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万亿功过争议

2008年四万亿经济刺激计划保持了中国经济发展的好势头，避免了企业倒闭、工人失业、农民返乡潮；但批评者认为，该计划打乱了中国经济正常的调整过程，导致随后出现严重的产能过剩、通货膨胀并加剧了社会财富分配的失衡。

2012年9月12日，天津达沃斯论坛，中国国务院总理利用卸任前公开演讲的机会，非常罕见地为引发诸多争议的“四万亿”经济刺激计划辩护。

肯定一揽子经济刺激计划为全球经济复苏发挥了至关重要的作用。他说：“对于我们应对危机的一揽子计划，有人不顾事实地歪曲和指责，甚至说是不必要的代价。我想郑重地说明，正是因为当时的果断决策和科学应对，我们才避免了企业倒闭、工人失业、农民返乡，继续保持了中国经济发展的好势头，维护了社会和谐稳定，防止了现代化进程出现大的波折。”

一国总理亲自为一项经济政策辩护，可见其争议之大――从2008年年底四万亿计划出台之初，到四年后的今天，关于四万亿计划的争议始终没有停息。

批评者认为，四万亿计划打乱了中国经济正常的调整过程，天量刺激计划导致随后出现严重的产能过剩、通货膨胀并加剧社会财富分配的失衡；赞成者则认为在当时的情况下四万亿极有必要，批评者的错误之处在于脱离当时的历史和国际环境，过分强调了它的副作用而忽视了其积极作用。

还原四万亿

讨论四万亿计划的功过，必须还原这一政策出台时所面临的经济环境和约束条件。

2008年前，中国经济连续五年GDP增速超过10%，从2003年到2007年的经济增速分别为10%、10.1%、11.3%、12.7%、13%，走过了一轮高增长的经济周期，宏观经济也出现了通胀和过热的现象。对此，宏观调控当局采取了财政和货币双紧缩政策。

但是2007年美国爆发的次贷危机开始波及中国，导致对外出口增速逐月下降。2008年11月，中国出口出现了史无前例的负增长，工业增速也大幅下降，从当年明的17.8%下降到了11月的5.4%。出口萧条、企业不景气导致了大规模的失业。珠三角和江浙一带，不少外向型加工企业因出口严重受阻，相继停产、半停产甚至倒闭，农民工大举返乡。有媒体报道称，当年1.3亿农民工中有2000万农民工因为金融危机而失业，仅四川一省的返乡潮涉及的农民工就超过百万。

如果说在三季度之前，中国政府还认为经济下滑乃宏观调控应有之义，并对经济结构调整抱有一定信心的话，那么10月份的数据则使政府意识到，中长期的结构调整需要让位于危机拯救。

在这种背景下，2008年11月5日，中国出台了四万亿刺激计划，一共包括十项措施。其中1.5万亿元用于铁路、公路、机场等重大基础设施建设；l万亿元是原定于三年支出的灾后重建资金集中在两年支出；保障房、廉租房建设约为5000亿元；另外还有新农村建设、生态保护以及科教文卫等方面的投资，以及扩大补贴和减税等配套措施。

中国政府并不是当时唯一出手干预经济的政府。当年10月2日，美国参议院投票表决的救市方案总额从原来的7000亿美元提高到了8500亿美元，德国和法国也分别出台了数千亿欧元的刺激计划。

从当时的局面和情形来看；出台经济刺激计划确有必要。财政部科研所所长贾康认为，当时整个市场主体层面一片人心惶惶，没有基本的发展预期，政府别无选择，必须强力出手。

四万亿出台后，收效明显，中国经济出现了V型反弹。中国经济增速在2009年一季度下触6.1%的谷底之后，二季度开始反弹，二、三、四季度的经济增速分别为7.4%、8.1%和9.2%，到2010年一季度时，中国经济增速达到11.9%，当时媒体大多用“率先复苏“的标题进行报道。

中国经济率先复苏与四万亿的因果关系毋庸置疑。国家统计局2010年2月公布的数据显示，2009年资本形成对GDP的拉动为8.0个百分点，对GDP的贡献率为92.3%而当年的的净出口呈负拉动作用，对GDP的拉动为～3.9个百分点，贡献率为-44.8%；消费对GDP的拉动为4.6个百分点贡献率达52.5%。经济学家张五常甚至表示，如果中央政府不对经济实施强力干预，2009年中国经济有可能出现零增长。

