乔姆斯基语言心理学的问题意识与方法论意义

摘要：在心理学界，有些人认为乔姆斯基的生成语言学由于放弃了对于语言规则的研究，提出的原则越来越抽象，根本不具备任何心理现实性，因此背离了其认知主义初哀，从而对心理学研究的贡献率大大降低。但是如果深入考察推动乔姆斯基不断更新自己理论的原因，不难发现处于变化的仅仅是理论模型和技术手段，而构成其语言一心理学研究的基础却是前后一致的。这集中体现在他所要研究的问题以及所使用的方法上面。对于当下关注人类语言与认知问题的心理学研究而言，准确理解乔姆斯基的问题意识与方法论无疑有着重要的意义。

关键词：乔姆斯基；语言；认知；问题意识；方法论

中图分类号：B84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1-4608(2011)06-0102-08　收稿日期：2011-05-28

基金项目：江苏高校社科项目(2010SJD740005)；江苏高校优势学科建设工程资助项目(20110101)

作者简介：李曙光，博士，南京师范大学外国语学院副教授210097

乔姆斯基不仅是伟大的语言学家而且是伟大的心理学家，他以理性主义(rationalism)为基础的语言研究为上世纪中期以来的语言学、计算机科学、人工智能乃至认知心理学都提供了重要的理论支持和崭新的研究视角，从而与著名认知心理学家乔治・米勒等人一起发起了心理学领域的“认知革命”，大大推动了认知心理学的创立与发展。(车文博，2007，第768-783页)虽然乔姆斯基的生成语言学理论在语言学界并非人人信服，但是没有人能够否认是乔姆斯基设定了当代语言研究的主要议程。

然而，学界对于乔姆斯基在心理学研究方面的贡献却颇多争议。一个流行的观点是，乔姆斯基上世纪70年代以前的理论对关注人类言语行为问题的心理学家充满了吸引力，引发了大量相关的实证以及应用研究，但是之后的理论却从心理学家的视野中淡出(王娃、汪安圣，1992)，甚至有人认为70年代之后的乔姆斯基实际上背离了以描写规则为基础的认知主义传统，持这种观点的以Schoneberger(2000)为代表；更有一些心理学家认为，乔姆斯基(1959)对斯金纳的《言语行为》(Verbal Behavior)一书的评论充满了对斯金纳以及行为主义的误解与偏见，根本就站不住脚，持这种观点的心理学家主要有MacCorquodale(1970)、Palmer(2006)等。然而，作为心理学家的乔姆斯基以及作为心理学一个分支的生成语言学何以与主流的心理学研究之间产生了隔膜?生成语言学到底能不能为我们观照人类的语言与心智问题提供理论与方法上的启示?如果有，这种启示的意义又是什么?我们认为，生成语言学与心理学的隔膜既有学科内部又有外部的原因，但是这隔膜不应该影响我们对乔姆斯基理论的正确理解。乔姆斯基对于人类语言与心智研究的贡献在于他提出了很好的研究问题并且坚持用自然主义(naturalism)的方法来考察这些问题，从而在方法论上为语言及心智研究不断提供新的视角。

一、生成语言学与心理学：半个多世纪的恩恩怨怨

尽管一般书写20世纪心理学史的著作都会提及乔姆斯基的理论贡献，著名心理学史专家黎黑(Leahey，2000)甚至将乔姆斯基1959年发表的对斯金纳《言语行为》的长篇评论与华生的《行为主义者的1913年宣言》相提并论，认为两者都是开启新研究范式的里程碑式著作，但是生成语言学的学科定位以及乔姆斯能否被接纳为心理学家却是一个具有争议的问题。虽然早在1968年，乔姆斯基在其《语言与心智》(Language andMind)一书的24页就明确指出：生成语言学“显然是研究心智的这些方面的心理学的一个分支”，但是主流心理学似乎对乔姆斯基的“一厢情愿”反应冷淡；乔姆斯基唯一获得心理学家认可的似乎只是他对于斯金纳的批判而非他建立的生成语言学理论，而他能否被称为心理学家则另当别论，例如著名美国心理学史专家赫根汉就有“乔姆斯基是语言学家不是心理学家”这样的说法(2004，第941页)。然而，美国广受欢迎的心理学期刊--《普通心理学》(第6卷第2期)发表的一项调查显示，乔姆斯基在20世纪100位最著名的心理学家中排名第38，比学习迁移模型的创立者奥斯古德(Charles E.Osgood)还领先两位(孙晓敏、张厚粲，2003)。由此可见，乔姆斯基及其理论与心理学界的关系十分微妙，争议不断。造成这种争议恐怕既有学科内部又有外部的原因。

