共和国给农民撑腰

数亿农民用自己的脊梁支撑着共和国的大厦，而谁来支撑他们羸弱的身躯呢？

1984年10月1日，在天安门广场热烈庆祝建国35周年的盛大游行中，当一列农民游行队伍高抬“中央一号文件好”七个金色大字的巨幅标语牌走过检阅台时，广场上顿时欢呼起来，人们齐声高喊：中央一号文件好！

时隔20年后的2004年2月8日，当中共中央总书记签署的2004年一号文件――《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促进农民增加收入若干政策的意见》正式公布时，长城内外、大江南北的广大农民再一次从心底里高呼：中央一号文件好！

以中共中央文件的形式专门发一个关于增加农民收入的文件，这是建国55年以来的第一次。这一方面是基于中共中央、国务院对农业的重视，对农民的关怀；另一方面也是基于近几年来中国农民收入增长形势的严峻，城乡居民收入差距的日益扩大。两年前，湖北省监利县的一位乡党委书记李昌平含泪上书国务院，痛陈农民苦难：“农村真穷，农民真苦，农业真危险。”这句话曾经深深地震撼了全中国人。

中国有9亿农业人口，占世界总人口的1／7，占中国总人口的7／10。因此，农民问题始终是中国的根本问题。共和国的一代又一代领导人，无一不把解决农民的致富问题当作首要工作来抓。1949年的土地革命，使农民摆脱了压迫；1979年的农村改革，使农民摆脱了贫困。但是，由于几千年来的等级观念和地位意识，人们对农民的轻视并没有消除，城乡之间的沟沟壑壑并没有填平。在多种因素的影响下，目前中国农民还很穷，中国的农业还相当薄弱。

增加农民收入，一直为共和国领导人魂牵梦萦。邓小平同志曾告诫我们：农民不稳定，整个政治局势就不稳定，农民不摆脱贫困，就是我国绝大多数人没有摆脱贫困。2002年3月15日，时任国务院总理的朱■基在记者招待会上表示：自己最感头痛的是增加农民的收入。总理在向中央有关部门作的一次经济形势报告中，自问自答的一个问题便是：你问我最难的是什么？仍然是“三农”问题。它不仅关系到增加农民收入、扩大市场需求，而且关系到保障供给、稳定社会。

《人民日报》发表社论说，当前农业和农村发展中面临许多新的矛盾和问题，最突出的是农民增收困难，“农民增收难的问题已经到了非解决不可的时候”。

中国要全面建设小康社会，重点就在农村，难点就在农民增收。为此，在2004年新春之后，中共中央、国务院把2004年的“一号文件”再次针对农民，并提出把解决好“三农”问题和促进农民增加收入作为全党工作的重中之重，其历史和现实意义举世瞩目。

种地不赚钱

安徽省的一位农民详细算了一笔收支账。他说他们这里主要种植水稻，每年种一季晚稻。每亩田的农业税是81元，水费68元，兴修费用4元，防汛4元，抗旱10元，农药化肥100元，没有耕牛租用人家的耕牛每亩要70元，这些费用就需要约350元左右，还没有算上种子费、人工费。常年每亩可产稻谷八九百斤，如果减产，每亩的产量只有600斤左右，稻谷的价格只有45元／100斤，一亩田产的稻子的卖价还抵不上成本。“想在种植水稻上能有什么收获几乎是不可能的。”他说。

全国劳模、苏北粮食状元杨定海，承包了1700亩地，没有想到年底一算账，种一亩地还要倒贴80元，一年种田就亏了13万元。他说：“前几年从改革中得到的实惠，这几年已贴得精光。”

据有关部门调查，在江西农村，种植粮食（水稻或玉米等）、经济作物（花生、油菜等）或蔬菜，风调雨顺的情况下，一亩地全年最高纯收入也只有300元～700元。

李昌平在给国务院领导的信里写到：我们这儿的田亩负担有200元／亩，另外还有人头负担100元～400元／人不等，两项相加350元／人亩左右。一家五口种地8亩，全年经济负担2500元～3000元（不含防汛抗灾、水利等劳动负担）。农民种地亩产1000斤谷子（0.4元／斤），仅仅只能保本（不算劳动负担）。80%的农民亏本，农民不论种不种田都必须缴纳人头费、宅基费、自留地费，丧失劳动力的80岁的老爷爷老奶奶和刚刚出生的婴儿也一视同仁要交几百元钱的人头负担。由于种田亏本，田无人种，负担只有往人头上加，有的村人头负担高过500元。