通胀阴影与资产泡沫

和同期美国8500亿美元的经济刺激计划相比，中国四万亿刺激计划中，真正政府出资仅为1.2万亿元左右，规模并不算大。美国经济刺激计划分为两个部分，35%用于给居民减税，65%则是安排增加政府投资，都是联邦财政真金白银的支出，而中国“四万亿计划”的实质内容是一摞摞的项目批文，是应对经济下行周期加速审批的“投资项目”所涉金额的加总，并未包含着四万亿的真实资金投入。实际上，中央财政真正投入的资金仅为1.18万亿元，其余资金大部分都是企业自筹：发行股票、发行企业债或申请银行贷款。如果按照美国口径，中国刺激计划仅仅为1万亿元左右。

但是和欧美不同的是，中国的银行和金融业实际上承担了准财政的功能，其信贷决策机制很大程度上受到行政干预的影响。从四万亿计划的实施过程来看，财政收入只是政府可动用资源中的一小部分，通过信贷规模来控制的金融资本才是大头。

这种金融资源的控制和运用体现在四万亿刺激计划十条措施中的第十条：取消对商业银行的信贷规模限制，合理扩大信贷规模。其后三年，中国银行业信贷规模累计增长达到25万亿元以上。第十条当时并不为人所关注，不少官方学者在为四万亿辩护时，也试图把四万亿和随后的信贷大扩张切割开来，但事后证明，信贷扩张的源头就在这里――正是对信贷的放松，打开了信贷洪水的潘多拉魔盒，导致四万亿刺激计划最终失控，演变为25万亿。

信贷大扩张带来了流动性泛滥、通货膨胀和资产泡沫的急剧扩张等一系列负面后果。

根据央行公布的统计数据，在2008年年中之前，全社会每年新增人民币贷款额度都在3.5万亿元左右；2009年，银行信贷开始“井喷”，人民币各项贷款增加9.59万亿元，同比增长32%，增幅比上年末高出13个百分点，导致当年中国广义货币总量（M2）同比增长28%；接下来的2010年和2011年，信贷虽然有所回落，但是仍然在高位运行，新增贷款分别为7.95万亿元和7.47万亿元。三年间新增贷款高达25万亿元，相当于过去10余年新增贷款之和。

中国GDP仅相当于美国的一半不到，但是中国的货币总量相当于美国的136%。业内数据显示，截至8月末，M2已经达到92.5万亿元，同比增长13.5%，预计到2012年年底时将达到100万亿元。按照渣打银行经济学家王志浩的说法，中国已经取代美国成为全球最大的流动性的提供者。

流动性洪水泛滥，物价随之水涨船高。从居民消费物价指数来看，CPI从2009年7月最低的1.8%逐渐攀升至2011年7月的6.5%，上涨高达8.3个百分点，而美国同期CPI―直控制在温和通胀的4%以下。

通胀另一表现形式是资产价格即房价明显泡沫化，并由此对实体经济产生了挤压效应。过去八年，北京的房价上涨了5倍，其前五年房价从2003年的成交均价4456元每平米上涨到2008年年底的12205元；四万亿刺激政策出台之后，成交均价迅速超过27万元，核心地段的更是超过3万元，上涨幅度超过200%。一线城市的房价涨幅基本与此类似，其他城市的房价也有不同幅度的上涨。

楼市泡沫的迅速膨大对实体经济和制造业的挤压来自于两个方面：一方面房产投资的收益率和制造业的收益率倒挂，当资产价格以50%、100%的速度上涨的时候，制造业就会产生资金的倒抽效应，资金大规模地流出实体经济，流入资产市场，追逐更高的利润。

另外一方面，资产市场的泡沫传导到实体经济，导致原材料人力成本上涨，直接推高企业的经营成本，进一步压低制造业的利润。制造业的利润率越来越低，而虚拟经济的利润越来越高，导致实体经济资金卷入虚拟经济的恶性循环。