(一)乔姆斯基语言官能的模块观(modularity0f the language faculty)使得语言理论研究的成果难以推广到其他研究领域。生成语言学一个核心的理论就是认为人的心智中有一个专司语言的模块，其专门性不仅表现在该模块的人类专属性而且还体现在它相对于其他心智领域(如数学、逻辑等)而具有的独立性。乔姆斯基提出心智的模块性主要原因就是因为人类语言能力与其他认知能力相比具有一些独特的属性，例如，任何人类语言都表现出高度的结构依存性(structure-dependency)，而这种结构依存性无论从交际的角度还是从语言习得的角度来说都并非最好的设计。例如：

(1)a.[咬死了猎人的][狗](‘‘人”死了)

b.[咬死了][猎人的狗](“狗”死了)

(2)a.The mall who is tall is in the room.

b.18 the man who is tall in the room?

c.*Is the man who tall is in the room?

例(1)表示，同样的字符串，由于结构依存不同而表达了不同的意义，语言的这种歧义性其实从交际的角度而言是很不合理的设计。例(2)表示，英语疑问句的构成高度依赖结构分析--只能像(2b)将主句中的助动词移到句首而不能像例(2c)那样将线性序列上第一个助动词移到句首。乔姆斯基认为，儿童在习得语言时并非是仅仅依靠一般的逻辑推理能力来推导句法规则的，因为从逻辑的角度而言，完全会出现(2c)这一情况，因为这样的规则--将第一个助动词移到句首--更简单、更易掌握，但实际情况是，以英语为母语的儿童不会说出(2c)这样的句子。乔姆斯基还十分令人信服地证明，类似于结构依存胜这样的原则儿童是不可能从他们所接触到的语言刺激(输入)中概括出来的，那么一个自然而然的逻辑推论就是，这样的原则只能来自于心智内部，是人类大脑进化的结果，是由遗传决定的。换言之，这样的原则只能是“天赋的”(innate)。从而，乔姆斯基心智模块论的两个基本主张就是，模块的“天赋性”以及“领域专属性”(domain-specific)。虽然乔姆斯基的模块理论给模块心理学乃至整个心理研究提供了很大的启示(熊哲宏，2002)，但是也正是由于语言模块的高

度专属性，使得乔姆斯基为刻画这一模块的属性而建立的生成语言学理论难以直接应用到对其他认知能力的研究上去，这在客观上影响了其理论在心理学界的推广。

(二)理论经常被误读。虽然生成语言学理论对于心理学界的人而言并不十分陌生，但是由于其理论与传统中我们对于语言的理解有着本质的不同，并且乔姆斯基又经常修正自己的理论，从而其理论经常遭到误读。这集中反映在他早期提出的“语言能力”(competence)以及“深层结构”(deepstructure)这两个概念上。由于乔姆斯基的生成语言学主要任务之一就是要刻画构成人类语言知识的规则，而这些规则就是人们语言活动所依赖的基础，所以他提出的那些“生成”与“转换”规则对实验心理学家充满了吸引力，但是实验的结果大部分令人失望，也就是说，这些规则根本不能被实验所验证，从而被认为不具备心理现实性。(Greene，1972)至于“深层结构”在心理学界的被误解，我们可以从发表在行为主义心理学期刊《言语行为的分析》(The Analysis 0fVerbal Behavior)2000年第17卷上乔姆斯基与u.T.Place在1993-1994期间的系列通信中获得比较全面的了解，此处不赘。

