凯欣德·威利世界舞台

采访/巴塞乐缪·托谷（Barthélémy Toguo）

整理/布莱恩·基思·杰克逊（Brian Keith Jackson）

非裔美国艺术家凯欣德·威利，凭借着其逼真而自然的肖像画成为了美国绘画界的后起之秀，现在纽约和北京两地发展。他深入世界各地，观察那些散居在当代都市中的非裔后代的生活方式，并以他们为主题，同时绘画风格融合了古典、宗教及宣传画多种元素。威利以一种轻松愉快的方式，对那些联系着西方社会表达权力和表达方式的图像进行质问。去年夏天他来到非洲，进行了一次具有深刻意义的发现和创造之旅。

凯欣德·威利，1977年生于洛杉矶，于1999年和2001年在旧金山艺术学院和耶鲁大学艺术系分别取得了学士和硕士学位，并凭借着其逼真而自然的肖像画成为美国绘画界的后起之秀，现在纽约和北京两地发展。威利的母亲是非裔美国人，在威利小时候就开始培养他对艺术的兴趣。12岁时，威利还在俄罗斯的一间艺术学校短暂学习过。威利的父亲是尼日利亚人，但是却没有和威利一起生活过。于是，20岁时，威利来到尼日利亚进行了一次寻根之旅，并在那里见到了父亲。有着这样的背景，凯欣德·威利年纪轻轻就在全世界游历，从纽约哈林区、孟买、达喀尔到里约，他深入这些地方，观察那些散居在当代都市中的非裔后代的生活方式，并以他们为主题，同时绘画风格融合了古典、宗教及宣传画多种元素。他以一种轻松愉快的方式，对那些联系着西方社会表达权力和表达方式的图像进行质问。为了准备在巴黎Daniel Templon画廊的首个展览“世界舞台（非洲—法国），1880-1960”，去年他在非洲各地进行了一个雄心勃勃的项目。他在5处曾经的法国殖民地——摩洛哥、突尼斯、加蓬、刚果和喀麦隆各建立了一个工作室。在刚果的布拉柴维尔，威利会同法国喀麦隆双籍艺术家巴塞乐缪·托谷一道，去了后者在喀麦隆的家中，并来到艺术家驻地班祖恩（Bandjoun）。威利讲英文和法文，托谷讲法文，作家和散文家布莱恩·基思·杰克逊则是他们交流的见证人。而这与其说是一个采访，不如说是两个艺术家之间的平等谈话。

Q：巴塞乐缪 ·托谷

A：凯欣德·威利

Q：你在非洲进行的项目最初的起因是什么？

A：该项目是我长久以来一系列探索的成果。我一直都对这个世界很好奇，也总是尝试更加了解自己。每当我到达一个新城市，我会向内挖掘作为艺术家的新感受，同时也对外部世界即所到城市的社会、经济及当地政治环境感兴趣。这个项目非常有意思，因为我还遇见了你。这种碰撞给我了一个机会发现我还不了解的非洲国家，同时对和另一名艺术家协同工作的经历也很兴奋，通过他的眼睛来观察世界，这一点对于这次展览发挥了决定性因素。

Q：你选择从马格里布地区和地中海开始，前两站是摩洛哥和突尼斯。对于刚刚经历了革命的突尼斯的第一印象是什么？

A：起初，我很害怕突尼斯，不想去那里。大概是因为在西方听说那里的安全措施很差。也有一些艺术家的作品被伊斯兰教徒猛烈的攻击过。因此我既好奇又害怕，但令人惊讶的是这次经历实际上令人耳目一新。我在那发现了没有预料到的开放思想。并且某种程度上，在突尼斯很容易找到模特和开展计划。我和朋友及同事因工作需要一起游历了这个国家，整个团队都很惊讶处在变革期的突尼斯其实很雅致。

Q：那在摩洛哥气氛是怎么样的？你选择的人物似乎能够通过其表情和态度揭示一些谜团。找到这些模特困难吗，是随机在马路上找到的吗？

A：在摩洛哥，我们有点难以被社会接受。我们所拍摄的画面能够看到这点（一组记录片拍摄团队一直跟随威利），我们只得经常呆在沙滩上。只有得到一个别人眼里很酷、说的算的男性的认可，事情才能有所进展。在摩洛哥，需要讲求一些技巧以求更有效率。我们与当地一个非常漂亮的女人合作，实际上她的身份有些像诱饵，我们通过她和别人沟通。我想我们就像在建一个露天小剧场：创造一个极富吸引力的环境，让人们放松并鼓励他们参与进来。

Q：接下来你们到了加蓬，这个国家的人（尤其是FANG族群）遵从古老的传统以及类似巫术的那些神秘信仰。你在那按照预期的展开计划吗？那里的人们能轻易让你拍摄吗？

A：有许多困难。我想那里的人非常抗拒拍摄，以防固化撒哈拉以南地区的旧形象。非洲与西方之间在影像表达方式的关系上非常错综复杂。这种关系经常会以一种非常殖民主义的角度进行，例如：“我想要获得某些东西”，或者“我要将一种复杂的真相简化，从而获得一个代表非洲的漫画”。在很多方面，那些想从历史角度描绘非洲的尝试和愿望，通常将真正的非洲隐去：非洲成了一个陌生的地方。在去非洲的路上，我一直想要创造一种属于我的方式与非洲亲近。我的父亲是尼日利亚人，而我来自美国的城市黑人区：我想亲自去理解非洲的文化。我想在这个地方留下痕迹，并将其真实地呈现出来。但是随着时间，我意识到这种想法失败了。过去所犯下的无法被修正。

