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克之的奇人奇事(下)

骗取日本军火负责人的信任，为新四军搞到急需的军火

抗战一结束，就迫不及待地调兵遣将，在全国各地抢夺战略要点，又四处接收大中城市。此时的上海因地处东南，距重庆千里之遥，所以想在短期内全面接收，似乎有些鞭长莫及。而刚刚战败的日本人整日龟缩在军营中，惶惶不可终日，早已失去了统治上海的心思。这样就造成了上海短时期内的权力“真空”，不仅社会秩序陷入疯狂、混乱之中，各种投机分子也趁机大肆活动，倒买倒卖，上海滩成了“冒险家的乐园”。

身处上海的华克之观察这样的形势，产生了一个“浑水摸鱼”的念头。当时，我新四军武器装备老化，弹药匮乏，急待补充。而日军在上海的军火储备却十分充足，战争结束后，这些精良的武器和弹药一下子都成了可以买卖的商品。华克之想，不如趁目前混乱的局面，利用日本人惶恐无主、前途难卜的心理，为新四军搞到一批军火。此时，潘汉年已经回到淮南根据地，华南情报局总管内勤和机要的张唯一同志接替了潘汉年，直接领导华克之的工作。张唯一代号“老太爷”，是一位久经沙场的产党员，地下工作经验丰富，和李克农都对他十分信任。“老太爷”张唯一听完华克之的想法后，表示完全同意。

但是，从日本人那里搞军火仍然是一件很危险的事情，需要冒极大的风险，而且在整个计划中不能借助组织内部的关系，因为一旦行动暴露，势必会牵连到我党组织。华克之反复琢磨、权衡，最终选定了一个人――郑德升。郑德升祖籍宁波，却在上海土生土长，深谙上海世情，能说会道、聪明机变，是个玲珑剔透的人物。他在上海做投机生意，过着中产阶级的生活。华克之和郑德升交往多年，曾经通过他的帮助给苏区运过盐，还营救、保释过多位我党被捕的同志。华克之知道郑德升同情共产党，敢作敢为，有正义感，是个非常可靠的人。

华克之找到郑德升，并把自己的想法告诉了他。过了不久，郑德升就通过关系认识了一个叫“冈田”的日本海军陆战队少将。冈田这个人的身份与华克之的计划密切相关，他既参与位于上海静安寺路成都路口的军火仓库的管理，又是另外一个驻上海军火仓库的唯一负责人。当时，冈田正深深陷入战败的痛苦中，他是个标准的武士道分子，不愿面对战败的现实，更不愿屈从战俘的命运，此时的他，仍对军国主义抱有一线希望，期冀能够有所作为。华克之就是看准了这一点。他让郑德升以同情日本的面目出现，与冈田接触，郑德升发挥能言善辩的长项，很快就与冈田混熟了。

郑德升告诉冈田，他反对，对共产党也没有好感，认为两者对中国都没有好处，因此自从日本宣布投降后，他就忧心忡忡，担心中国的前途。言谈中，郑德升有意透露，他有一位中将朋友，是第五战区司令长官的心腹，司令长官已经在豫西南划出二十个余县，驻扎了嫡系部队，并派这位中将到各地将接收的日军较好的武器集中到那里。现在已经有许多日军的有志之士带着武器前去投靠。郑德升的话让走投无路的冈田隐约看到一丝希望，于是他连忙催问郑德升第五战区司令官收容日军的条件。

郑德升看冈田已经上钩，这才不紧不慢地告诉冈田，司令长官有意在与共产党之间另起炉灶，领导中国“兴亚”的事业，准备大量招兵买马。讲到这里，他有意停住了话头，冲冈田意味深长地一笑。冈田果然上当，表示也想加入司令长官的“事业”中来，还一个劲地说，这是一个伟大的创举，是中日合作的真正曙光。于是，郑德升便暗示冈田手中保管的军火，对他加入这个事业并且得到重用将有莫大的关系。冈田马上答应认真考虑，但提出想见见郑德升的这位中将朋友。