资产泡沫的破灭前景犹如高悬在中国经济头上的达摩克利斯之剑。从中国的宏观调控当局采取的调控措施来看，不采取加息而采取限购措施，其意图在于不主动剌破泡沫，同时也不希望扩大泡沫而是希望维持泡沫并做实泡沫。但是，随着美国经济逐步复苏，美元逐渐升值，全球资本回流美国，很有可能从外部刺破泡沫。

对于新兴市场国家来说，美元升值宛如噩梦。印度因资本大量外流，卢比竟然贬值到了十年新低；自2011年7月至今，巴西货币雷亚尔贬值也超过20%；俄罗斯卢布贬值幅度接近15%；人民币则微贬不到2%。但是从2011年年底以来，中国外汇储备开始不增反降，已经显示出资本外流的迹象。

产能过剩危机

2012年8月，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的最新国别报告关注了中国的产能过剩问题。根据IMF的观察，即便在国际金融危机波及中国以前，中国的产能利用率最高时也只有80%，大规模的刺激计划退潮后，中国的产能利用率去年下降到仅有60%。

而依据美联储的数据，美国当前的全工业利用率为78.9%，金融危机高峰期这个比率为66.8%。这意味着中国目前的产能利用率尚不及美国危机高峰期的水平。

国内投资咨询公司艾睿铂的一个关于中国汽车产业的调查报告显示，中国汽车厂商的产能利用率从2008年之前的85%，下降到了目前的70%。

四万亿刺激计划最主要的特征就是大规模的投资和基础设施建设。2009年中国固定资产投资增速高达30%，对钢材、水泥、玻璃等行业产生了巨大的需求。这些行业趁机扩大产能，高速增长。2010年7月份，中国钢铁产能达7.3亿吨，而实际需求只有4.7亿吨，过剩2.5亿吨；2011年中国挖掘机销量18万台，而同时期的产能已经超过30万台，其中差不多一半的产能在2008年以后建成。

实际上，在四万亿计划出台之前，中国重工业即已出现产能过剩的苗头。1999年-2008年十年间，钢铁产量复合增长率超过20%，其大量需求即来自固定资产的疯狂投资和重工业企业的产能急剧扩张。对危机初期还处于亢奋状态的制造业来说，四万亿刺激计划就像一支兴奋剂，促其产能继续加速扩张，2009年-2011年，中国制造业固定资产投资分别增长26.8%、27%和31.8%，直接导致全社会产能过剩。

过剩的行业包括钢铁、造船、光伏、风电、水泥、重型机械、挖掘机、商用汽车、煤炭、机床等等。以造船业为例。截至2011年底，全球造船能力超过2亿载重吨，中国就有8000万～l亿载重吨，大部分都是在2005年以后建成的。也就是说，这些产能在短时间内不会简单退出市场，产能过剩在相当长的时间内都会存在。

同样的问题还困扰着水泥产业。2010年中国水泥富余度达19%，但2011年全国仍有170条生产线投产，2012年还有216条在建生产线，预计到2013年建成投产。到2013年，中国新型干法水泥将达到31.33亿吨，而需求量预计为24亿吨，富余程度超过30%，即使落后产能全部退出，水泥产能仍严重过剩。

产能急剧扩张的背后，存在着四万亿刺激计划实施过程中的资产套利行为。比如风电投资，政府有补贴，企业便利用银行贷款做投资来套取补贴，甚至有些地区的补贴超过了投资本身；资本市场也是一个很好的套利平台，上市公司一旦有一个跟“新兴产业”挂钩的项目，就可能获得融资机会，而对于有一定规模的企业来说，其在资本市场上的融资可能超过企业十年的利润。

这种高速扩张不仅导致了大量重复建设的浪费，也拉高了社会要素成本，大大提高了企业经营成本，使制造企业的盈亏平衡点节节攀升。挖掘机企业的盈亏平衡点从两年前的1000台到现在的3000台以上，叉车的盈亏平衡点已经上升到l万台。国内叉车制造商安徽合力2009年一季度首次出现亏损，此前，安徽合力从小到大，几乎没有亏损记录。

