得到执行。
案件当事人郭玲琪认为，1999年至2002年这3年间，淮南中院在强制执行中是非常尽力的，尤其是淮南中级人民法院院长黄爱华、执行局局长吴新臣和法官栾立刚，他们经常到市政府、市建委和市容局去协调此事，龙湖公园自2000年10月至2002年4月，合计支付大龙水上乐园485.4403万元。如果不是后任淮南市市长、市委书记陈世礼（因贪污受贿被判死缓现正在服刑）的阻拦，以及黄爱华调离、吴新臣退休、栾立刚辞职，此案早就结案了。
拿不出钱的龙湖公园方面表示，公园没有钱但有地，可以将公园内任意一块土地作价划给大龙水上乐园。从龙湖公园2002年6月5日的一份报告中可以看到：时任淮南市市长的陈世礼提出，“公园绿地不得再占用”，划地作价计划遂落空。
郭玲琪说，陈世礼强行阻拦法院执行该案，后又提出“缩水还债”（即减少债权本金和放弃利息），由市政府代替龙湖公园一次性偿还负债本金。郭玲琪对此坚决反对。
2004年，郭玲琪给淮南市中级人民法院领导写信，称不同意放弃利息。此后多年，他不断上访，但无结果。
2009年3月30日，在有关省、市领导批示等压力下，淮南市政府副市长魏耀民就该案的执行问题，主持召开了由市委政法委、市中院、市建委、市财政局及市局等有关部门领导参加的协调会议，研究同意由政府一次性给付郭玲琪482.93万元，另加50万元利息。
2009年6月3日，淮南市中级人民法院副院长丁从起找郭玲琪谈话：“原来政府答应的50万元利息不给了，只给482.93万元。”他还说，“如果不同意放弃400万元的债务利息，市政府就不给钱，法院也就不管不问了。”郭玲琪考虑到该案件已经拖了10年，再拖下去还不知道能拿回多少钱，就答应了。但郭玲琪提出限期一个月内支付，否则就按原判决执行，利息一点也不能少。丁从起表示：“利息如果你能放弃，则一个月内本金到手没问题。”
当事人认为法院对执行案采取双重标准，转而坚决要求法院按原判决执行本息
但是，郭玲琪并没有如愿在一个月的期限内拿到钱。
3个多月后的2009年9月16日，淮南市中级人民法院收到淮南市财政局转来的政府代偿款482.93万元。9月21日至27日，该院从482.93万元中抽出290万元，分别为申请执行大龙水上乐园的5个案件当事人转了款。
执行完郭玲琪拖欠其他人的290万元后，法院还应转给郭玲琪款项计192.93万元。郭玲琪说，以往的做法是钱到法院后，法院先将款转给他，然后再办收款手续。但这次淮南中院却要求他先签字确认同意扣除10万元执行费，才能办理转款手续。而郭玲琪认为，这10万元执行费用依法应该由龙湖公园承担，而且他还担心先签字后一分钱也拿不到，因此拒绝签字，转款的事就此停了下来。
关于这一点，淮南市中级人民法院的说法是，根据法律规定，执行费应由被执行人支付。但一般情况下先由申请执行人预付，后由被执行人交纳。因为郭玲琪不同意支付10万元执行费，就没有给他转款。后来郭玲琪提出先转给他100万元，余下的一半等双方谈好执行费后再说，院里也同意了，但此事被副院长丁从起得知后，因担心郭玲琪最终还是会不同意扣除10万元执行费，把钱转给郭玲琪后怕他不认账，因此要求郭玲琪先签字再转款。
郭玲琪说，他曾多次明确告诉淮南市中级人民法院：“如果2009年9月底以前我拿不到钱，我就不做任何让步，全部按原判决执行。”可没有人理睬他。
2010年春节前几天，郭玲琪按约到淮南市中级人民法院见院长任寰，任寰没有出来见他。他找到副院长杜本硕，提出想要20万元过年，但只拿到了6000元。据郭玲琪介绍，这6000元是10年前的一笔执行款，一直扣在法院账上。
郭玲琪告诉记者，春节后，他多次到安徽省高级人民法院执行局上访，但执行局却屡以“已经发督办函，要给淮南中院时间”为由答复，并反复劝他放弃利息。上访无望，郭玲琪就不断写信、打电话、发短信给淮南中院的相关负责人，要求他们2010年6月30日以前必须给钱，否则他将以命相拼。2010年6月30日，淮南中院将190多万元执行款转给了郭玲琪。
在申请执行龙湖公园债权案期间，郭玲琪也有7个被执行案件在淮南市中级人民法院执行。其中的两个案件，法院是按照每日万分之四计算债务利息，并一次性全部执行到位的。另一个案件被执行时，一个星期内执行了郭玲琪两套门面房、一辆小车和几十万元现金，合计有100多万元。但在执行龙湖公园债权案时，淮南中院是按照万分之二点一计算利息，而且款项久拖不放，这让郭玲琪很是想不通。
关于郭玲琪的疑问，淮南市中级人民法院执行局局长任永乐解释说，这是因为执行龙湖公园债权案时，银行利息降低了。
郭玲琪曾向债主许诺，2009年9月份以前还钱，债主们答应减少本金、放弃利息。因为郭玲琪没有如期还钱，债主们也收回了先前的承诺。利息不断增多，加上上访费用，致使郭玲琪的债务不断增加。因此，郭玲琪放弃了自己原先不要利息的承诺，转而坚决要求法院按原判决执行本息。2009年10月16日，最高人民法院发函（最高院（2009）执监字227号）安徽省高院督办本案；2011年3月7日，最高法院再次向安徽省高院下发督办函。
2011年4月25日上午，记者随同郭玲琪前往安徽省高级人民法院执行局协调处了解案情，得知淮南市中级人民法院上周已将报告送来，同意给付郭玲琪30万元利息。
2011年4月25日下午和26日上午，郭玲琪前往淮南市中级人民法院，要求强制执行龙湖公园债权本息1200余万元，该院执行局局长任永乐说：“我只能把你的要求向上汇报，同意不同意我是没有权利的。”淮南市中级人民法院院长任寰也劝说道：“以前的事就算了，我们再向政府争取一下。”任永乐说：“任院长的意思是在30万元的基础上再争取多一点。”
郭玲琪得知只能拿到30万元利息后情绪非常激动，声称如果只给30万，他不仅血本无归，而且债台高筑，全家人生活将面临困境，因此于法于理他都会拼死抗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