这是一个沉重的现实：在粮食主产区，农产品价格持续低迷，农民种粮无利可图，几近入不敷出。1997年，农民人均来自农业的纯收入为1268元，但自1998年到2003年，农民来自农业的纯收入已连续6年低于这一水平。

进入20世纪90年代以后，中国市场经济逐步形成，国家逐渐放开了包括粮、棉在内的大部分农产品的购销经营权，市场在农业生产中的调节作用日益增强。但随着农产品产量的全面增长，农产品已由卖方市场转到买方市场。几乎所有农产品都呈现出供过于求的状况，农产品的价格也在1993年至1995年达到顶峰之后持续下跌，农民收入因此呈现低增长、零增长甚至负增长状态。

1998年，中国粮食流通体制进行了重大的改革，即按保护价敞开收购余粮、实行顺价销售和收购资金封闭运行三项政策。但由于1996年之后农产品价格持续低迷，各地也相应调低了粮食收购价格和保护价，农民的收入并未因此而得到保护，反而因为农业生产成本的连年上升，使得增收更加困难。

况且，每每在农产品收购价格提高的次年，农用生产资料价格也会全面上涨。因为国家在计划控制农产品的同时，作为生产资料的工业产品已经在市场中自由订价而无从限制了。由此，提高农产品收购价格给农民带来的利好，往往被增幅更猛的农业生产成本所抵消。

收入增长缓慢 城乡差别扩大

2003年，全国农民人均纯收入2622元，比上年增加146元，扣除价格因素后的实际增幅为4.3%，增幅比上年下降0.5个百分点。虽然导致这一情况的主要原因是非典疫情的影响使二季度农民收入出现了负增长，但总的来看，自1997年以来，农民收入的增长幅度已经明显下降，出现了徘徊甚至回落的局面。

1979年至1984年，农村实行联产承包责任制，农业大增产，农民人均收入由1979年的160元提高到1984年的355元，扣除物价因素，年平均增长15.1%；1985年至1988年，种植业出现了徘徊，乡镇企业却迅猛发展，农民收入继续平稳增长，扣除物价因素，农民人均收入由1984年的355元提高到1988年的545元；1989年至1991年是全国农业增产而农业增收缓慢的时期，农民人均所得虽然由1989年的602元提高到1991年的702元，但3年中农民人均收入平均增长仅0.7%，有的年份还是负增长。1992年至1997年，农民人均收入由1992年的921元增长到1997年的2090元，扣除物价因素，比1992年实际增长30%，年均5.4%。从1997年到2003年，全国农民人均纯收入的增幅已连续7年没有超过5%，最高的年份增长4.8%，最低的只增长2.1%，年均增长4%，仅相当于同期城镇居民收入年均增长幅度的一半。1997年到2002年，农民人均年收入只增长了38元多，而城镇居民收入却增长了2500多元。

农民收入增长缓慢，导致城乡居民之间的收入差距在缩小了一段时间后又再一次扩大。城乡居民的人均收入之比，1978年为2.57：1；1980年缩小到2.3：1；1984年缩小到1.86：1；而到1997年，城镇居民的人均可支配收入为5160元，农民人均纯收入为2090元，两者的收入比为2.47：1；2003年城镇居民为8500元，农民为2622元，差距已扩大到3.23：1。

农民收入问题直接关系着农产品的生产。据统计，2002年与1997年相比，农民来自农业的人均收入不仅没有增加，反而减少了100元左右。农民来自农业的收入减少，必然影响到农民尤其是农民种粮的积极性。事实也恰恰如此。2000年以来的4年间，我国的粮食生产一直持续下滑，播种面积不断下降。2003年粮食播种面积下降到不足15亿亩，粮食总产量下降到4306.5亿公斤，结果导致全国性的粮食涨价风波。