(三)行为主义者的反批评影响了乔姆斯基理论的传播。尽管行为主义心理学的动物学化和环境决定论倾向已经得到纠正，其机械还原论也为心理学界所抛弃，但是行为主义提供了现代西方心理学史匕第一个客观实验的理论范式(车文博,2007，第428-431页)，因此即便是以研究人类认知问题为旨归的行为研究仍然要吸收其提供的范式进行实验设计，对于以斯金纳为代表的行为主义在这方面的功绩连乔姆斯基本人都不得不承认(Viru6s-Ortega，2006)。对于行为主义在当代心理学中的地位，一个虽然简单但比较直观的指标就是，在上文提到的20世纪100位最有影响的心理学家排行榜中，排在第一位的就是斯金纳，而乔姆斯基只能位居第38。从这种意义上说，乔姆斯基1959年的批评虽然意义深远但对斯金纳的影响还是有限的。有学者认为，乔姆斯基当年对斯金纳的批评充满了情绪化的字眼并且将斯金纳早就抛弃了的极端行为主义的机械论强加到他头上，这说明乔姆斯基当时根本就不了解斯金纳的观点，因而不能称得上是一篇正常的学术批评(MacCorquodale，1970；Palmer，2006)。尽管从未对乔姆斯基的书评做过正面的回应，斯金纳(1972)本人也曾经披露当年乔姆斯基将书评的初稿寄给自己，由于乔姆斯基的语气强词夺理、盛气凌人所以就将其弃之一旁，从此不予理会。Andresen(1991)甚至认为，虽然乔姆斯基对于斯金纳在语言学习方面的批评在上世纪80年代以前颇受欢迎，但是80年代之后，由于乔姆斯基的语言理论不断受到挑战，斯金纳强调语言学习过程中社会文化环境作用的观点获得了新生。尽管这些反批评仅代表了部分仍然在行为主义范式下工作的心理学家的观点，其中不乏门户之见，但是在客观上对于本来就饱受争议的生成语言研究还是造成了一定负面的影响。

(四)二战后特殊的社会、经济以及学术环境使生成语言学游离于主流社会科学之外。在学科史上，语言学的地位十分尴尬，既不能被接受为自然科学，又不能与心理学、社会学、经济学、人类学、政治科学这“五大位”(Big Five)一起进入社会科学的行列。根据社会科学史专家Martin.Nielsen(2011)的研究，造成这一局面的原因主要在于：一方面，同其他学科相比，语言学是一门年轻的学科并且还具有跨学科的属性，因而难以“归类”；另一方面，战后美国特殊的社会以及学术环境也使语言学有些“与众不同”。由于在二战中语言学家为军方提供了训练外语人才的服务，为美国赢得战争并成为世界头号强国做出了贡献，从而颇受政府以及军方的重视。在随后的冷战中，由于苏联人造卫星率先上天，让美国政府大为震惊，决心要在科技上赶超苏联，所以政府和军方投人大量的经费进行科技研发，这其中就包括以机器翻译为核心的语言学研究。乔姆斯基就是在这样的情况下进入以理工科闻名于世的麻省理工学院并且最终成功建立语言学系的，他在20世纪五六十年代的研究资助也主要来自于军方，而此时的主流社会科学却因学科定位以及政府的重点放在科学技术上而为获得研究资助大伤脑筋。一方春风得意、自信满满，心无旁骛地埋头在自己的小圈子里从事研究，而另一方却不得不为赢得自己的合法权益而斗争，语言学与包括心理学在内的社会科学之间产生隔膜就不难理解了。另外，生成语言学的自然科学诉求也使得自己与主流社会科学研究显得格格不入。

半个多世纪以来，正是由于上述这些因素直接或间接使得乔姆斯基的生成语言学在心理学界的影响力受到很大的限制，心理学与语言学之间缺乏应有的沟通与交流，从而给生成语言学理论在心理学界的接受造成了一定负面的影响。结果，即便是在认知心理学范式下工作的心理学家，要么在对生成语言学理论没有全面了解的情况下轻率地进行无谓的批评或者弃之一旁而不顾，要么落后于其理论的新进展而拘泥于某一个理论阶段或者理论模型而抱残守缺。这两种倾向其实都不利于学科的发展。纵观生成语言学半个多世纪以来的发展史，我们认为，生成语言学理论作为一个在一定抽象层面上来研究人类语言及心智的理论假设，带给我们的也许并不是具体的分析工具和真理陛知识，而是它在面对人类语言这一复杂现象时所具有的问题意识以及所运用的科学方法论。