为了不让冈田怀疑，华克之通过关系，专门找到一辆特别牌照的小汽车和一套中将军服，然后与郑德升一起驱车造访了冈田。冈田与华克之交谈的结果令他消除了怀疑，他觉得这位“中将”气度不凡，谈吐出众，头脑灵活，魄力出众，一定可以做大事。几天后，冈田交给郑德升一份详尽的军火库清单，上面列出十万支步枪，数百万发子弹，这些武器足够装备新四军二十多个师。这对当时武器装备奇缺的新四军来说，简直是雪中送炭。华克之看完清单后非常激动，他立刻按照清单上的地址来到静安寺成都路口军火库实地了解情况。果然，华克之看到一所很气派的西式房子，房子前面有一个不大的广场，面朝静安寺路的门前，有两个日本海军陆战队士兵站岗。确定这里的确是军火仓库后，华克之才放心地离开。

在交涉这批武器的过程中，冈田都十分配合。但是在具体与静安寺军火库主任沟通时却出了问题。这个主任说，上海不属于第五战区，按规定军火不应该交给“他们”。如果一定要这样做，除非符合下面条件中的任何一个：第一，接收军火者是由重庆国民政府指派的大员；第二，有日军总司令冈村宁次的正式批准手令；第三，有由南京政府陈公博、周佛海派人证明的“中将”的身份。华克之思来想去，唯有这第三条可能有办法办到。他立即打电话找到一个人，希望通过他请周佛海出面帮忙。

此时的南京汪伪政权已经，只有周佛海因为早与暗中勾结，而被任命为京沪保安副司令，依旧春风得意。华克之委托的人把事情向周佛海讲明后，还没提请求，周佛海就苦笑着摇摇头表示，他这个副总司令其实是有名无实，不仅一举一动都受到军统的监视，而且任何事情都要经过方面批准，才能实施。华克之知道，这件事在周佛海处是行不通了，因为如果一旦让军统知道，那么华克之的“中将”身份一定暴露。

幸好，冈田那边还好解释，说事关重大，要等“中将”回河南向长官请示后才能确定。冈田听了不但没生疑心，相反还积极地表示，还有一个满储TNT的黄白色炸药仓库由他独自管理，不受别人牵制。问是否有兴趣？TNT是当时威力最强的炸药，是制造军火不可缺少的原料。华克之向“老太爷”张唯一作了汇报。很快就得到新四军方面的回应：军方十分需要TNT。为此，新四军军部还特别派来了联络员孙明，命令他以邮递员的公开身份，协助华克之运送炸药。

华克之和孙明找到了5辆载重卡车，孙明还从根据地调来了5位司机，他们都是经验丰富的共产党员。当时的军队还没有到达上海，军统人员虽然遍布上海滩，但注意力并没有放在军火上。所以华克之分析，在运送炸药的路上，最有可能引起麻烦的仍然是日军和伪军。为防出现意外，华克之制定了周密的运送方案：一、由冈田派遣一支海军陆战队小分队押车，倘若日本军方有什么问题，由冈田出面交涉，至于那些长期患有“恐日症”的伪军警，日军押车就是最有效的通行证。二、所有运送炸药的车辆全部更换牌号，以防将来追查，而且每一辆车都加足汽油，检修内部机件，免得路上出现意外。三、临时找来一位懂日语的同志当翻译。此人名叫叶文津，同华南情报分局有工作关系，与郑德升是旧交。

一切准备就绪，只等出发。炸药库在路旁的一条不宽的巷子内，两边均是三四层高的楼房，一边是空军临时办事处，一边是中央通讯社上海分社。装货那天，华克之坐在特别牌照的小汽车上，身边带着警卫，由郑德升陪同，大大方方地前往炸药库，5辆遮篷卡车紧随其后。冈田已经等候在那里多时，十余名日本海军陆战队士兵，端着刺刀，站在门口。卡车一停稳，立即开始装货。在搬运时，军火库两旁楼房的窗口上，空军临时办事处和中央通讯社的人不时地朝这边观望。一个军官模样的人忍不住出声询问，郑德升的旧交叶文津发挥了作用，他谎称是重庆来的国民政府官员，这才避免了事情的暴露。除此之外，整个搬运过程非常顺利，5辆卡车足足装了540板箱TNT。

这批炸药运出后，冈田心里盘算着今后有了退路，不仅可以避免成为战俘，而且还可能有新的出路。华克之了解到这一点，心想不如趁热打铁，继续在冈田身上下工夫。冈田果然存有私货。在郑德升的游说下，他索性将埋藏应变的武器全部贡献出来。那是在日本天皇下令投降后，他私埋在家中客厅地下的194挺机枪。他表示愿意将机枪送给第五战区的司令长官，作为第二次献礼。这194挺机枪的威力可丝毫不比那十万多支步枪差，郑德升听后大喜，立即向冈田示好，并将这个消息告诉华克之。

