徐公美:民国时期电影教育的倡导者

【摘要】徐公美是我国早期电化教育的先驱，也是民国时期电影教育的积极倡导者。他对电影及电影教育的实质有着深刻的认识，对早期电影教育理论与实践发展作出了卓越的贡献。他认为电影是提高教育效率最合适的工具，有效的电影教育是教学乘以电影。他提出了特殊时期电影教育的方针，积极开展电影场及电影教学法研究，大量引进国外的电影教育理论与经验以构建我国电影教育体系，极大地推动了我国早期电影教育的发展。

【关键词】徐公美；电影教育；电影场；电化教育思想

【中图分类号】G40-057 【文献标识码】A 【论文编号】1009―8097（2011）05―0005―07

一 引言

电影于1895年12月28日诞生，次年6月19日传入中国。[1]那时的电影还属于默片（Silent Pictures）。有声电影（Talking Pictures）传入中国是1904年，西班牙人雷玛斯从外国带来一架破旧的放映机和几部外国新闻、风景片，在上海四马路青莲阁茶馆映演。[2]关于教育电影的起源我们可以追溯到1916年，“幻仙影戏公司”摄制了反映鸦片对我国人民毒害的影片《黑籍冤魂》。该片具有极大教育意义，孕育了朦胧的教育电影概念。[3]正式的教育电影源自商务印书馆。1917年，商务印书馆开始兼营里电影事业，第二年制作了专门的电影教育短片《盲童教育》、《慈善教育》、《养真幼稚园》等。[4]从此，中国教育电影的历史拉开了帷幕，电影教育事业也随之迈向了一段繁荣的发展时期。在这段发展历程中曾有许多先驱们作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徐公美先生就是这一时期电影教育的重要贡献者之一，也是早期电影教育的积极倡导者。

二 徐公美及其主要贡献概述

徐公美（图1），生卒年不详，江苏上海人，20世纪20年代毕业于北京人艺戏剧专科学校。曾任上海乐华女子学校教务长，商务印书馆影片部主任，上海大厦大学教授，中国教育电影协会电影剧本研究会委员等职务，亦曾在上海市教育局供职。徐公美早年主要致力于演剧编写与演剧术的研究，后来受电影的影响认识到电影对教育的巨大促进作用，遂转向对电影教育的关注。这其中的“缘由”徐公美自己解释到：“著者（徐公美）在演剧上的研究，已不若先前那么热烈，亦不知其所以然。却是对于电影教育，我感到无穷的兴趣，常想将来的世界，也许会成电影的世界（图2）”。[5]

徐公美、郭有守、孙明经等前辈可以说是伴随着中国电影发展而成长的一代电影人，也是我国最早的电化教育研究专家。二十世纪初至三四十年代，我国正处于一个非常的时期：清朝覆灭、民国初成、军阀割据，加之帝国主义的侵略，国家是内忧外患。当时，上海更是如此，徐公美就是在这样的社会环境下铸就了大量学说，提出了诸多的观点。徐公美在实践上，积极倡导国家电影及电影教育发展方针，起草“‘国立电影教育局’组织条例草案”等，培训、培养了大批电影教育工作人员，为大学讲授“电化教育”系列课程。[6]他还引进了大量的国外电影教育理论与实践，亲临考察日本电影教育事业等。大大推动了我国早期电影及电影教育的发展。徐公美代表性的著作有：

其中，很多著作在当时乃至现在的电影教育领域都有较大的影响：《电影教育》是目前我国史料记载的第一部电化教育专著[7]，该书详细论述了教育电影的意义、电影与教育的关系、教育影片的研究、电影的学习指导方法等。《电影发达史》是一部电影及电影教育的历史专著，它介绍了世界其它发达国家电影发展的制度与状况，梳理了我国电影与电影教育的发展历程，提出了我国电影与电影教育发展的系统建议。《日本电影教育考察记》是徐公美（当时还有郭有守、陈鹤琴等人被派往它国）受中国教育电影协会上海分会委托，考察日本电影教育归国后所著。该书采用了大量的数据、图、表充分论述日本电影教育发展的历史、现状等，获取了第一手珍贵的资料，论著最后还探讨了中国电影教育发展之路。《非常时期的电影教育》针对社会动乱的特殊国情，与时俱进地提出了电影发展的特殊政策方针，具有鲜明的时代意义，为政府决策提供了有力的参考依据。《电影场》（电影场，实施电影教育的场所）一书，从电影场的构造、设备、管理、施教方法、片源等维度讲述了电影教育最基本的理论，是我国第一部关于电影场的正式出版著作。