二、对象与问题：生成语言学的躯体

现代科学史告诉我们，任何严肃的科学研究都在很大程度上依赖于是否有明确的研究对象以及能否针对该对象提出合适的研究问题，著名科学哲学家波普尔甚至认为：“科学与知识的增长永远始于问题，终于问题一愈来愈深化的问题，愈来愈能启发大量新问题的问题”(波普尔，1987)。因此，作为探究人类行为与认知这样复杂现象的心理科学必须要明确自己的研究对象，提出真正的问题，要做到始于问题并终于问题。生成语言学的一个显著特点就是，在研究过程中，从自然科学(尤其是作为自然科学硬核的物理学、化学等学科)的研究史中自觉吸取经验和教训，把语言学研究放人人类对世界与自身进行有效探索的大背景中去考察，从而形成了强烈的问题意识和方法论上的高度自觉。

乔姆斯基认为一个学科就是根据其所研究的对象来确定的，所以明确研究对象对于包括语言学在内的心理学研究至关重要。心理学(尤其是行为主义心理学)的一个最大的不足就是过于强调研究程序(procedure)而忽视对研究对象的明确界定。(Chomsky，1979，p.46)对于乔姆斯基的这一批评，行为主义心理学家可能会觉得这是天大的“冤枉”，因为行为主义心理学的研究对象就是可以客观观察的人类行为，也只有这种行为

才能是心理学研究的合法对象；同将神秘的心智作为心理学的研究对象相比，关注人类行为的心理学研究的科学性恰恰在于“可以像对待任何物理现象那样来客观地对待人，可以只根据他所做的一切来看待他。以这种方式来看待，我们的科学目的就是理解人的行为”(转自赫根汉，2004，第566页)。抱着类似的科学主义诉求，乔姆斯基为什么批评以行为主义为代表的主流心理学研究没有适当地确定其研究对象呢?其实这一问题正是行为主义与认知主义的关键分歧之所在。认知心理学认为，行为主义虽然在心理学客观化与科学化方面做出了重大的贡献，但是它把人的内在心理意识排除在了心理学的研究对象之外，而正是后者才是心理学所需要研究的真正对象，因为行为只是内在心理的外在表现，是一种衍生的附带现象，心理学“观察外显的行为，是为了推理出内在的过程。获取客观的资料，是为了建构出相关的理论。理论的构建是用来说明和预见实证的资料”(车文博，2007，第781页)。由此可见，认知主义心理学的显著特征就是：将人的内在心智活动(系统)而不是外在的行为作为研究的真正对象，并且在一定抽象层面上对人的心智活动进行理论构建。

作为认知革命的发起人之一，乔姆斯基正是在这种意义上批评行为主义心理学没有找到合适研究对象的，虽然行为主义也曾经以物理学作为自己的楷模要进行所谓科学的研究，但是“在自然科学领域，事实本身并没有意义，除非它们和解释性原理或所隐藏的结构有关……对于一个物理学家来说，现象本身并不令人感兴趣……现象令人感兴趣的地方在于它和相关理论原则的关系”(chomsky，1979，pp.58-59)。只盯住外部行为的研究算不上真正的研究或者说算不上真正的科学研究，因为外部行为充其量只能相当于物理学研究中的仪表所测量出来的数据，显然物理学是不会仅仅只满足于“仪表抄读”(meter reading)的。(Chomsky，2010；代天善，2011)因此，严肃的心理学研究必须要实现从“外”到“内”的转移，与之相应语言学的真正研究对象也必须实现从言语行为到语言知识、能力或者系统的转移。①(chomsky，2002，pp.1-14)

