九世纪的中日史志“小”观念

摘要：《日本国见在书目录》共著录“小”42种，通过对这些“小”书逐一考查，厘清其著录的正讹，并结合中国正史各《艺文志》与《经籍志》中“小”著录情况，对先后成书的《隋志》、《见在目》、《旧唐志》、《新唐志》等重要史志的相关著录进行类别的比较，探究日本目录学著作中的“小”观念与中国史志中“小”观念的关系。《见在目》体现的“小”观念，较为贴近《隋志》为代表的唐人小观念，并以此为标准独立发展，而偏离《新唐志》为代表的析“杂传”入“小”的宋人“小”观念。

关键词：《日本国见在书目录》；小观念；《汉志》；《隋志》；《旧唐志》；《新唐志》

中图分类号：I207.41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3－9841(2011)05－0170－05

本文所依据的《日本国见在书目录》(以下简称《见在目》)版本为日本宫内厅书陵部所藏室生寺本，并参考了《古逸丛书》本第十九种《影旧钞本日本国见在书目》，即光绪十年(1884年)清黎庶昌辑刊遵义黎氏日本东京使署本。按，《古逸丛书》本所用底本有“丁丑五月九日写竟，中岛胜延”识语，应属于室生寺本的一种传钞本。据日本学者考证，《日本国见在书目录》由藤原佐世编撰，成书时间大抵上限为日本清和天皇贞观末年，下至宇多天皇宽平三年后，约为公元877－892年，相当于中国唐代僖宗朝。中国《隋书?经籍志》(以下简称《隋志》)成书于唐高宗显庆元年(656年)，《旧唐书?经籍志》(以下简称《旧唐志》)成书于后晋出帝开运二年(945年)，且《见在目》第十一目“正史家”类著录“《隋书》八十五卷”，注“颜师古撰”，故《见在目》著录图书时间应在《隋志》与《旧唐志》之间，《见在目》著录编排大抵仿照《隋志》分类次序。

在此基础上考察《见在目》对“小”的著录及其相关信息，可看出唐宋时期中国史志“小”观念对日本目录学“小”观念的影响。《见在目》著录“小”43种(含重出1种)，分别为：第7家“孝经家”3种、第13家“杂史家”2种、第15家“起居注家”1种、第16家“旧事家”2种、第20家“杂传家”13种、第21家“土地家”5种、第25家“道家”1种、第30家“杂家”6种(1种与“杂传家”类著录重出)、第32家“小家”10种。《见在目》著录时为行文方便，多将上下文相同之字加以省略，本文用“()”标识并补全省略之字；对《见在目》的讹字，则在其字后用“[]”标示并注明正字。

一、中国史志“小”的观念发展

《汉书?艺文志》(以下简称《汉志》)“诸子略”第十类“小家”小序称：

小家者流，盖出于稗官。街谈巷语，道听途者之所造也。孔子曰：“虽小道，必有可观者焉，致远恐泥，是以君子弗为也。”然亦弗灭也，闾里小知者之所及，亦使缀而不忘。如或一言可采，此亦刍荛狂夫之议也。

班固在《汉志》总序中明自己参考了刘向、刘歆父子的《七略》，“今删其要，以备篇籍”，他对“小”的阐述继承了以刘向、刘歆父子为代表的西汉人的“小”观念。中国早期“小”是体现了史家以“小道”为核心判断标准的子部之。“小”的创作来源、传播方式与表现手段，“街谈巷语，道听途者之所造也”，其创作与传播来自普通社会生活，这使“小”具有与“君子”之“道”产生偏差的“致远恐泥”的性质。其表现手段究竟是什么?班固没有明确明，但他对“小”的实际效果无疑是抵触的。

该期士人对“小”表现手段的实际效果有明确的表述。桓谭《新论》云：“若其小家，合丛残小语，近取譬论，以作短书，治身理家，有可观之辞。”此处对史家“小”观念作了有力的补充。“近取譬论”，《文选》胡刻本、四部丛刊影印六臣注本作“譬论”，文渊阁四库全书李善注本作“譬谕”。这里暂不讨论版本之别，只关注“譬”字传达的“小”表现手段。桓谭还突显了“小道”的重要性，通过“治身理家”的表述将“小”的功用与《礼记?大学》中的“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联系起来，从事实上提升了“小”的地位。