更为重要的是，农民收入增长缓慢，也直接制约着农村的购买力，抑制了国内市场的扩大和内需的启动，二三产业的发展也受到严重限制。现实表明，农民收入问题不仅关系到农民生活的改善、农民对农业的投入，还关系着整个国民经济发展的全局。

税收负担

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农村经济研究部韩俊撰文认为，现行农业税制度存在着许多问题：

一是税制不科学。农村税费改革后，农业税是按土地的常年总产量计征的，没有考虑当年总收入扣除生产耗费后的实际所得，这个常年产量既包括农民销售的商品粮，也包括农民的口粮和种子粮等。也就是说，没有把农产品作为商品，而以农产品的产出来计税，从而出现了有的农民种地赔钱还得照章纳税这样的事情。

二是税率并不低。农村税费改革后，农业税税率统一为不高于常年产量的7%，附加税税率统一为不高于正税的20%，合计为不超过常年产量的8.4%。大多数地方实际执行的税负都是8.4%。据国家税务总局估算，实际农产品增值税税负要达到19%。而对比工业品，增值税一般税率是17%。农产品增值税率比工业品高，这在世界上是少有的。以西欧一些国家为例，农业实际负担的增值税税率，法国为7%，德国为6.5%，意大利谷物为2%，卢森堡为5%，荷兰为4%，奥地利和比利时为6%。菲律宾、土耳其等国对农业则实施零增值税率。应当说，在目前农业税制下，我国农民承担了非常高的税负，已超出农民的承受能力。

三是税负不公，城乡不平等。城镇个体户的增值税有月销售额600元～2000元的起征点，工薪阶层所得税也有月收入为800元的免征额。而农业税并没有起征点和免征额，无论土地常年产量是多少，是自用还是外销都要纳税，按全额计征，这不符合税收公平原则。

综观世界各国的税收制度，基本不单独设立农业税这一专门面向农业的税种。在统一的税制下，农民的税收负担与其他社会成员一样，按其经济活动的属性，分别在相应的税种下缴纳所得税、增值税、地产税和遗产税等。农民作为纳税人，与其他社会成员享有相同的税种制度，只是在税率和减免等方面与其他纳税对象有所差别。既然不单独设立农业税税种是国际上通行的做法，在我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后，我国就应该取消农业税税种，把农民的税收负担纳入统一的税制体系。

“剪刀差”

中国的农民不仅承受着日益加重的各种摊派和负担，而且还承受着连年扩大的工农产品价格“剪刀差”。

一般来说，农业对国家经济的贡献，表现为提供国民食品和工业原料两个方面，但是，中国农业还有另一种特殊的贡献，即为几无基础的中国工业提供了最初发展的原始积累。中国农业的这种特殊贡献，是通过工农业产品价格上的“剪刀差”来实现的，也就是通过人为使工业品价格高于价值，农产品的价格低于价值，在相互交换中使农业的劳动剩余转到工业部门，从而加快工业的发展。在此过程中，农民无形中为国家贡献了许多资金。这种资金既不是通过交税也不是通过收费来取得的，而是通过工农业产品价格“剪刀差”来实现的。

有研究表明，从1952年～1990年近四十年间，国家通过工农业产品价格“剪刀差”、税收和储蓄三种方式从农业中汲取资金约一万亿元，占国民收入全部积累总额的22.4%，平均每年250亿元。

另据中共中央政策研究室、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的“农业投入”总课题组估计，仅1979年～1994年的16年间，政府通过工农产品“剪刀差”大约取得了15000亿元收入，同期农业税收入为1755亿元，财政支农支出3769亿元，政府提取农业剩余净额为12986亿元，平均每年从农业部门流出的资金净额达811亿元。

由此我们可以看出，中国经济长期处于农业哺育工业的阶段，亿万农民对工业和城市建设做出了巨大贡献。由于我国工业生产效益尚未达到理想状态，所以在我国，不仅本应早就开始的工业对农业的“反哺”未能实现，农业对工业的“哺育”事实上仍在继续。

国外经验值得借鉴

农业是国民经济的基础，这是我们建国之初就确立的方针。总结历史和现实的经验教训，从中央到地方都越来越深切地认识到，实现农业的稳定发展，是经济稳定、政治稳定的基础。只有农业稳定了，经济才能稳定，社会才能稳定，人心才能稳定，国家才能稳定。在推进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建设的今天，农业更是改革、发展、稳定大局中最重要的支撑点。