我认为，最好的情况是，这个项目以一种计划性的分批形式进行。在某种程度上充斥着偶然和惊喜，让每个人，无论他是腼腆的还是开放的，都可以表达自我。这就是我在加蓬、摩洛哥和突尼斯所学到的。尤其在加蓬，其在撒哈拉以南占有重要的社会及经济地位，它和法国之间的关系也很紧密。加蓬作为西非最重要的经济体，让我们对其生活水平的固有成见完全被打破。

Q：非洲人如何看待你的计划，他们会认为你是为了展示其积极的一面来赞美非洲吗？他们会认为“我在为一个使非洲荣耀的计划工作，并将展示不同的非洲”吗？

A：这个问题问得好。我想大部分非洲人都理解了我们的计划、定位和使命。然而，一些人却不理解。你知道我们曾被刚果的秘密警察逮捕。（威利和托谷以及同行的另5名人员在刚果被秘密警察拘禁近40个小时，理由是干涉在威利拍摄第二天举行的当地选举。）我相信这个事件的背后是人们不了解我们的项目，亦或是他们简单地蔑视一切有野心、有勇气出现在马路上并吸引整个社会注意的那些人。对他们来说这是非常错误和可疑的。刚果警察采取了防御态度，完全没有对我们的计划进行问询，不关心我们是谁、我们想做什么。我们都从这次经历中吸取了很多经验，可以确定的是，将来再组织类似这样的摄影计划时，我会非常小心谨慎。但这个经历更是一次实际教训，关于我的计划如何被外界所接纳：既是观众层面的，又是项目背后准备和运作方式层面的。这些对于我们理解非洲的现状、那些对非洲国家的偏见，以及外面世界看待它的眼光都有所明示。

Q：这段让人震惊的经历有没有让你想要放弃计划，或者说你一直想这样像战士一样继续开展计划，为了传达一种积极的信息？当我们在刚果被逮捕时—后来我们也有接近崩溃的时刻—你想过放弃吗？

A：从来没有，从来没有，从来没有。

Q：为什么呢？

A：仅仅因为这种复杂的形势就打断这个计划是一种莫大的侮辱。遇到这种困难应该激励人更加努力，并且老实说，我们并没有被虐待。你有想过，在那种时刻我们真的要玩完了吗？你在监狱中是什么感受？

Q：我倒经常遇见这种情况。我半扎根于非洲，我在这度过了很多时间，并且我认为作为艺术家应该有一直坚持到底的使命。我们与一些人打交道，那些商人，根本不清楚艺术家希望给社会带来什么。我们想要改变，这也是艺术家的使命和角色。我也是，每一次我都说：“我不会放弃。”

例如，在这里，我们今天见面的艺术家驻地班祖恩，我最开始开展一项计划并想通知官方，但是很快就明白我们要在这片土地上做某件事只能自己做。我属于这个族群，我认为，应该由我们非洲人来建设非洲。非洲在各方面都需要我们，比如科学、教育、文化和体育。在刚果，我当时就想“我的天，我不想凯欣德现在放弃，然后回纽约去，从此我们天各一方”。但你说：“我们继续。”我向你保证，喀麦隆人会对这个计划更加理解。并且事实确实如此。就像康德所说：“在我眼里，艺术不是孤独的快乐。”而是尽可能多地触动人群，并呈现出你的喜悦与痛苦。

当我在刚果市场上看见你被人群所吸引—那些年轻人、流动商贩将包袱顶在头上，像流动在城市中的活体雕塑—就像被一部电影所吸引一样，你停下来抓拍照片，我对自己说：“他正在将这种世界上其他地方都不会出现的场景永恒化。”你正在抓取的是非洲最有活力的部分：地下经济，它全部由这些小商贩组成。这对你很新奇，因为你来自美国，你来到这片充满着变动的国土，那里的生活不同，市场在喷涌。看你抓拍这些照片时我感到特别幸福。

A：我有一个问题。有一件很高兴的事，当我和你在一起看到你在非洲的发展时，我发现你总是想着进步，想着非洲的未来，想着它如何从历史中汲取养分，并开展新的道路并变的更好。这点是如何影响你的作品和艺术创作思路的？

Q：这其实是人们问自己是否愿意为非洲或为世界贡献的问题。我不愿意和自私鬼工作，或者把自己仅局限于非洲。我对世界范围内发生的事情都感兴趣—我读报纸、听广播，那些新闻，不管好的和坏的，都是我灵感的来源。我对非洲更感兴趣是因为我在这里生活，并且有很多需要做的。与其一味地批评或赞扬—就像我的前辈们在1960年代所做的那样，我对自己说，还是要集中在艺术创作上，让我的思想有一个具体的呈现。我用我的艺术经验，创建一个允许来自非洲和世界的艺术家在当地的族群中进行创作的地方。两天前你到达班祖恩，很多人都聚集在院子里。你和这些年轻人一起工作，今天他们和邻居们已经把这个消息传开了，并对于参加到你的项目感到很荣幸。

A：这种机构的存在真的很棒。我也很高兴能在这个群体中起到一些作用。这些工作室能被不同的艺术家使用也很好。

巴拉汀王储查尔斯·路易斯和他的兄弟鲁珀特王子

布面油画

152.5×183cm

2012

图片由巴黎Daniel Templon画廊友情提供，摄影B.Huet/Tutti ，版权归凯欣德·威利

特伦斯·南斯三世布面油画

71×55cm

2011

图片由巴黎Daniel Templon画廊友情提供，摄影B.Huet/Tutti 版权归凯欣德·威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