三 徐公美电影教育的重要思想与观点

为了更好地理解我们首先说明一点，那个时期的“电影教育”提及的“教育”一词多泛指社会教育或广义的教育，属于“大教育”观取向，专指学校教育的也有，甚少。徐公美电影教育的思想体系也基本遵循这个规律。我们对徐公美电影教育的主要思想与观点概括为以下几个方面：

1 电影是娱乐，电影是产业、亦是教育

实施电影教育的发展，首先应对电影有深刻的认识。那时，电影的宽广可以包括各种电影的表里（形式与内容）。对于“电影是什么？”，大部分专家从艺术或娱乐的视角来解读，均未能有一个圆满的解答或找出一个公允的定义。徐公美则从电影的范畴提出了一个电影界说，更好地揭露了电影的实质。电影的领域包括“娱乐”、“产业”、“教育”三大部门[8]（图3）（电影发达史也称“三种形态”）。首先，一般人去电影院的目的，无论怎么说都是为了娱乐，他们对于电影的基本要求，只不过在刺激。刺激的形式尽管不同（喜剧为笑，悲剧为哭），然而追求娱乐的目标则是相同的，所以说电影是娱乐。其次，电影的制作与映演的目的，多以盈利为主，加之电影发达异常的迅速，很快跃居产业界优越的地位，并得到稳固。所以说电影是一个产业。第三，电影映演的对象宽广无限，不论男女、老幼、智愚与贫富，都能接受和体味。在此场合下，电影能充分发挥启导知识的机能。于是电影被教育家采用为教学的工具，所以说电影亦是教育。徐公美的“电影是娱乐，是产业，亦是教育，”的多元化论述，更准确地把握了电影的属性。

2 电影是“艺术性与企业性的统一”

徐公美的电影“艺术与企业统一”论，从生产的视角指出了电影的大众性，不孤立、静止地规定电影的特性或本质，深化了人们对电影的认识，是徐公美学术生涯的又一“亮点”。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这种观点很难得，具有辩证的历史性。徐公美认为：“之前一切的‘美学’都把艺术提高到超越了一切利害问题、绝对崇高的境地，是非金钱和非经济的。电影的诞生打破了这种观念，它是一种艺术也是一种大规模的企业。新的电影艺术的理论非筑成在电影的艺术性与企业性的统一或一致上不可”。[9]这里的企业性不是以储钱为目的的买卖，也不是资本主义的企业，而是资本主义特有的资本赋予电影的特殊企业性。电影艺术一产生就与资本有了不可分离的连锁关系，若没有资本条件，则不能制作出任何一部影片。[10]说白了没有哪一个艺术家能够完全脱离大众的要求与资本家的需要而独立存在。死守艺术和“象牙塔”的清廉的艺术现象是过去艺术的极大虚伪，也是过去艺术家的缺点。在企业性上，一部影片的制作需要数万甚至几百万的巨资，这样的资本需要拥有巨大固定资本的影片公司的各种机构与设备所产生，为了资本的回收或策谋利益的获得，不能不和剧院发生密切关系。[11]这样，电影艺术在这个时代具有着巨大的企业性，这是过去不曾看到的。企业性占领了电影的重要部分，除掉企业性，电影的艺术性也随之消减。[12]所以艺术性和企业性是不可分离的关系。那种“批评家推荐的影片赚不到钱，被批评家骂倒的影片反而一定赚钱”的说法，是把电影的企业性与艺术性分开来，站在对立的立场讨论了电影。