贫富差距隐患

由于中国收入分配结构的部分不合理，四万亿人市后，进一步加大了业已十分严重的收入差距。

基尼系数是用来综合考察居民内部收入分配差异状况的一个重要分析指标，国际上通常把O.4作为贫富差距的警戒线，大于这一数值则容易出现社会动荡。中国国家统计局自从2000年公布中国基尼系数为0.412之后，就再也没有对这项统计公布过具体数字。

由北京师范大学收入分配与贫困研究中心主任李实牵头的中国社科院居民收入分配研究课题组，在过去20多年间进行了4次关于基尼指数的大型调查和测算，结果分别为：1988年0.382，1995年0.455，2002年0.454，2007年0.48。这也是目前比较权威的数据。

9月15日，北京国际城市发展研究院联合中国社科文献出版社的首部《社会管理蓝皮书 ――中国社会管理创新报告》指出，2010年，中国基尼系数已达到0.438。

但这个数据并不为学界和公众所认可，经济学家、燕京华侨大学校长华生在莫干山论坛上称，中国目前的基尼系数至少在0.5以上。人社部劳动工资研究所研究员马小丽也表示，目前反映社会收入差距的基尼系数已经逼近0.5。

四万亿刺激计划从两个方面拉大了收入差距：一是天量投资以及巨额的资金和资源分配过程中，伴随着规模巨大的寻租活动；一是资产价格的膨胀导致收入差距进一步拉大。

2010年5月份，中国监察部公布了工程建筑行业官员受贿舞弊的情况。自2009年7月开始专项治理到2010年4月底，全国共受理涉及工程建设中的违规违纪违法等现象的举报线索1.7万多件，约8300人受到党政纪律处分或被移交司法机关处理。其中最著名的工程寻租腐败案例莫过于铁道部部长，山西商人丁书苗通过插手了总造价超过1800亿元的工程项目，获益超过30亿元。

2011年7月的审计署绩效报告提到，“截至2010年6月底，全国审计机关共对京沪高速铁路等已投入资金1.9万亿元的5.4万个投资项目实施审计或审计调查。通过审计，核减工程价款和挽回损失、节省工程投资283亿元，占相关项目投资总额的3.5%。”

今年3月，审计署公布的西气东输二线工程建设项目审计结果显示，截至2011年9月，审计抽查工程施工和设备材料采购合同金额26.96亿元中，有8.37亿元招投标不规范，其中审计抽查中石油上海支线和湘潭支线的7.64亿元土石方工程发现，施工单位将其转包后获取差价2.81亿元。

这些只是冰山一角，中国改革基金会国民经济研究所副所长王小鲁在其的关于灰色收入的报告中显示，近年来国有固定资产投资数额巨大，投资项目层层转包、工程款层层剥皮、营私舞弊现象严重，漏失巨大。据有些项目的情况，施工单位实际拿到的工程投资还不到工程拨款的1/3。

政府控制的资源越多，寻租的租金也越高。四万亿实施了规模空前的政府投资以及信贷规模大幅扩张，由此产生的灰色收入的规模也是空前。四万亿实施期间产生的灰色收入，虽然目前尚无明确的统计数据，但从以上一些侧面，可以窥一斑而知全豹。

四万亿催生的资产泡沫，则使不同收入阶层之间的差距进一步拉大。四万亿出台之后，北上广等一线城市的房价增幅均超过100%，而核心地段的房价增幅超过200%，拥有较多房产的高收入阶层获益匪浅。

西南财经大学的一份《中国家庭金融调查报告》揭示了资产泡沫在拉大收入差距中的作用。根据该报告提供的数据，城市第一套房产的平均成本价格为19.1万元，当前价值为84万元，而第二套房产的平均成本为39.3万元，当前价值为95.7万元。第三套的成本为62.3万元，当前价值为122万元。

数据显示中国城市家庭净资产平均247万元，自有住房拥有率为89.68%，遭到网友质疑。报告负责人回应称，抽样“随机”且覆盖面广，可以代表全国；数据与民众感知差距大是因为富人较多，拉高整体平均数。从报告可以看出，中国家庭的房产占总资产比例的70%，最高收入10%的家庭的财富占整个社会财富的86.7%，城市最高收入10%的家庭财富占全部城市家庭财富的89.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