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司法》对公司经营管理的适应性研究

【摘要】修改《公司法》是为了让《公司法》更好地适应公司经营的需要，我国《公司法》在适应公司的同时也对公司经营管理提出了挑战，这也是此次《公司法》修改的一大亮点。本文试图从《公司法》与公司经营管理的关系入手，以现行《公司法》与企业管理的相互适应性为目标，寻求公司的健康发展。

【关键词】《公司法》 经营管理 适应性

企业的存在完全是为了满足社会的某种需求。从一定程度而言，企业本质上是一种资源配置的方式，这种资源配置的方式主要依赖于企业的权威关系。企业中的权威主要有两个源泉：一是治理权威，主要来自于法律、法规等基础性制度；二是管理权威，它是根据企业面临的环境及管理者个人的能力、魅力等内生于企业的。治理权威是整个企业权威关系的基础，但并不是全部，它对管理权威的形成和发挥具有重大影响；反之，管理权威对治理权威也有重要影响。而企业管理是一个协调运作的过程，是企业的内生器官，它的存在完全是为了以自己的职能服务于企业，实现它们的预期。企业管理引导企业的人力和物质资源进入动态的组织以达到组织目的，并且使服务的提供者同时获得一种高度的士气感和成就感。法律制度作为企业的制度基础，其与企业经营管理是融于一体的，二者对企业而言都是不可或缺的。

一、《公司法》与公司经营管理的联系

1、公司经营管理的属性

在社会化大生产中，企业管理是同生产力直接联系的，它是社会劳动过程的一般要求，是创造新生产力的必要手段。这是企业管理的一般性质，这种一般性质存在于多个社会经济形态中。但是，由社会生产力所产生的企业管理的一般性质，总是受一定的社会经济关系的制约，因而在不同的社会经济关系中，企业管理又具有特殊的社会性质，它体现着一定的社会生产关系，是实现生产目的的重要手段。这种由社会劳动过程的性质所产生的管理的一般性质和由社会经济关系性质所产生的管理的特殊性质，就是企业管理的二重性，即管理的自然属性和社会属性。公司经营管理同样具有这种二重性的特点。

2、《公司法》与公司经营管理的关系

《公司法》统一于公司经营管理的二重性。公司管理的自然属性要求《公司法》的制度安排能节约交易成本，实现企业利润最大化，体现科学性和实践性。根据公司契约理论，公司被看作一系列契约的联结，从宏观上看，公司经营、管理的整个过程也就是各种经济合同或协议的谈判、签订、履行和解决纠纷的过程。企业的经营目标,要依赖于各个经济合同的正常、实际履行来实现，而各个经济合同或协议的谈判、签订、履行和纠纷的处理,均必须符合国家的法律法规和市场规则。而所谓的公司管理，也只不过是公司持续性合约反复不断的过程。《公司法》是一种公共产品，在本质上具有合同的属性，它是由政府提供给公司的一种标准合同模本。因此，与其说公司在遵守《公司法》，还不如说公司其实在遵守它们所默认的标准合同的承诺。

3、《公司法》对公司经营管理的影响

（1）改善公司法制环境。我国《公司法》无论从批准手续、注册资本额、发起人人数，还是从出资形式、公司形态上来看，都比原来的大大放宽，既盘活了商事活动的潜力，又丰富了商事活动的范围，改善了公司市场准入的法制环境。

（2）指导公司经营。公司的最终目标是实现企业利润最大化，而现代管理的复杂性和多变性使得公司在现实的经营中，一项预计能获益的安排并不总能产生预期的效益，从而导致交易成本的增加。《公司法》将公司的经营管理方式法律制度化，为企业提供一系列管理规则和标准，就经营管理中的重大问题进行预测，以避免公司经营中的无效率发生，有利于降低交易成本。同时，在公司发生纠纷或合法权益受到侵害时，通过司法程序,依法维护公司的合法权益,避免或挽回经济损失。

（3）提升公司经营的专业化程度。赋予公司高度自治权意味着提高了公司管理手段的自主化程度。《公司法》将诸多权力下放到公司本身，股东会和董事会的决策权力加大，增加了公司经营管理决策的谨慎程度。在决定如何投资、与谁交易时要求管理者必须运用其专业技能和市场经验统筹规划，使得公司在市场瞬息变化的情况下能够规避法律风险，作出最优选择。

（4）完善公司激励机制。《公司法》设置有关董事经理等高管人员的注意义务和忠实义务的一般条款，进一步完善和强化董事义务，建立可供选择的健全的监事会制度和独立董事制度，增加监督的有效性，公司高管人员的权力受到限制。如何提高董事、经理对公司事务的积极性？公司必须重视通过设置有效的激励机制正确诱导他们的工作动机，使他们的积极性和创造性继续保持和发扬下去。要想在市场经济体制下发展壮大企业，软管理显得尤为重要，正确运用激励方法，会使公司更有生命力、更具竞争力。因此，公司必须尽快出台一系列适用于公司高管的激励机制。