我们如何来理解徐公美的电影艺术性和企业性的统一呢？一方面，现代社会是一种大众的时代，离开了大众的艺术，那是丧失了社会存在性的“古董”。譬如，一位“画家”只为一部分贵族或某一个群体执笔，那不能称之为社会艺术。电影只有迎合了大众的审美观才是丰富的电影形态，这与企业性不矛盾。另一方面，电影的企业性不能简单理解为“商品性”或“营利性”。现代电影的企业性我们常用“电影制片家”这个人格化的称呼代替。严格意义上说，他们应综合考虑电影的艺术性和企业性，即把握电影艺术本质的同时还应代表该电影艺术部门的利益。若专以资本和利益追求为重要目标，那就削减了电影的艺术性。然社会实际情况则是许多进步的、成功的制片家，往往一边被人们认为是最富商业才干的人物，一边又被明显地证明是富有艺术观念的制片家。因此，企业性里渗透着艺术性，电影是二者的统一。

3 徐公美对“电影与教育”关系的认识

关于电影与教育之间的相互关系，徐公美有过多次阐述，我们具有影响有两点：

电影是促进教育效率最合适的工具。1937年，徐公美提出“电影是促进教育效率最合适的工具”的观点。他认为电影是一种独立部门的艺术，凡是艺术都有教化的作用，这种教化作用比起其它的姊妹艺术（如：演剧、跳舞、音乐、绘画等）更为显著。所以，与其说电影是最复杂的艺术，倒不如说电影是社会教育乃至大众的文化更为确切。电影与教育的交涉乃是事物发展的一种必然，教育家们正是发现了青年学生们的“电影热”，而把电影作为一种视觉教育的手段。[13]后来它真就成为了辅助教育最适当的工具。

另外，早期的电影在社会中扮演的角色与今天大不相同，可以说是三分娱乐七分教育。当时人们积极广泛地运用电影手段开展社会教育，并普遍认为电影应该进展为学校教育的利器。在《电影场》之“电影与教育”一章中，徐公美举例证明电影促进教育效率的重要作用，他论证到：“地理教学，倘使学生在银幕上观看一国领土的真样子后，地图上的几条线便会十分富有新意义。......电影能使亚拉斯加土人得到肺结核的预防扑灭的大部分知识；在亚非利加能藉此（电影）以为农业改良之方法。[14]”他还进一步分析说，在电影最发达的美国，已有百分之六十以上的学校教育在利用电影。电影与教育发生着密切的联系，无论在时间上、空间上都可以证明电影能够增加教育方面的效率。[15]

4 “教学+电影”与“教学x电影”

1936年，徐公美在考察日本电影教育后，通过对日本电影教育的历史、教材影片的发展状况及中小学利用影片实地授业效果等的调查研究，把日本电影教育的发展史划分为四个阶段：第一期，大正十二年至大正十五年，为“黎明时期”；第二期，昭和二年至昭和五年，为“展开时代前期”；第三期，昭和六年至昭和七年，为“展开时代后期”；第四期，昭和八年“迄今”（推算为昭和十年），为“转向时代”。徐公美认为，第三、四时期的本质区别在于第三时期的电影教学只不过是“电影+教学”罢了，第四时期的显著特征是各学校的电影教学多数已经由“教学+电影”而转变成了“教学x电影”（图4）。[16]遗憾的在《日本电影教育考察》中并未对“教学+电影”与“教学x电影”的内涵作进一步的论述，或许是未曾详细记载。只是概括地说“教学x电影”表现为[17]：①有很多的优良影片，并取向逐渐统一；②民营电影业者，咸（意“普遍”）有注意教材影片的倾向；③小型影片开始普及；④讲堂映写（“放映”的意思）会热者，也有转向教室映写的趋势。