明确了对象之后，科学研究的成败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能否提出有意义的问题。乔姆斯基认为，在人类语言研究中为了提出真正的问题，首先需要区分“问题”(problem)与“谜题”(mystery)：问题是在人的认识范围之内，人对其中所涉及的概念有着一定的了解；谜题则是一些目前仍处于人的认识范围之外、含混不清的问题。当然，随着人类对世界及自身理解的不断深入，目前是谜题的东西将来很可能会转化为可以进行有效研究的问题。在乔姆斯基看来，以认知为取向的严肃的语言研究应该努力回答这样四个关键的问题：1)语言使用者的语言知识是什么样子的?2)语言知识是如何获得的?3)语言知识是如何使用的?4)语言知识及其使用的物质基础是什么?对于这四个问题，乔姆斯基认为前一个是后一个得以解决的基础。这就是说，如果我们想要解决语言使用者是如何习得语言这一问题，首先就要弄明白习得的是什么(即获得第一个问题的答案)；如果想要解决语言知识是如何被使用的，除了要知道语言知识是什么之外，还需要知道这种知识是如何获得的，只有对这三个问题都获得了一定的认识之后，我们才有可能真正认识语言知识与使用所依赖的大脑结构以及神经机制(即物质基础)。(Chomsky，1988)

生成语言学半个多世纪以来，就是围绕上述问题来开展研究的。在上世纪80年代之前(即前原则参数(principles and parameters)理论时期)，以乔姆斯基为首的生成语言学家把主要精力放在对语言知识进行理论描写上，力求让生成语言学理论达到描写充分性。随后，生成语言学把重点转向了第二个问题，从而在理论内部进行了一次重大的变革，进入了原则参数理论时期，目前其理论仍然处于这一时期的第二个阶段，即最简方案(minimalist program)阶段。原则参数理论的提出就是为了解决语言知识的获得而提出的理论假设，即著名的普遍语法(UG)的理论模型。该理论的核心思想就是，人类语言共享一些普遍的原则，这些原则是人类基因遗传所决定的(即天赋的)，是人的种属特性的一个重要部分，是人区别于动物的关键之所在，但是这些原则在一定的范围内表现出参数差异，从而不同地区的人所使用的语言在表面上又存在一些明显的差异。

需要指出的是，虽然乔姆斯基认为语言学研究的四大问题需要有步骤地解决，生成语言的理论分期也似乎与之相对应，但是我们不能教条地理解这一点。实际上，生成语言学家在为语言能力构建语法模型的时候，始终没有忘记这样一个问题--他们所构建的语法儿童如何习得?也就是说，他们提出的语法必须是易于习得的语法，因为以认知主义为基础的生成语法与行为主义的关键不同就是在于--语言习得不是完全依靠环境的作用而是主要依赖于人类所独有的、具有生物决定性的、先天的语言系统。环境(语言刺激)只是起到一个触发的作用，所以在乔姆斯基眼里，“语言习得”更为准确的表述应该是语言系统的“生长”：语言系统就像一粒种子，语言刺激只是种子长成参天大树所需要的土壤以及阳光雨露。需要注意的是，反对环境决定论不仅仅是一个理论问题，它更是一个经验性问题，因为大量的证据表明，儿童所习得的语言知识根本就不能够从他所接触到的有限的、并不完美的语言刺激中依靠逻辑能力推导出来。例如，当儿童听到The man is inthe lOOm以及Is the mail.m the room?这样的句子时，在逻辑上他们完全有可能推导出疑问句的构成规则是将句子的第三个词或者第一个“is”移到句首这样的规则，并将这种规则运用到例(2a)从而形成(2c)这样不合法的句子。但众所周知，这种情况在英语母语者中不会出现，儿童不需要任何刻意的教导就能够轻松习得符合结构依存性原则的(2b)。这就是说，所接触到的刺激中并没有出现的一些东西，儿童却轻而易举地习得了；刺激是不完美的、贫乏的，而习得的语言知识却是丰富的、完美的。正是这“刺激贫乏”(poverty 0f stimulus)所带来的理论问题推动了生成语言学理论从问题到问题，不断向前发展，而且到目前为止，这个课题仍然需要生成语言学家全力以赴地去解决，关于这一点乔姆斯基2010年在世界各地所做的巡回演讲《刺激的匮乏：尚待努力的课题》(Poverty of Stimu-lus：Unfinished Business)中有着很好的阐述，此处不赘。另外，进入新世纪以来，乔姆斯基与生物学家开展了有效的合作，在继续对普遍语法进行理论构建的同时开始努力将语言知识与使用所依赖的物质基础问题考虑进来(Hauser，