《隋志》“小”观念基本沿袭《汉志》，其“子部”的“小”类小序云：

小者，街谈巷语之也。《传》载舆人之诵，《诗》美询于刍荛。古者圣人在上，史为书，瞽为诗，工诵箴谏，大夫规诲，士传言而庶人谤。孟春，循木铎以求歌谣，巡省观人诗，以知风俗。过则正之，失则改之，道听途，靡不毕记。《周官》，诵训“掌道方志以诏观事，道方慝以诏辟忌，以知地俗”；而训方氏“掌道四方之政事，与其上下之志，诵四方之传道而观衣物”，是也。孔子曰：“虽小道，必有可观者焉，致远恐泥。”

可以看到，初唐人的“小”观念继承了《汉志》，清晰地抓住了“街谈巷语”的创作来源与传播方式以及“小道”的社会功用这两个基本特征。但对小创作的名义主体即“小家”，《隋志》和《汉志》有所不同，由不人流的“稗官”提升为“掌道四方之政事”的“训方氏”，客观上强调了“小”的重要性。《隋志》“子部”总序也指明了小的功用是正史之家所着重考虑的：

《易》曰：“天下同归而殊途，一致而百虑。”儒、道、小，圣人之教也，而有所偏。兵及医方，圣人之政也，所施各异。世之治也，列在众职，下至衰乱，官失其守。或以其业游诸侯，各崇所习，分镳并骛。若使总而不遗，折之中道，亦可以兴化致治者矣。《汉书》有《诸子》、《兵书》、《数术》、《方伎》之略，今合而叙之，为十四种，谓之子部。

唐人此时的“小”观念，已将小的社会功用上升到与儒家、道家并列的“圣人之教”。在考虑此时的“小”观念时，必然应该将这种社会功用即“小道”作为考察标准。

唐人对“小”的发展与完善得到了大多数后继者的认可，他们几乎都是从唐人的这个角度对“小”进行阐释。欧阳修《崇文总目?叙释》“小类”曰：“《书》曰：‘狂夫之言，圣人择焉’，又曰‘询于刍荛’，是小之不可废也。古者惧下情之壅于上闻，故每岁孟春，以木铎徇于路，采其风谣而观之。至于俚言巷语，亦足取也。今特列而存之。”欧阳修在《新唐书?艺文志》(以下简称《新唐志》)序中，进一步强化了这一视角，将“小”与史家联系起来：“至于上古三皇五帝以来，世次国家，兴灭终始，僭窃伪乱，史官备矣。而传记、小，外暨方言、地理、职官、氏族，皆出于史官之流也。”从《汉志》、《隋志》到《旧唐志》、《新唐志》，史家关于“小”的观念基本一致，但在坚持“小道”的判断标准上，概念有了动态增减，即小之“道”与小之“技”的层面差别。居于核心位置的“道”是不变的，各时期的差异在于“技”的表述。对小之“技”表述的认可程度，影响到史家对“小”的著录。宋朝史家在《新唐志》中将原属史部“杂传”类的24部作品转而归入子部“小”类。清人编撰《四库全书总目》也遵循了这个原则，进一步将原属史部“杂传”等类别的多种作品转而归人子部“小”类。这两次书目归属的大变化，从史家的观点来看的确有利于厘清正史，但从另一个角度看，对《汉志》就开始有明确记载的“小”，则使人不易把握其核心要素，从而产生认识偏差，造成“小”观念的混淆。