通过对徐公美其他著作的解读，我们推断徐公美所说的教学与电影的乘法关系意在于强调教学与电影的有机融合，而非机械相加。电影的初衷只是针对娱乐，拍摄制作影片的内容也大多以娱乐为主题。后来，一些教育家们发现电影是用于社会与学校教育的较为合适的工具，于是把电影用于学校教学。但是当时的影片只是一些社会教育性质的（相当于今天的科普片），即使运用于学校或课堂中，与教学内容不相吻合，不过是电影与教学形式上的叠加，缺少相互间的渗透整合。因此，这种状况是“教学”+“电影”的概念。再后来，随着大家对电影提高教学效率认识的不断提升，涌现出很多优良教育影片，且价值取向趋于统一，针对教学的电影片开始出现。电影业中连民营电影业也普遍开始关注教育中教材影片的编制。在设备和影片方面，小型影片开始普及。那时使用的普通放映机和影片大致分为小型和标准型两种类型：小型机设备经济、易操作、使用方面，影片的种类却非常有限。标准型放映机及影片价格高，设备沉重、放映租赁手续复杂，学校使用极为不便。小型影片的广泛应用使得学校拥有自己的小型放映设备并享有丰富的影片选择余地成为可能。热衷于讲堂映写的人们，也开始逐渐转向对教室映写的关注，即电影教育走进了学校课堂。这种现象下，学校运用电影开展教育的概念是电影与教育的有机融合。电影教育是“教学”与“电影”的乘积关系。

5 徐公美非常时期的电影教育方针

二十世纪三四十年代国难时期，我国电影市场整体状况是萧条混乱的。究其原因：一是，世界发生经济恐慌，引起各国电影事业的危机，国内外购买力急骤下降；二是，电影从业者素质参差不齐、剧本缺乏、粗制滥造，严重损坏了电影的文化使命、娱乐价值及企业地位。[18]电影教育的发展亟需推行新政策。徐公美希望政府组织一个“教育电影馆”或“电影教育局”（图5）（类似今天的“中央电教馆”）来指导非常时期电影教育的发展，并起草了该机构的组织条例草案。徐公美非常时期的电影教育思想概括如下：

（1） 非常时期的电影教育的目标应使全国民众获得应付国难的智能及有关国防的重要常识。据此，把非常时期电影教育的取材限定在四个方面[19]：“①将以往历史上民族革命的故事摄入影片，使国民观览后，增进爱国的观念；②将最近国内各项已经完成的生产建设，在银幕上映演出来，使国民知道中国渐渐具备现代国家的基本条件；③将已经完成或正在进行中的军事准备，择其可以公开者，摄影公映，使国民恢复其自信力，而坚强抵抗的情绪；④凡关于非常时期国人应该负担的工作以及必不可少的常识，都得运用电影为宣传工具，将它一一具体表现出来，藉以加深民众的印象。”徐公美认为国家生死存亡的关头，国防是一切活动的中心，国防的本质不仅包括武力战、经济战还包括思想战。电影艺术也应作为救国的一种手段，这种思想延用了德、苏、日等国的战备教育模式，将电影国防化，这里我们不再妄评对与错。

（2） 电影教育发展应由政府统一管制。具体举措包括：“教育部应规定其每年度学校及社教机关促进电影教育发展的正常经费，主张对全国电影教育系统及时整改。教育部下须设教育电影局负责主持教育影片之编辑供应。组建电影教育工作人员训练学校，授以电影演技和摄制训练及著作剧本和导演的修养以备急需。”[20]这些观点主要基于一个背景：一九三几年，中央党部已经设立了“中央电影事业处”，由原“中央电影事业指导委员会”改组而成，但它的职责是政策的宣传及重要会议新闻片的摄制等，缺少一定的行政权。重要的电影教育事业要想有所突破，必须革新，推行新计划，这就需要一个健全的、具有行政权力的组织，以便专司其事。

（3） 关于国际影片交流，提出要严格控制。徐公美强调：“一方面，国防主题的教育影片，涉及军事国防及特殊秘密设施的，绝对不得流于国外；另一方面，对外国影片的输入须在内容与数量上例行检验制度，以保护国产电影的发展。放映上实施比例制，即上映外片若干本，必得配映国片几本。”[21]这种“限制外片倾销”的做法，徐公美1936年在杭州的中国教育电影协会四届年会上就曾提过，不过并未引起大家的关注。1937年侵华战争全面爆发，社会形势巨变，季陆提出“维护国产影业”的议案得到了广东省认可。徐公美认为该举措很有见地，于是在此基础上再次完善论述进行倡导。为我国特殊时期的教育电影的国际交流提供了思路，维护了国内教育电影企业。