Chomsky&Fitch，2002；Chomsky，2005)，从而为生成语言学开启了新的生物学视角，注入了新的发展动力。

三、方法与证据：生成语言学的灵魂

除了有着强烈的问题意识以外，生成语言学还在方法论上表现出了高度的自觉性。如果说明确的研究对象以及对研究问题进行清晰的界定构成了生成语言学的“躯体”，那么完全可以说科学的方法与论证构成了生成语言学的“灵魂”。为了切实将对人类的心智研究纳入到自然科学研究范式中以便克服传统的唯心主义以及形而上学的缺陷，深谙科学发展史的乔姆斯基旗帜鲜明地反对方法论上的二元主义(dualism)而选择自然主义作为自己的方法论基础。

虽然乔姆斯基把自己的语言研究归结为笛卡尔所开启的理性主义传统，但是生成语言学却是对笛卡尔唯心主义二元论的一种扬弃。自从笛卡尔明确提出“身一心”(mind-body)问题以来，在考察人类心智问题时大多数人随即秉承一种方法论上的二元主义，其主要观点就是：在研究“脖子以上”的人时，使用不同于自然科学“物质化”的研究方法，而采取一种所谓“人格化”的研究方法。乔姆斯基认为，这种二元主义实际上是主张我们在研究人类心智问题时摈弃科学理性，强行实施科学中从不考虑的任意性规定和先验要求，或以其他方式背离正常的研究准则，从而陷入神秘主义。(乔姆斯基，2006，第162页)方法论二元主义虽说同笛卡尔的二元论有着密切的联系，但在某种意义上说，是对笛卡尔的一种误解。乔姆斯基认为，只要回顾一下科学史，这一点很容易理解。笛卡尔所处的17世纪是“机械论哲学”大行其道的时代，但是他发现世界的某些方面(尤其是人的语言与心智问题)超出了机械论的解释范围。为了寻求解释，他提出了“第二实体”(即精神实体)的假设。笛卡尔的错误在于他的形而上学二元论，但是他的贡献在于提出了心智问题并且认为心智是一种客观的存在--是世界的一部分。后来的研究者在追随或者批判笛卡尔唯心主义二元论时都忽略了他心智问题自然主义的一面，即把心智也看成自然客体的一面。自然科学的发展史--尤其是牛顿的万有引力以及后来化学元素、磁力场等作为世界“物”的一面而存在的事实得以建立的历史--表明，我们摧毁的不是笛卡尔作为精神而存在的“第二实体”，而是他关于物质的概念。也就是说，一些当时被认为是以非物质形式存在的神秘物，后来却被证明其实是自然世界的客观存在物，这一点在牛顿万有引力的发现与接受问题上表现得最明显。科学史告诉我们，当我们在考察人类心智问题时，正确的做法不是将心智与物质对立起来而采取一种二元论的立场，也不是将心智简化还原为目前我们所理解的物质，而是首先要将心智看成一个自然客体，在一定抽象层面上来考察，也许有一天我们会有机会像历史上反复发生的那样对物的认识取得新的突破，从而使我们对于“物质”的理解跟上我们对“心智”的理解，最终实现学科的统一，“就像19世纪的化学所依赖的分子、原子价以及元素周期表等关键概念被证明具有经验f生基础之后迫使物理学进行根本性的修正那样”(Chomsky，1997)。

在自然主义方法论看来，“心智的”这一术语与“化学的”、“光学的”、“电学的”在实质上没有什么不同，都不含任何形而上学的含义，“都是用来描述同一世界的不同方面，出于研究和说明的目的，我们选择其作为注意的焦点”(乔姆斯基，2006，第161页)。因此，方法论自然主义中作为世界自然客体的“语言”指的是心智中专司语言及其使用的一个模块，即“语言官能”；就每一个个体而言，语言官能有一个初始状态，由生物遗传决定(即天赋)。环境引发并在有限的程度上将语言官能的生长过程定型，这一定型的过程大约在青春期前完成。自然主义的语言研究，需要采取具有牛顿一伽利略风格的理想化方法(Boeckx，2006)，从日常生活中大量的言语曲解和干扰等复杂情况中提炼出抽象的规则，构建可以证伪的假设，用以确定语言官能在理想化条件下的“纯粹”状态是什么，这样方能识辨出语言官能的真正本质和表现形式，并且以此为基础考察其状态变化的成因，以及在语言使用中所发挥的作用。

