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约瑟难题”新问

核心提示：中国之所以能成为“世界工厂”，很重要的竞争优势是成本低廉。但当“中国制造”的后发优势越来越微弱的时候，如果不注重自主创新及高端研发，则有可能重蹈日本的覆辙。

瑞士伯尔尼，爱因斯坦博物馆。中国国务院总理参观博物馆后，在留言册上提笔写下“创新是人类活力的源泉”。

创新，不仅是总理向世界发出的“中国最强音”，也是当前中国正面临的世纪难题。

改革开放30多年来，廉价劳动力奠定了中国“世界工厂”的地位。但步入21世纪的第二个十年，继续靠要素驱动的路子走不通了，中国经济到了“不转型将难以为继”的关键时刻，更需要把创新放在发展战略的优先位置。

然而，中国的创新活力还有待提升。世界知识产权组织不久前的《2013全球创新指数报告》（以下简称《报告》）显示，瑞士、瑞典、英国、荷兰、美国位列全球创新指数前五位。

中国排名第35位，与去年相比下降了一位。《报告》认为，突破创新中存在的障碍、鼓励制定创新政策是中国目前急需解决的问题。

尴尬的“全球第一”

如果以专利申请数量来衡量创新的话，那么中国俨然已经成了创新大国。

来自世界知识产权组织的报告指出，2011年，中国受理了超过52万件的专利申请，美国为50万件，日本34万件。中国继2010年超过日本后，2011年又超过美国，成为全球第一大专利申请国。

这一数据让世界惊叹。过去100年里，在发明专利领域，排位第一的国家只有三个，美国、德国和日本。中国作为发展中国家，一夜间成为全球最大专利申请国，是否意味着中国的创新能力已超过老牌发达国家呢？

“事实上，当前世界上最核心的科技创新几乎都不是出自中国。”国家行政学院经济学教研部教授许正中指出，中国科技创新对GDP的贡献率并不高。

放眼全球，创新型国家科技创新对GDP的贡献率高达70%以上，美国和德国甚至高达80%，而中国科技创新对GDP的贡献率只有40%左右。根据国家科技部科学技术发展中长期纲要的目标，中国到2020年才有可能将科技创新对GDP的贡献率提升到60%。

这种怪象不得不让人想起困扰国人80余年的尴尬命题——“李约瑟难题”。李约瑟是英国著名生物化学家，因胚胎发育的研究成就而享誉全球，但真正让他的名字为国人所熟知的，是他对中国科技史研究所作出的杰出贡献。1930年，李约瑟在其编著的《中国科学技术史》中提出：“尽管中国古代对人类科技发展做出了很多重要贡献，但为什么科学和工业革命没有在近代的中国发生？”自此以后，人们对“李约瑟难题”的争论一直很激烈。

到了21世纪，各界有识之士依然在探讨，“李约瑟难题”遇到了新的问题：尽管中国的专利申请数量逐年增多，但为什么前沿科技重要突破及其引发的产业革命大多没有在中国出现？

对此，国家知识产权局局长田力普也坦承：“实事求是地说，中国目前专利质量还处在相对比较低的水平，与发达国家那些顶尖的高新发明创造相比，我们更多还是改进发明，还是比较低端的实用新型专利、外观设计专利。”

争议中的“中国式创新”

中国发明专利质量不高的一大诟病是，原创性的发明少，“山寨”和模仿的发明多。

今年7月，南航一空姐使用充电中的iPhone5打电话，不幸触电身亡。几天后，北京一位30岁的男子在给iPhone4充电时，遭受电击陷入昏迷。事后查出，他们都是使用“山寨”充电器时发生的意外。

“山寨”充电器带来的危害，令人痛心。苹果公司随后在官网充电器辨别方法，并建议消费者只使用官方充电器。网友也在网上呼吁：“珍爱生命，远离‘山寨’充电器。”

充电器事件，再一次引发了大众对“山寨”现象的高度关注。因为在中国，“山寨”产品几乎随处可见。

对于“山寨”，有人认为，如果不侵犯他人的权利，通过自己的模仿再创新，用比较低的成本，用消费者可以接受的价格向市场提供适销对路的产品，这是应该受到鼓励的。

这种模式也被称为模仿创新。应该说，中国30多年的经济腾飞与模仿创新有着非常大的渊源。

上世纪80年代初，中国靠“三来一补”政策（指来料加工、来样加工、来件装配和补偿贸易）打开了对外开放的大门，利用廉价土地和劳动力，引入外国先进的技术、产品和原材料，按照国外的设计生产他们需要的产品。

只要有一家这样的工厂赚了钱，马上会吸引一大批类似工厂在其周边“安营”：有的直接依葫芦画瓢地生产同类产品；有的会在国外产品的基础上增添一些辅助功能，对外宣称是“升级版”；还有的用更加低廉的原材料加工成“山寨”货。

这种模式见效很快，中国的电脑、手机、家电、汽车、服饰、食品、鞋帽、礼品等行业，基本上都可以看到“山寨”的影子。

“不可否认，这种模式对中国经济发展提速有一定的助推作用，但‘山寨’并不等于创新。”北京大学光华管理学院博士后联合会主席程志强教授认为，仅仅靠模仿而且是低层次的模仿，未必可以获得“被山寨”产品的核心技术。