当天半夜时分，两辆卡车开到冈田家，在冈田的两名勤务兵的帮助下，郑德升和孙明悄悄将武器从地下取出，装上卡车，再清除挖出的垃圾，重新放好地毯，恢复客厅的原貌。工作完成后，天色已经大亮，两辆卡车离开了冈田家。在孙明的指挥下，两辆卡车在街道上急驰，不久就驶出了上海市区到达江边。等候在那里的地下党员，利用交通线将机枪转运到新四军军部。半个月后，“老太爷”张唯一转给华克之一封信。华克之打开信一看，竟然是从新四军军部发来的。上面用毛笔郑重地写道：

华克之同志:

你运来的炸药，已经试验，性能极好，可供江南、江北使用两年三年。194挺机枪，全是新的。望你们百尺竿头，更进一步地努力。致以革命的敬礼！

窃取绝密军用地图，为解放战争立下了汗马功劳

1946年6月27日，在美国的支持下，向中原人民所在地鄂东宣化店地区发起进攻，内战全面爆发了。当时尚留在上海的中共人员，根据的指示兵分三路：一部分人留下来继续坚持地下工作；一部分人转移到香港从事情报、统战以及其它文化宣传工作；一部分人撤退到延安和苏北根据地，参加人民解放战争。

潘汉年被派往香港，继续主管香港、上海等敌后地区的情报工作和上层的统战工作。他到香港不久，就陆续将张唯一、华克之、董慧等几个得力干将调到香港，重新组建了一个情报班子，专门收集军事、政治、经济等各种情报。

这么多同志一下子都到了香港，吃、住和工作都需要大量的经费。为此，潘汉年找到华克之，要他想办法安顿香港的同志，同时照顾留在上海的同志。潘汉年之所以找华克之，其中是有原因的。一来，华克之喜欢交际，关系多、门路广，常得到各方面朋友的资助；二来，他会做生意，常在工作之余，注意金融和商业行情，搞点证券买卖，不但解决了自己的生活问题，多年来还在香港和上海为组织赚得了42万元港币的活动经费，折合黄金约4200余两。即便如此，华克之自己没有任何私蓄，他始终保持了作为一名革命者的无私品格。

接受潘汉年的指示后，华克之通过一位叫杨建平的民主人士，跑到上海搞到了5万元港币。不到几天工夫，华克之就将一张5万元的支票交到潘汉年手中，动作如此迅速，让潘汉年都有点不敢相信了。后来，杨建平也因此事加入了潘汉年的情报系统。根据潘汉年的授意，杨建平出面组织了一个“中国经济问题研究会”，联络了一批香港工商实业界进步人士，帮助解放区开展对外贸易活动。1949年，在华克之和杨建平的建议下，成立了一家贸易公司，由潘汉年挂名任董事长，杨建平任副董事长，华克之与董慧具体掌握资金和财务工作。这家公司在香港和上海两地开展对解放区的贸易，同时为情报工作提供资金支持。

1948年，人民解放战争由战略防御转入战略反攻，战场逐渐由解放区转移到国统区。中共中央军事首脑机关迫切需要一批准确、精密的国统区军用地图，以帮助指挥作战。中央还得到消息说，日本人为了侵华战争的需要，曾经制作过一批军用地图，日本投降后，将这批地图移交给了当局。中央指示华南分局，要求他们设法搞到这批军事地图。接受指示后，潘汉年立即主持召开华南分局领导会议。会上经过讨论后，一致认为华克之是完成这项任务的最佳人选。

华克之果然有办法。没多久，他便通过一位对军政界熟悉的朋友了解到，当局也非常重视这批军事地图，日本投降的时候，亲自下令让冈村宁次严密保管，后来移交给了国防部。华克之有个连襟兄弟叫陈光彬，是荣军教养院的院长，领少将军衔。陈光彬还曾在中央军校教书，关系很多，而且陈光彬的哥哥陈光国，是的左派，与华克之也非常要好。当年“刺汪案”发生后，并没有参与此事的陈光国因为与华克之的这层关系，被戴笠逮捕，并被秘密杀害。华克之对此事一直心怀愧疚。陈光彬是恩怨分明的人，虽然伤感兄长之死，却对华克之毫无芥蒂，只对滥杀无辜心存怨恨。华克之到上海找到他后，他仍然像当年那个充满朝气的青年学生，对华克之充满了敬佩之情。两人回忆起大革命时代那些令人热血沸腾的往事，又谈起当局的种种不堪，言语间十分投机。在华克之的劝说下，他答应帮共产党做点事情。