自然主义方法论指导下的“牛顿一伽利略”风格的生成语言学研究决定了乔姆斯基对待用来证实或者证伪理论假设的数据(data)的态度。首先，乔姆斯基认为，既然语言是一个自然客体，那么来自语言的数据应该跟来自于心理、神经、生理等实验中获得的数据具有同等的效力。这就是说，我们观察到了说话者能够具有某种语言知识，即便这一知识暂时还不能在行为学以及神经认知的实验中获得证实性数据，我们也不能就此轻易下结论说这样的知识因为不具有心理现实性而不存在。如果那样的话，我们其实走的还是方法论上二元主义的老路子(Chomsky，1997)。但是这不等于说，在做语言研究时只依赖来自内省的语言数据，来自其他渠道的数据对于证实假设的确是有用的，但是这些数据往往不能证伪有关心智的表征一计算理论。这就涉及到乔姆斯基对待数据态度的第二个方面，即对于数据的取舍问题。乔姆斯基在进行理论构建时，十分重视理论的可证伪性，为了做到这一点，他十分赞同波普尔的观点，认为科学的理论必须是可以证伪的理论。但是，理论在什么时候可以证伪却不是一个简单的问题。当遇上同理论相互冲突的数据时，乔姆斯基主张首先需要做的是看一看数据是否有问题，如果数据能够促使我们提出一个更好的理论(即该理论不仅仅能够解释当前的问题而且还能够包容旧理论所能够解释的现象)，那么就要放弃旧有的理论而采纳新理论，从而实现理论的证伪。如果不是这样，那么正确的做法是暂时搁置有争议的数据，而不是放弃理论，因为在某种意义上说，只有理论才能理论，提不出更好理论的反例是没有太大意义的(Smith，2009)。

正是本着这样的方法论原则，半个多世纪以来，生成语言学理论紧紧围绕前文所提到的四大问题，不断用新的理论模式替代旧有的理论模式。换言之，乔姆斯基改变的只是具体的理论模型，而其对于人类语言与心智的问题阐述以及所采用的方法是前后一致的。遗憾的是，这一符合科学研究规律的做法却屡遭误解与诟病。另外，生成语言学对于理论构建的强调，对于心理学研究克服狭隘的实证主义，科学构筑心理学理论有着积极的意义，而重视理论构建正是目前西方心理学演进的大势所趋(霍涌泉、魏萍，2010)。

四、余论

从以上的讨论可以看出，以认知主义为取向的生成语言学在研究对象、研究任务、方法论等各个层面都显示与行为主义具有本质的不同。从某种意义上说，虽然都关注人类的语言及心智问题，行为主义范式与生成语言学之间存在的是学科上的差异而不仅仅是学派上的差异。在提倡跨学科研究的今天，我们正确的做法是吸收各学科的长处，不能拘泥于某个学科暂时的具体理论假设而对之进行轻易的否定或者盲从；其实，无论是学科之间还是同一学科的不同流派之间的健康互动都为科学发展提供了巨大的推动力。行为主义在与认知主义的论争中看到了自身的不足，从而获得了新的发展，同样认知主义也因此而注意到了行为主义实验设计和程序控制的严谨与科学性。我们认为，在考察人类语言与心智这样复杂问题的时候，生成语言学带给我们的主要是方法论上的启示--以问题为中心，在科学方法论的指导下，大胆进行理论假设，并且不断从问题到问题而敢于放弃旧的假设，在与其他学科互动的基础上利用新的数据与事实进行理论更新。另外，生成语言学还告诉我们，在研究时既要认识到我们自身的限制，但同时又要充满信心，因为正如乔姆斯基所言：“由于人们对这些方面所知甚少，所以许多东西仍旧是奥秘。但是，我们毕竟对其中的问题部分有所了解，因此可以在探索的过程中用提出问题和解答问题的方法取得研究的进展。这样，至少在一定程度上我们知道自己在探求什么”(2006，第2页)。也唯有如此，科学研究才能获得健康的发展，取得长足的进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