宋人对“小”的认识几乎完全沿袭了唐人的思路与方法，但在“小”作品的著录中，《新唐志》所体现的观念则较之《隋志》、《旧唐志》有显著的变化。《旧唐志》“小家”类在《隋志》基础上，仅仅著录“小”13部90卷(实际著录14部100卷)，与《隋志》著录体现的“小”观念几乎没有差别。而《新唐志》“小家”类的著录则大为增加，共著录39家41部308卷(实际著录123部，其中唐前39部290卷，唐代84部333卷，另有1部无卷数)，且“李恕以下不著录七十八家，三百二十七卷”。此处“小”作品的数量大为可观，还只是表面现象，作品著录的归属变化实际上更为重要。《新唐志》著录唐前“小”39部中，有24部直接取自《旧唐志》史部杂传类，这些作品凡是在《隋志》与《见在目》中有著录的，也全部归属于史部杂传类。这个变化是“小”观念由唐转宋的一个重要体现。

《隋志》史部“杂传”类小序这样表达了唐人对“杂传”特征的把握：

古之史官，必广其所记，非独人君之举。《周官》，外史掌四方之志，则诸侯史记，兼而有之。《春秋传》曰：“虢仲、虢叔，王季之穆，勋在王室，藏于盟府。”臧纥之叛，季孙命太史召掌恶臣而盟之。《周官》，司寇凡大盟约，莅其盟书，登于天府。太史、内史、司会，六官皆受其贰而藏之。是则王者诛赏，具录其事，昭告神明，百官史臣，皆藏其书。故自公卿诸侯，至于群士，善恶之迹，毕集史职。而又闾胥之政，凡聚众庶，书其敬敏任恤者，族师每月书其孝悌睦姻有学者，党正岁书其德行道艺者，而入之于乡大夫。乡大夫三年大比，考其德行道艺，举其贤者能者，而献其书。王再拜受之，登于天府，内史贰之。是以穷居侧陋之士，言行必达，皆有史传。自史官旷绝，其道废坏，汉初。始有丹书之约，白马之盟。武帝从董仲舒之言，始举贤良文学。天下计书，先上太史，善恶之事，靡不毕集。司马迁、班固，撰而成之，股肱辅弼之臣，扶义叔傥之士，皆有记录。而操行高洁，不涉于世者。《史记》独传夷齐，《汉书》但述杨王孙之俦，其余皆略而不。又汉时，阮仓作《列仙图》，刘向典校经籍，始作《列仙》、《列士》、《列女》之传，皆因其志尚，率尔而作，不在正史。后汉光武，始诏南阳，撰作风俗，故沛、三辅有耆旧节士之序；鲁、庐江有名德先贤之赞。郡国之书，由是而作。魏文帝又作《列异》，以序鬼物奇怪之事，嵇康作《高士传》，以叙圣贤之风。因其事类，相继而作者甚众，名目转广，而又杂以虚诞怪妄之。推其本源，盖亦史官之末事也。载笔之士，删采其要焉。鲁、沛、三辅，序赞并亡，后之作者，亦多零失。今取其见存，部而类之，谓之杂传。

从这段近乎“杂传”发展史的叙述中，可以看出唐人对“杂传”的认识重点在“而又杂于虚涎怪妄之”的表现特征上，但依然“盖亦史官之末事也”，故将其归属于史部“杂传”类。宋人将唐人“杂传”观念区别分化，欧阳修在《崇文总目》“传记”类小序中：“古者史官，其书有法，大事书之策，小事载之简牍，至于风俗之旧，耆老所传，遗言逸行，史不及书，则传记之，或有取焉。然自六经之文，诸家异学，或不同，况乎幽人处士，闻见各异，或详一时之所得，或发史官之所讳，参求考质，可以备多闻焉!”这里强调了“杂传”具有“闻见各异”的特点，但删除了唐人“而又杂于虚诞怪妄之”的特征认知。在《新唐志》的“杂传”著录中，原属《旧唐志》“杂传”类的24部作品，由于“虚诞怪妄”的特征，不再归属于“杂传”类而归属于“小”类。事实上，宋人的“小”观念，无疑也具有了这部分“杂传”的“虚诞怪妄”的表现特征，成为“技”的积极体现。

二、从《见在目》看日本“小”观念

在把握上述“小道”核心特征不变、“技”的表现特征有别的“小”观念基础上，通过考察《见在目》对“小”的著录，可以剖析其时日本目录学的“小”观念。为求《见在目》“小”著录情况与各史志的清晰比较，特制成表1。