但是，如何稳定农业，如何加强农业这个国民经济的基础，却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它除了需要我们从思想上认识外，更重要的是还要有实实在在的扶持措施与投入机制。

在这方面，一些国外的经验值得我们借鉴。

对农产品实施补贴是国际上支持本国农业发展的通用手段，有关专家对中外农业补贴作了比较，结果显示，我国对农业的补贴远远低于西方发达国家。

从补贴量来看，1998年美国、欧盟和日本三方农业补贴占WTO农业补贴总额的89%，其中欧盟占44%、美国占24%、日本占21%。

2001年美国农业国内支持为970亿美元，相当于其农业总产值的50%。中国农业国内支持总量约相当于欧盟的1／10，美国的1／4。美国新农业法计划在今后6年增加约1900亿美元的农业支持，进一步加大对农业的支持力度。

还有许多国家采取一系列高补贴政策稳定与刺激农业生产的发展。匈牙利规定，建造化肥厂、打井、购买拖拉机等可得到20%的补贴；修水库、建筑购销和加工牛奶设施，可得到40%的补贴；改良土壤，可得到40%的补贴；购买农业机械，可得到60%～70%的补贴。

另外，提供短期、中期和长期信贷，也是各国对农业和粮食生产者实行非价格政策的重要形式。如奥地利对种子提供长期信贷；加拿大对农业提供中期和短期的信贷；挪威对购买农业机械提供特别贷款。这些信贷对支持农业和粮食生产都起到了很好的作用。有些国家的政府则对粮食生产投入要素实行价格补贴，以降低农民的生产成本。如印度尼西亚为了保证各种农作物的种子优良，国家对良种实行育种补贴，凡是用于生产和国家计划的，每公斤给予一定的育种补贴。

没有农业的高投入，便不会有农业的高产出，这是被许多国家都证明了的事实。我们要发展农业生产，要提高粮食产量，首要的便是增加对农业的投入。以前我们过于强调人的因素，强调政策的力量，而忽视了物的投入。我们说，农业发展，一靠政策，二靠投入，三靠科技，三者缺一不可。

全党工作的“重中之重”

历经二十多年的改革开放，我国农业发展和改革进入了一个全新阶段。这是我国农业结构加快调整的时期，是农村改革不断深化的时期，是农产品供给最充裕的时期，但同时也是农民增收最困难的时期。

“农民不富，中国不富”。面对农民收入连年增长缓慢的严峻形势，面对“种粮越来越不划算”的现实，党中央、国务院对“三农”问题，特别是农民增收问题，给予了高度关注。

党的十六大指出，统筹城乡经济社会发展，建设现代农业，发展农村经济，增加农民收入是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重大任务。

党的十六大后，新一届中央领导集体多次召开会议专题研究农业和农村工作。强调要更多地关注农村，关心农民，支持农业，把农业、农村、农民问题作为全党工作的重中之重。

从“基础地位”到“首要位置”，再到全党工作的“重中之重”――这些表述的变化，充分反映了党中央对“三农”问题的高度重视。

多年来，中共中央都是每年召开一次中央农村工作会议，每年发一个指导农村工作的政策性文件。但2003年却在年初和年底先后召开了两次中央农村工作会议。在年初召开的农村工作会议上，刚就任中共中央总书记的同志发表了重要讲话。他指出：“全面建设小康社会最艰巨、最繁重的任务在农村”，他要求“更加关注农村，关心农民，支持农业”，“把解决好‘三农’问题作为全党工作的重要之重，放在更加突出的位置”。体现了党的新一届领导集体对农业农村问题的高度重视和逐步解决好农业农村问题的坚定决心。

期待第三次腾飞

2月8日，《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促进农民增加收入若干政策的意见》正式公布。作为2004年中央一号文件，《意见》对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做好我国农民增收工作提出了总体要求。