（5）增加公司控制风险的难度。放宽公司设立的同时，增加了公司的风险责任。因为市场的风险是恒定的，投资者的风险减少，相应的同公司交易对象的责任就会增加，债权人的风险增加。现阶段，企业改制重组汹涌澎湃，与之相伴的恶意逃债现象层出不穷，如公司出资显著不足或被抽空，导致空壳经营；公司名为“资产重组”，实则金蝉脱壳等，严重侵害了债权人的合法权益，公司参与市场经营的风险和控制市场的风险难度增大。风险信用是市场经济的灵魂，也是决定公司能否立足于市场的关键，这就呼吁公司应该更好地建立完善其内部信用制度和统一的信用备忘查询体系。

二、《公司法》对公司经营管理的适应性表现

不同的公司在组织运营、控制成本、筹集资本及回报投资者的方式上各不相同，甚至同一公司在不同的发展阶段也有差异。公司的管理者最有可能因势利导，设计出福利最大化的企业管理方式，能动性的《公司法》应当影响的是企业的发展进程，而不是其治理结构。我国《公司法》始终追随着公司所赖以生存的市场的变化，不断地适应公司的发展及市场的客观需求。《公司法》的适应性主要表现为以下几方面。

1、适应经济发展，鼓励投资

（1）降低注册资本最低限额，进一步调动投资者设立公司的积极性。《公司法》不再根据公司不同产业分别规定最低注册资本，而是统一将有限公司最低注册资本降至3万元。

（2）改变资本确定制和单一的一次足额缴纳的制度。股份公司改为折中授权资本制，有限责任公司允许较大数额注册资本分期缴纳。

（3）增加出资形式的种类，适当提高知识产权出资比例。“股东可以用货币出资，也可以用实物、知识产权、土地使用权等可以用货币估价并可以依法转让的非货币财产作价出资”，此举将会鼓励成千上万的投资者拿出闲置资本进行投资创业，强化了公司的资本和资产信用。

（4）允许设立一人有限公司。新《公司法》给予我国社会公众投资者与国有股、外资股同等的待遇，使得我国经济社会商事主体多样化。

2、以市场为导向，完善公司治理

《公司法》在涉入公司管理事务时，出于对管理的实际运作模式的考虑，也进行了适度的弹性应变。

（1）减少了对公司的干预。本着公司自治的理念，《公司法》进一步扩大了公司与股东的自治空间，尊重公司与股东自治、自由、民主的权利，大幅减少了对公司生活的不必要干预。一是扩大公司自治，新《公司法》允许公司及其股东对公司章程做个性化设计。如，允许公司在董事长、执行董事或经理中自由选择法定代表人。二是在公司的设立、经营、治理乃至于公司解散清算等环节大胆放手鼓励公司与股东自治，扩大公司的权利能力与行为能力。彻底废除了转投资限制，对于公司向其他企业投资或者为他人提供担保的情况可由董事会作出决议，也可以由股东会作出决议。三是对股东以出资比例(持股比例)行使表决权和分配股利没有作强制性规定，允许全体股东约定不按照出资比例分取红利或者不按照出资比例优先认缴出资、允许股份有限公司章程规定不按持股比例分配股利。因此，有限责任公司章程可以基于公司的人合性约定，允许股东之间不按出资比例分取股利，出资90%的股东可分取60%股利，出资10%的股东可分取40%股利。四是公司可决议有限责任公司股东一人一票的表决方式。

（2）废除了公益金制度。为减轻公司的财务负担，增强公司的竞争力，顺应我国社会保障体系的建立，新《公司法》废除了法定公益金制度。

（3）改进了多种规范形式。从规范形式上看，提高了民事规范、任意规范、促成规范、赋权规范和保护规范的比重，审慎拟定了强制规范，适度减少了禁止规范。

3、突出强调公司的社会责任，促进公司与社会和谐发展

《公司法》第五条明确要求公司从事经营活动时，必须承担社会责任，且在分则中设计了一套充分强化公司社会责任的具体制度。首先，《公司法》进一步完善了职工董事制度与职工监事制度。在公司内部关系上，加强了对中小股东权益的保护，并且加重了高管人员的责任。其次，在处理公司外部关系上，作了比较严格的限制，引入了人格否认制度，加大了对债权人的保护力度。从不同的角度增加了公司的公信力，使公司能更适应社会的需要，体现了公司与社会和谐发展的理念。

总之，《公司法》对公司管理的适应性是一个实践性很强的问题。《公司法》的制定与修改不是为了使《公司法》好看，而是为了使《公司法》好用。公司管理的有效运作也应当在《公司法》的框架内进行。诚然，《公司法》依然有其缺漏之处，《公司法》的不断修改也在逐步的适应公司管理的需要，在此过程中，《公司法》也对公司经营管理提出了挑战，公司经营也在不断适应法律带来的机遇与挑战，将公司推向更健康的发展轨道。

【参考文献】

[1] Jeffrey L.Harrison：Law and Economics[M]，West，Thomason Business Press（2003）.

[2] [美]费兰克・伊斯特布鲁斯、丹尼尔・费希尔著，张建伟、罗培新译：公司法的经济结构[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5.

[3] 罗培新：公司法的合同解释[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4.

[4] 安学锋：现代工业企业管理学[M].北京：经济管理出版社，2002.

[5] 高程德主编：现代公司理论[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4.

[6] 罗泽胜：新《公司法》对股东与公司自治的扩张与限制[C].法学家，2006（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