陈光彬随后通过关系，了解到这批军用地图的一些情况：这批由日本人制作的军用地图测绘精确，国防部非常看重这批地图，还专门在国防部第二厅设了一个科来保管。领取地图的程序也十分严格，不仅要办理多道手续，而且最后都要经第二厅的厅长郑介民亲笔批准。不过，陈光彬在打听的过程中也有一个意外收获，那就是国防部专门设立保管地图的科室的科长“程志锐”，竟然是他过去在南京中央军校的学生。华克之和陈光彬分析，凭陈与程志锐的关系，跟他要一两张地图应该没有问题，可是想要成批地拿出来恐怕就难了。因此，最好的办法是让程志锐自愿将地图献出来。而要让程志锐瞒住郑介民私下将地图送给陈光彬，必须对他有莫大的好处。

程志锐是个野心勃勃的人，一直渴望去战场建功立业，以求飞黄腾达。但他却被分到国防部当了个小小的科长，整天困在案犊之中，眼看许多不如自己的同学都升迁了，颇有几分怀才不遇的怨气。针对程志锐的这种心理，华克之给陈光彬精心设计了一套说辞。回到南京的第二天，陈光彬就打电话给程志锐，请他到家里作客。为此，陈光彬特意准备了一桌丰盛的酒菜。师生相见，自然有一番亲热。陈光彬将话题逐渐转到时局上来，两人谈起几次大战役的惨败，都有些感慨。陈光彬认为，共产党军队能战胜军队的一个主要的原因是共产党重视游击战，将游击战辅之于运动战，变被动为主动。所以能以少胜多，以弱胜强。程志锐深表赞同。陈光彬接着告诉程志锐，他正准备与人合作，组织一支两三万人的游击部队，游击战和运动战相结合，帮助正规军作战，创立一片新天地，为党国赢得一个生存的空间。陈光彬察言观色，见程志锐露出羡慕的神色，便邀请他一起下去打游击，并说只要他愿意，等呈报委员长后，可以给他一个师长的职位。程志锐巴不得有这样一个出人头地的机会，听了陈光彬的话，顿觉热血沸腾，连忙点头答应。陈光彬又说，程志锐手里的那些地图很有价值，与其搁在国防部里成废纸，不如让它们发挥应有的作用。他让程志锐取一些出来，平津以南的都要。但是这件事最好别让郑介民知道，免得节外生枝。程志锐正愁没有见面礼，心想取地图虽然担些风险，却是惠而不费，正好讨好老师。于是爽快地答应下来。

几天后，陈光彬从南京回到上海。他兴冲冲地找到华克之，递上一大捆军事地图。两人兴冲冲地一同观看。这种地图尺寸很大，一面较小的墙壁挂一张就满了。地图上无论是城乡峰谷、山沟土丘、远近距离都绘得非常清楚，的确是好地图。地图是拿到了，但是怎样将地图送到香港呢？华克之感到运送困难之大，并不亚于取得这些地图。潘汉年事先交代过，地图拿到后要先运回香港交给华南分局，再通过海上交通线运到解放区去。当时在前方战场屡吃败仗，对后方的防范更加严密，无论邮局、海关，对各种物品的检查都十分严格。如果没有特殊的渠道，根本不可能把这些地图安全地送到香港。华克之苦思了多日，终于想出一个稳妥的途径。

按国际法的规定，各国驻外使馆的邮件只要经过该国大使签字，东道国的一切机构、个人均无权拆检。如果能够利用外国大使的外交免检邮袋，将地图送至香港，便可免去海关以及特务机构的检查。于是，华克之找到一位名叫季常的朋友，他的父亲曾是驻欧洲几国的公使，妹妹也在联合国纽约总部工作，他恰与某国驻华大使有很深的交情。作为一名西化极深的中国人，季常对的独裁与腐败政治早已心存不满，加上父亲被军统特务诬指为汉奸遭杀害，更加让他看清了政权的反动本质，转而同情共产党。华克之与季常相交以来，虽然从未透露过自己共产党员的身份，但季常通过观察，也猜出了八九分，不过他仍然给华克之提供种种方便和掩护。这次也一样，华克之一提出请求，季常便答应了。