徐公美非常时期的电影教育方案涵盖了电影教育的目标、教育影片制作的选材、电影教育课程设置及人员的培训、机构的职责与运作等提案，得到政府当局的大部分采纳。除此之外，徐公美还进一步规划了“电影教育局（或教育电影馆）”未来三年的发展纲要[22]（图6）。

6 徐公美之电影教育管理思想

早前电化教育主要包括电影教育和播音教育两类，尤以电影教育为重。《电影场》一书对电影教育的场所构造、设备如何良好运转及科学管理维护的办法提出了合理化建议。类似于现在的“电化教育管理”。在此之前关于电影教育场管理一类的书籍在出版界还不曾出现（图7）。

（1） 提出“电影场”概念

“电影场”在各国均有不同称谓，考我国习惯，华北称“电影院”，南方以前称“影戏馆”，后来多数称“大戏院”。徐公美认为开展电影教育的场所应称之为“电影场”，且要有固定的、独立的中心组织。因为：①“电影场”，一则可以表示与盈利性质的商业戏院不同，使观众一望便知为教育所用。二则为了适应社会教育施教对象的原则，引用“场”比“院”字似乎更可以活动而且更含有广大群众的意思。[23]②电影场倘若没有固定的场所，观众多数是流动的，其所获得的知能是断片的、不完整的，非系统的。[24]固然可以利用公共会场、学校礼堂、膳厅等场所，但因它们各有各的用途，其需要、供给上有很大差异，很难达到预期的教育效果。

（2） 电影场电影教育的实施方法

徐公美认为设备、管理、组织等不论如何完善，如果缺少必须的教育目的与施教的方法，同样不能获得良好的教育效果，与普通电影院放映无异。电视教育方法是实现教育目的的有效途径与保障。运用电影手段开展电影教育的施教策略，主要体现为：①放映教育影片时，要参插一些滑稽的卡通片，长度要求不超过正片的五分之一。[25]滑稽的卡通片并非教育的真正目标，是教育的手段，它可以提高观众的兴趣，增进观众动机，提高教育的效果。②放映时，对于无声影片开映前，应予以必要的说明（口头或文字两种形式），阐明影片内容的梗概。[26]“说明者”可以是学校的老师也可以电影工作人员，最好经过严格的训练学习。③观看电影不仅是映像，而是映像和音响相乘所积的东西。[27]电影施教时，音乐的伴奏必不可少，而且要经过精心的选择，能与画面巧妙配合。④当全片放映终了之后，予以教育的指导是少不了的工作。[28]由于当时的社会识字教育仍未普及，徐公美建议使用讨论法。即观客可以自由发表谈论，如：对于教育影片取材之不当，配音之不宜或放映与讲解认为有含糊之处，都可以提出来，请施教者逐一解答。如其没有意见，施教者可将自己对于片中的感想，申述出来，观众可获得一个更为鲜明的印象。

这些教学策略不仅符合现代教育思想也符合心理学认知规律，对现代的电视教学颇有借鉴意义。如，现在电视教材编制与教学运用中所倡导的“言语引导原则”，认为电视教学要想取得良好的教学效果，电视画面必须配以文字字幕或解说语言的引导。具体形式有：①语言在前形式。即在电视材料出现之前的语言解说，起动员、提示和引导作用；②同时或交错进行形式。解说词引导观察，以及对直观图像进行命题、概括、解释或补充，避免学生形成知识的缺陷与错误；③语言在后形式。主要起总结、概括和强化作用。该思想与徐公美电影教育策略具有一致性。

7 引进国外先进经验，构建中国化电影教育体系

我国电影与电影教育的起步，与欧美和亚洲一些发达国家相比较晚。如何把国外电影教育发展的政策与经验引为己用很有“讲究”，正所谓“他山之石，可以攻玉”。徐公美非常注重对国外电影及电影教育的研究，他深入了解外国电影教育的发展状况、实施政策、经验与教训等，引进了大量先进的理论与成功的经验，有针对性地提出了我国电影教育发展的建议与意见。