《见在目》著录的42种“小”，除去16种《隋志》无记载外，其余26种与《隋志》处理相同；除去16种《旧唐志》无记载外，其余26种有22种与《旧唐志》处理相同；除去13种《新唐志》无记载外，其余27种却只有13种与《新唐志》处理相同，大大低于与《隋志》、《旧唐志》的相似度。通过比较，《见在目》的“小”观念的确贴近《隋志》与《旧唐志》而不同于《新唐志》，即贴近唐人的“小”观念而偏离宋人的“小”观念。

如果以《新唐志》丙部子录“小家”类著录为标准，对《隋志》、《见在目》、《旧唐志》相关著录进行类别比较，可以清晰地发现，包括《见在目》在内，一直到《旧唐志》，史家对“小”的认知一直都是以表述“小道”为核心。直到《新唐志》才将大批原属史部的“杂家”、“杂传”归人子部“小”类。《见在目》“杂传家”有5种作品，在《旧唐志》中的著录依然归属“杂传”，但在《新唐志》中却归属“小”，清晰地表现出《见在目》持有的唐人“小”观念与宋人“小”观念的差异。其中值得注意的是对《冥报记》的著录，《新唐志》采用了“小”与“杂传记”的重出著录，也同时反映了唐宋“小”观念差异的演变过程。

《隋志》子部“小”类共著录“小”25部155卷(实为139卷)，如果计入附注，则为30部169卷(实为153卷)。这些“小”在贯穿《汉志》“小家”的“小道”特征同时，也进一步扩大了“小道”表述的文体范围，因此著录了如《古今艺术》、《杂书钞》、《座右方》、《座右法》、《鲁史欹器图》、《器准图》、《水饰》等超出了《汉志》“小家”表述范围的作品，这也是《隋志》在坚持“小道”核心判断标准的基础上，进一步发展了《汉志》“小家”观念的表现方式。这种观念发展的趋势，十分清晰地通过《座右铭》与《续座右铭》的著录，传承于《见在目》“小家”的书目著录。对比来看，稍后的《旧唐志》“小家”类也同样著录了性质相似的《释俗语》、《辨林》、《酒孝经》、《座右方》、《启颜录》等作品。可见，在这一时期，无论是中国的史志书目还是日本的图书书目，对“小”的观念认同无疑是一致的，并继续秉承与发展了《汉志》与《隋志》的传统“小”观念。

《见在目》虽然没有像中国史志对典籍的记载那样明确地将所著录书目分为经、史、子、集四部，而是分成40个小类，这些小类事实上也是按经、史、子、集四部进行著录的。如子部就包括儒家、道家、法家、名家、墨家、纵横家、杂家、农家、小家、兵家、天文家、历数家、五行家、医方家等14个小类，基本沿袭并发展了《汉志》、《隋志》的分类原则。在“小家”的具体著录中，有4部作品即《笑林》、《燕丹子》、《世》、《小》与《隋志》、《旧唐志》、《新唐志》的著录分类完全一致，都在子部“小”类；有2部作品即《(世)问答》与《(世)问录》，可能已在中国亡佚或中国史志失载；有3部作品即《笑论》、《志林小》、《座右铭》，可能著录时有讹误；而另外的《续(座右铭)》则几乎可以肯定是《见在目》在著录时按《隋志》的标准，对单独作品进行性质判别与归类应用。这种对“当代”作品(按：白居易卒于唐武宗会昌六年，即公元846年，而《见在目》成书约为877－892年，相隔时间不远)的简单分类，事实上具有重要的文学史意义，是对《隋志》“小”观念的积极发展，在坚持“小道”核心标准的阐述基础上，进行了表达方式的突破，把诸如“铭”一类的作品选入。这并非是日本《见在目》一家之为，稍于其后的中国《旧唐志》、《新唐志》也分别著录了性质相似的作品，即《旧唐志》所著录《座右方》和《新唐志》所著录《诫子拾遗》、《开元御集诫子书》、《家范》、《卢公家范》、《六诫》等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