新的一号文件的突破主要体现在三个方面，即税费改革、粮食购销体制和农村金融制度的改革。

在农村税费改革方面，对农业特产税原来的提法是逐渐取消，基于这个税种的实施客观上限制了产业结构调整，现在文件提出“取消除烟叶外的农业特产税”，这是一个重大调整。另外，税费改革之后农业税税率调到8.4%，造成了一些地方政府公共负债的增加，本届政府提出要把农业税税率总体上每年降低1个百分点，最终恢复到2.4%的水平，这也是一个重大调整。据估算，每减少1个百分点，中央财政将需拿出70亿元，减少6个百分点约需400多亿元。

第二个方面是粮食流通体制改革。全面放开粮食收购和销售市场，对主产区种粮农民进行直接补贴等。

第三个方面就是鼓励有条件的地方，在严格监管、有效防范金融风险的前提下，通过吸引社会资本和外资，积极兴办直接为“三农”服务的多种所有制的金融组织，这是对高度垄断的农村金融体制的一个重大突破。

如果说，20年前的“一号文件”，使凋敝的农村走向繁荣，那么，今天的“一号文件”，则是在全面分析了农业新阶段的内涵和特征后，推动现代农业加快发展、实现历史性跨越的又一次政策创新。它所蕴含的城乡结合、协调发展的科学发展观，是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一个根本要求。

随着中央一号文件的，全国各级党委、政府都在围绕农民增加收入大做文章。

――今年中央财政用于“三农”各方面的投入将增加近300亿元，增长20%，地方财政也将大力增加投入。

――农业部将重点强化四项措施，逐步建立农民收入持续稳定增长的长效机制。一是向种养业的深度和广度进军，充分挖掘农业内部增收潜力；二是大力发展农村二三产业，努力拓展农业外部增收渠道；三是强化对农民工的培训和服务，大力增加农民外出务工收入；四是认真落实促进农民增收的政策，加大政策增收力度。农业部提出，2004年将努力实现农民收入增长5%左右。

――春节刚过，宁波三百八十多万农民都收到了一份特别的“厚礼”――宁波市政府决定：从2004年起，全面免征缓征农业税。

――2月16日，杭州市政府宣布：自2005年起，免征全市所有农户的农业税。

――浙江省将通过调整优化结构、促进产销衔接、推广先进技术等切实举措，不断拓展农业增效渠道和农民增收空间。

――中共甘肃省委、省政府提出目标，要使甘肃省农民人均纯收入增长5%以上。作为措施之一，甘肃省财政厅、省计委将共同安排600万元人民币的专项经费用于农民培训，这一工程将使全省100万农民接受科学技术培训。

――2月12日，中共海南省委、省政府向社会公布了年内要办完结的确保农民增收的12件实事，并公开了各有关牵头单位和责任单位，要求社会各界人士进行监督，确保每件实事项项落实到位。这12件实事包括取消农业特产税，降低农业税率1个百分点，减轻农民负担3亿元；高标准整治基本农田15万亩；培训农民70万人次等。

――江苏省决定，今年全省农业税正税税率降低两个百分点，附加税同比例下降；从粮食风险基金总额中拿出40%的资金，用于对种粮农民的直接补贴；省财政增加安排2000万元农村劳动力培训资金，总额达到4000万元。

――湖北省2004年将推出十项措施，以实现全省农业增效、农民增收、粮食增产的发展目标。这些措施主要是：坚持多种多收，千方百计扩大粮食播种面积；努力提高单产，搞好农作物的田间管理；推广农业增效技术等。

――江西省将采取“七增三减”共10条措施促进农民增收。中共江西省委、省政府希望通过这些措施的落实，使今年全省农民人均纯收入比去年增长6%。

新中国成立后，中国的农业已有过两次大的腾飞。第一次是1952年完成后，农民拥有了自己的土地，农业生产力得到最大的解放；第二次是1979年，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在全国推广，农民生产积极性提高，农业生产迅速发展；而我们有理由相信，2004年中央一号文件的，将使农业出现第三次腾飞。

农业，正酝酿着一次新的机会，一次新的腾飞！

编后：2004年3月5日，国务院总理在全国人大十届二次会议上做《政府工作报告》时宣布：我国将逐步降低农业税税率，五年内取消农业税。对中国亿万农民来说，这实在是个天大的好消息。中国农业一定会迎来第三次腾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