徐公美很多著作里都蕴含着“借鉴与中国化”的构想。《非常时期的电影教育》开篇用近七成的篇幅对美、德、英、苏、澳洲等近乎所有代表性的国家的电影教育发展状况进行了引入性介绍。包括各国的电影法规与统制、电影组织机构、外国影片输入限制、国产影片保护奖励及产业发展、电影业行业规范、电影教育的专业设置及课程开设等等。下篇据此提出了我国电影教育发展的十一条指导策略。《电影发达史》著作，徐公美再次总结了美、法、德、意、苏俄等国电影及电影教育发展的成功经验，进而梳理了我国电影及电影教育的发展历程。然而，引入他人的先进技术和成功经验并不是目的，目的是怎么对其进行内化，以图中国电影教育事业的发展。徐公美先生对此非常重视。《日本电影教育考察记》徐公美对日本电影展开了全面论述，详细到每一个调查对象拥有多少设备，多少观众，放映的频率，经费的支出等数据，为国内电影教育的发展提供了参考数据。“沿着别人的足迹，走自己本土化的道路”。徐公美系统地提出了中国电影教育发展的“三十三条”构想。

综观徐公美提出的一些措施，许多还是比较切合中国实际的。这里对一些比较有实践意义的进行归类介绍[29][30]：①学校教育方面：师范学校要设立电影教育学科，大学增设电影教育学系，中小学增加电影教学设备，提倡对电影教学实施方法的研究，设立电影专门人才训练学校等。②成立组织机构方面：教育部增聘主持电影教育专员，省市教育厅局增设电影教育科，省市组织电影教育联盟，市县设立电影教育研究会等。③政策法规方面：确立系统的电影教育制度以及优良教育影片认定推荐制度，修订电影检查法，对外国影片进入与映演进行管制，鼓励国产影片走向国际等。④其它举措：如教育电影摄制指导，编印电影教育研究刊物，举行电影展览会等等。

徐公美所倡导的这些思想与措施推进了我国电影教育的发展，如组织了同业公会，开设了电影教育专业，上海、南京各地市成立了专门的电影教育研究部门等。当然也有一些提议未得到政府的采纳与实施，但对当时电影教育的发展已很具影响。他的部分超前的思维想法为后期我国电化教育的迅速发展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四 对教育技术（电化教育）发展的启示

通过对徐公美电化教育（电影教育）思想的探究，我们惊叹先驱的智慧之余，也从中感受到了几点启发与思考：

1 关注电化教育自身历史研究的重要性

历史是透视现实与预测未来的一面镜子。我们只有充分了解电化教育的历史，才能在继承与借鉴的基础上，更好地把握它的现在，规划它的将来。民国时期电影教育的发展经历了种种曲折，但它是我国电化教育发展的重要的繁荣时期，在某些方面甚至超过了美国。[31]时过境迁，先驱们有些做法在新的历史环境下或许已不合时宜，但历史能够为我们提供开拓未来线索。换句话说，研究历史的任务不是提供具体的操作步骤，而是提供一种思考的视角和方式。另外，1917年至1949年期间，那些早期电化教育鲜为人知的往事，已经历了半个多世纪的沉淀与遗忘。倘若不及时对之进行挖掘整理它将有可能永远远离这个世界。因此，对早期电化教育历史的关注与研究既有紧迫性又有重要性。这也让我们联想到南国农先生所讲述的他一次参加研讨会的经历――坂垣昂先生说日本的教育工艺学（即教育技术学）名称的产生是受中国两本书的启发，这两本书是《梦溪笔谈》和《精工开义》。南先生说我们很多人（包括他自己）仅知道第二本书，对第一本书比较陌生，对这两本书开展深入研究的学者更少。我们一味的引进，却对自己历史上的东西很少研究理会。南先生的一席话惊醒“梦中人”。现如今在南先生、辛显铭、李龙、桑新民等一批专家的引领下，越来越多人开始投入到电化教育的历史研究中。