季常告诉华克之，这位驻华大使是商务参赞出身，对国际贸易很有兴趣。华克之说，如果伪称与大使的国家合作做一桩很有赚头的生意，再相机提出使用邮袋，大使就应该不会拒绝了吧。季常也非常赞同华克之的这个主意，并且建议，中国的出口贸易中，西湖龙井茶是大宗生意之一，而且在欧洲和北非等地都十分畅销。他提议华克之扮成杭州龙井茶种植主，向大使提出在欧洲开辟茶场，种植龙井茶，希望大使给予帮助。这样，大使一定愿意接见。

主意是好主意，但是华克之对龙井茶的种植一窍不通。所以当计划安排妥当后，华克之便开始足不出户、闭门读书。他找来一大堆资料，有中文的、外文的，全是有关龙井茶种植与经营的专著和文章，他还在书桌上亲自尝试种植龙井茶。华克之的记忆力十分惊人，悟性又好，短短几天内，便将这些资料翻阅完毕。与人谈起茶经来，居然头头是道，俨然一个善于经营的茶叶种植园主。季常出了许多题目考他，不但没有把他难住，倒被他纠正了许多不准确的说法。一切准备妥当，华克之胸有成竹，在季常的陪同下，前往使馆拜会大使。华克之告诉大使，因为对政权失望以及害怕共产党，所以他决定将资金撤到国外并寻求合作。言辞合情合理，令人信服。在季常的竭力担保下，大使欣然同意合作。

开辟龙井茶园必须要完备的资料，但是国家禁止种植龙井茶的资料出境。华克之趁机提起，他曾经带过一箱资料到欧洲，结果被海关扣留，这次必须另想办法。大使略一思索，便提出将资料放在使馆邮袋里，先寄到香港，再转运出去。如果资料体积较大，一次装不完，还可以分批包装邮运。季常也表示，可以先寄到香港，交给驻港领事馆负责人鲁君，而鲁君正是季常的好友。

就这样，这批珍贵的军事地图共被分为五批寄送到香港。每次寄送均用蜡纸、纱布以及光滑的白布层层包裹，细针密缝。然后由季常在邮袋上用火漆加上图章密封，并用英文写明收件人。

为防万一，季常还专程陪同华克之一起到香港，介绍他认识鲁君领事，取到了第一批地图。以后又安全地将其余四批地图交给潘汉年，通过海上送到解放区交给党中央。这批军事地图后来在解放战场上发挥了重要的作用。遗憾的是，在取得地图过程中，做出巨大贡献的陈光彬和季常二位民主人士，都没能等到新中国建立的那一天。寄送地图一事不久，季常在香港一家酒店的三楼失足坠亡，而陈光彬则于1949年建国前在香港病逝。

80高龄得以昭雪 夕阳余晖“喜作黄昏颂”

在解放战争中，华克之往来于港沪之间，利用广泛复杂的社会关系，为党搜集了大量有价值的情报，为中国人民的解放事业作出重要贡献。新中国成立后，华克之仍然在隐蔽战线上工作。然而，在1955年的内部肃反中，他的老上级潘汉年以“反革命罪”被诬入狱，紧接着，一大批在隐蔽战线中与潘汉年共事的战友和部下受到牵连，纷纷入狱。华克之也未能幸免。他被诬为潘汉年的“二号黑干将”，罪名也是“反革命罪”，被关押在秦城监狱长达11年之久。1979年，在廖承志的直接干涉下，华克之案终于得到。1982年，中共中央正式发出了《关于为潘汉年同志昭雪、恢复名誉的通知》，郑重宣布：“凡因‘潘案’而受牵连被错误处理的同志，应由有关机关实事求是地进行复查。”根据这一精神，公安部门对华克之的案子进行了复查，对他的案件重新作出结论：“华克之同志建国前在潘汉年同志的领导下，在敌后屡次出生入死地做革命工作，是有成绩的，对党的事业卓有贡献。潘汉年同志冤案发生后，认定华克之同志亦犯有反革命罪是错误的，应予，恢复名誉，消除影响。”

面对这迟来的结论，华克之感慨万千，此时他已经80岁高龄。许多人都为他的境遇感到不平，但华克之却借用元帅的一句诗，将这种怨气淡然而过：“老夫喜作黄昏颂，满目青山夕照明。”

1998年，96岁高龄的华克之走完了人生之路，平静地离开了人世。他的传奇故事为后来人津津乐道，口口传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