无法掌握核心技术，永远只能在产品价值链“微笑曲线”的低端徘徊，只能做些代工、贴牌生产等劳动强度大但利润低的活，只能看着别人切走利润蛋糕的最大块。

“虽然日本、韩国都是通过模仿创新而走上经济腾飞的道路，但当前的中国不能只靠‘山寨’。”程志强表示，如果仅仅是单纯的模仿和“山寨”其他国家和经济体的技术，永远无法掌握最核心的技术，也不可能建立起具有本国特色的科技体系，无法从“世界工厂”迈向“世界级工厂”，更不可能在世界经济大潮中争得核心竞争力。

后发优势“分水岭”

无可争议，在全球产业链分工中，中国成为了全球公认的“世界工厂”。

“世界工厂”是对世界制造业强国的特定称谓。在世界经济史上，在中国之前被明确称为“世界工厂”的只有三个国家，依次是英国、美国和日本。这三个国家都是靠创新成为“世界工厂”的，但创新的模式并不相同。

许正中将创新模式分为三种，一是自我创新，即原创式创新；二是消化吸收再创新，类似于模仿创新；三是集成式创新，也称合作创新。

通过第一次工业革命和第二次工业革命的自我创新，英国和美国先后成为“世界工厂”，并由此迅速崛起为工业强国。日本则是通过模仿美国科技，并在模仿的基础上不断创新，最终成为后发国家追赶发达国家并成长为工业强国的典范。

日本之后，韩国、新加坡、中国香港、中国台湾也是通过模仿创新的模式成为全球或亚洲的制造业中心，其经济增长奇迹被称为“亚洲四小龙”。

美籍华人创投家李宗南博士在梳理世界近现代经济史后，发现一个有意思的现象：在通过模仿创新进行赶超的国家中，日本用了约30年的时间，成为可以与美国媲美的经济强国；韩国也用了约30年左右的时间成为世界中等发达国家；新加坡用了20-30年的时间迅速成为制造业大国。

不过，这些后发国家通过20-30年模仿创新后，基本上都到了工业化中后期，即工业模式成熟期，其原来用以赶超的后发优势开始丧失，此时到了发展路径的分水岭，当采取不同的发展策略时，往往会有着大相径庭的结果。比如日本自上世纪八九十年代成为工业强国之后，没有重视高新技术产业对于跨越式发展的重要性，在高新技术产业上的自主创新不足，从而陷入“失去的十年”中不能自拔。

当前的中国，同样通过模仿创新，也差不多用了约30年时间成为“世界工厂”。

“严格来讲，中国只是工业大国，还算不上工业强国。”程志强接受本刊记者采访时说，虽然日本的模仿创新模式或许是当今世界大环境下发展中国家工业化进程中的必经之路，但这并不代表一个国家永远只靠模仿而不去钻研高端技术研发。

不能回避的是，中国之所以能成为“世界工厂”，很重要的竞争优势是劳动力成本低廉。然而，随着经济全球化的深入和国际市场竞争的加剧，中国企业的经营环境正发生巨大变化，全球能源和原材料价格的普遍上涨、融资和环境成本的增加，“中国制造”的后发优势已不再明显，如果不注重自主创新及高端研发，则有可能会重蹈日本的覆辙。

中国的信心在哪里？

增强自主创新能力，已成为中国重要的战略决策。

今年7月，中共中央总书记来到武汉东湖高新区视察，在看到北斗定位终端系统、遥控指挥的胶囊内窥镜、智能鸟无人机等高新技术成果后，一次次驻足，与企业家们交流。他说，我们这么大的国家，不能做其他国家的技术附庸。我们国家要走创新驱动发展道路，才能做强。

纵观全球，创新驱动做得最好的国家是美国。而在美国，创新最活跃的地区非硅谷莫属。

为什么是硅谷？是什么造就了硅谷奇迹？多年来，世界各地的学者都在探寻硅谷的秘密。清华大学经管学院院长钱颖一将硅谷的秘密总结为硅谷文化，一种为创业公司提供“栖息地”的特殊文化，包括开放的生产结构、频繁的人才流动、宽容失败等生态环境。

“ 硅谷的精髓，并不完全在于其尖端技术，更在于其创业文化。”武汉无线飞翔科技有限公司创始人颜国顺曾在美国求学、工作12年，对硅谷文化有着较深的理解，“我们看到的硅谷，只是美国文化的冰山一角。而更多的冰山则是专注于打破常规、勇于求新、宽容失败的创业氛围。”

2009年，颜国顺回国来到武汉创业，与朋友合伙开了一家从事无线通讯的科技公司。在这里，他开始感受到硅谷的气息。

“中国虽然不一定会复制出硅谷，但事情正朝着好的方向在改变。”漫步武汉光谷，在咖啡厅、茶座里，颜国顺时常可以看到热衷于交流创新创业的年轻人；走在高新区里，隔几天就可以看到一家新的民营公司挂牌成立；老板们的商务对话中，“全球最新”、“营销设计”、“创新”等词汇不时从嘴边溜出……

著名经济学家、全国政协常委厉以宁也认同这种变化。他清楚地记得《华盛顿邮报》有一篇通讯，文章说美国最担心中国什么？并不是GDP的增长率，而是中国的科技人才和创业人员。

这位美国记者注意到，在北京中关村一个咖啡店，里面有好几十张桌子，每天都是满的，都是年轻的科技人才，有博士、研究人员，还有民营企业创业人员。他们在谈创新、创业，交流最新的科技发展经验和信息。要知道，在30年前，名不见经传的比尔·盖茨和乔布斯同样也是咖啡店的座上客。

“中国未来的信心在哪里？”厉以宁说，一方面来自于政府改革的决心，另一方面来自于大量青年人、科学家、企业家的成长。（支点杂志2013年9月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