2 教育、技术和人三者之间的关系

对徐公美“教学与电影”关系的研究让我们思考这样一个问题：“无论早期电影在教育中的应用，还是今天现代信息技术与教育的结合，是否都可以把它们归结为：人类对技术价值的发现与移植？”。换句话，或电影、亦或是网络幻灯等媒体的基本价值被人类在社会活动中所发现，用于为达到某一目的（教育目的）而服务。技术为人之为人提供必要的前设，它的存在对于人类具有本体论的意蕴，推动着人类的进步。考察教育的历史发现，我们不难发现任何一阶段教育的发展都与技术有着密切的联系。因为：一方面，教育和技术的本源都是人类的社会需求，都是为了人类自身的发展和完善；另一方面，教育活动本身就离不开技术的支持。教育的本质其实就是为了建构人的主体素质，丰富人的主体性，完善人。再回到我们的教育技术学上，它本身就蕴含了教育、技术和人三个要素。过去我们曾为电化教育是姓“教”还是姓“电”而争论不休，今天教育技术学科的发展仍然面临着两者的“平衡”问题。从社会的视角，教育技术又是人们为满足教与学的需要，而创造教育经验、方法、技能及媒体工具的总和，目的在于人的发展。[32]教育技术似乎是“始于技术，用于教育，服务于人”。由此，我们更难理清教育、技术与人三者在教育技术中的地位及其相互关系，它是一个难解难辨的主题。但我们至少可以认为，教育技术的发展必须独立于三者之上成为教育技术的真实客观存在。

3 教育技术学科的本土化问题

徐公美等电教们对国外电影教育理论与实践的引进转化为早期电化教育的发展奠定了基础，为后人的引进探索了道路。今天我们的教育技术还很年轻，发展还很滞后，因此，借鉴是有必要的。但我们要思考如何“拿来”在自己的土壤中使其茁壮成长，开出美丽的花朵。哲学上讲，任何事物的产生与发展都有一定的原因，有其自身运动的内部动力与外部条件。“橘生淮南为橘，生淮北则为枳”。倘若盲目地引进只会造成教育技术的混乱与冲突，我们必须寻求一种有效的、切合实际的方法加以引导，走出中国特色的教育技术之路。教育学在其发展的过程中，也曾经面临过类似的困扰。山西大学侯怀银教授针对教育学本土化问题提出过三点建议[33]，我们认为对教育技术学很有借鉴意义（略有改动）：①引进必须与研究西方自身的发展变化相结合。要弄清西方教育技术学发展的来龙去脉，特别是要把它与产生它的文化传统和背景放在一起加以整体认识，使我们在借鉴的过程中少走弯路，在选择上得体得当。避免片面、偏颇和零散的介绍，应进行全面而又深入的研究和评价。②引进必须要具有自主意识并达到求其会通的境界。在引进时要具有自主意识。即以中国为本位、中华民族优良传统为根，吸收域外经验化为中国的需要，进而实现中西融合。引进成功与否的关键，主要看它是否最大限度地缩短了国外曾走过的路程，这是引进的“移植优势”所在。③引进必须从植入性转到生成性。引进并不仅仅是把西方理论中国化（植入），而更应在中国本土中形成新的东西（生成性）。从植入性到生成性，这必将是我国教育技术发展的未来走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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XU Gong-mei is One of the Advocators that Advocate Audio-visual Education in the Period of the Republic of China

ZHANG Bing-lin JI Quan-li LI Rong-ming

(College of Educational Sciences, Henan University, Kaifeng, Henan 475004, China)

Abstract: XU Gong-mei is not only a pioneer of the early Audio-visual education in China, but also a active advocator that advocate film-education in the period of the Republic of China.He has a deep understanding for the essence of film and Film-education,and made outstanding contribution to the theory and practice about early film-education.There are mang views and measures that put forward by Xu Gong-mei on film-education,as follows: he thought that the film is the most appropriate method to improve instruction efficiently,and that it is the better Film-education to integrat movie into instruction,he made special-period education policy, he actively researched on management of Audio-visual education and strategy of Film-education,and introduced lots of the theory and experience about foreign Film-education to build ourselves Film-education system.which greatly promoted the development of E-education in early.

Keywords: XU Gong-mei; audio-visual education; educational-theatre; e-Education thought

收稿日期：2011年3月15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