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俄传统文化比较研究

摘要：中国和俄国的传统文化均博大精深，也都深刻地影响着各自国家重大历史事件的发展进程。农民战争作为封建社会阶级斗争的最高表现形式，在其发展过程中也彰显出两国传统文化各自的特点，即宗教的兼容性与排他性、皇权主义的淡薄与浓厚、崇文传统与尚武精神。

关键词：中国；俄国；文化；农民战争

中图分类号：G04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008－0961(2009)06－0053－04

中国和俄国的传统文化均博大精深，也都深刻地影响着各自国家重大历史事件的发展进程。农民战争作为封建社会阶级斗争的最高表现形式，在其发展过程中也彰显出两国传统文化各自的特点。

一、宗教的兼容性和排他性

中华民族长期共居，历史上未曾出现过大规模民族外移或异族迁入，中华文明保持了一以贯之的传统；加上长期的农业文明，适宜于用伦理道德来调节社会关系，儒家文明因之发达，统治阶级赖以作为治国之本，从而也就没有利用宗教来统一人民思想的迫切性和必要性，因此在中国封建社会里，精神上处于支配地位的，在汉武帝罢黜百家、独尊儒术之后，是儒家，而不是任何一种宗教。宗教从未占据意识形态的统治地位，中国也从未实行过国教制。英国著名哲学家罗素认为“中国实际上是一个缺乏宗教的国家”，这有一定的道理。历史上，虽然有某些帝王偏爱某一种宗教，佛教、道教也都曾显赫一时，但总的来讲，历代统治者对各宗教基本上是一视同仁的，兼容共存是中国宗教的一个显著特点。

宗教的兼容性为重实用轻幻想的中国人提供了功利性的选择空间。中国人信教不是为了拯救灵魂、解决精神上的痛苦，而是为了解决生活中的实际问题，谁能满足人们的需要就信谁，对中国人来讲几乎不存在信仰的纯粹性问题。

而俄国则不同，988年，弗拉基米尔大公接受基督教的洗礼，定东正教为国教。从此，它便成为俄罗斯民族的精神支柱。俄罗斯帝国法典规定，沙皇必须信奉东正教，禁止东正教徒改信异教。对异端宗教的排斥，使俄国社会没有产生任何小派宗教的可能，外教也无法传播进来。俄罗斯民族是一个信宗教的“带有神性的”民族，“在他们那里一切都带有宗教性质”。

宗教的排他性造就了俄国人的纯粹性，东正教精神已深深根植于民众的语言、衣食住行、生活和生产等日常活动中，融合在他们的思想观念和内心世界中，积淀成俄罗斯文化最重要最精华最深层的特质，也决定了俄罗斯人不能容忍或接受其他宗教的存在。

作为两国传统文化的精髓，中国宗教的兼容性、实用功利性，俄国宗教的排他性、信仰纯粹性深刻影响着中俄封建社会的发展历程和重大历史事件，也体现在波涛汹涌的农民战争中。宗教作为一种特殊的社会意识形态，在各国农民战争中曾以其特有的功能发挥过不同程度的作用。中俄农民战争也没有跨越宗教的苑囿，都带有“宗教色彩”，但却呈现出迥然不同的特征。

中国农民战争具有浓厚的“宗教色彩”，在中国封建社会十余次大规模农民起义中，就有四次起义从组织发动、胜利战争到失败，一直把某种宗教作为斗争的主要思想武器。东汉末年，张角的黄巾大起义利用道教的一支――太平道，进行革命的宣传和组织工作；北宋末年，方腊起义利用摩尼教徒发动群众；元末农民大起义最初的组织者和发动者韩山童和刘福通，采用民间白莲教秘密会社的形式深入而广泛地组织了农民群众；太平天国是利用宗教发动起义的典型，洪秀全受基督教《劝世良言》的启发，创立“拜上帝会”，吸收各族贫苦人民加入进来，为起义打下了坚实的群众基础。

中国农民战争“宗教色彩”的另一种表现形式是在进程中利用某些为起义服务，尤其是原始宗教的内容。中国第一次大规模农民战争陈胜、吴广起义用占卜巫术的方式为“陈胜王”造舆论，以表明天意；西汉末赤眉起义，用“设坛坊”、得符等办法来选刘盆子为帝；反隋起义领袖王薄，自称“知世郎”，打扮成天降救世主的角色；唐末黄巢、王仙芝大起义，明末李白成起义都曾利用天意为自己制造舆论。

俄国农民战争具有淡薄的“宗教色彩”，具体的表现形式是把民众根深蒂固的融于起义的文告中，经常出现的“上帝”字眼，多半是笃信东正教的俄罗斯人习惯的用语，并不含有深刻的组织和号召民众起来抗争的意味。在拉辛起义文告中写道：“愿向上帝起誓，吾等只祈求诸王公贵戚之恩典，以维护彼此间和谐与安宁也，彼此双方均系基督教徒，切勿使之重遭杀戮。吾等恳求上苍庇佑。”在普加乔夫起义中，普加乔夫在致《阿夫赞一彼得洛夫工场工人的诏书》中写道：“如果违抗我的命令，那就会触动我公正的愤怒，同时也逃脱不了上帝的主宰，谁也不能庇护你们逃出我们的巨掌。”

从以上的分析，我们可以看出，中国农民战争利用宗教种类繁多，流派渊源广泛，主要有道教、摩尼教、佛教、基督教和中国原始宗教及其变种。而俄国农民战争利用的宗教只有与俄国人民生活休戚相关的东正教。这其中，两国宗教特征的差异性呈现得淋漓尽致。

二、皇权主义的淡薄与浓厚

“皇权主义”是封建经济基础和伦理观念的产物，是封建社会中固有的一种对最高统治权即皇权顶礼膜拜的思想，即皇权可以代表一切阶级的利益，皇权统治是神圣不可侵犯的。封建社会的农民阶级，一方面受统治阶级神化帝王思想的深刻影响，一方面受自己经济地位和生产方式的限制，因而在他们的思想观念中必然牢牢烙上了“皇权主义”的印记，这是农民阶级根深蒂固的思维意识和文化理念。正如列宁所说：“他们不能代表自己，一定要别人来代表他们，他们的代表同时是他们的主宰，是高高地站在他们上面的权威。”

“皇权主义”是封建社会农民战争都不能摆脱的束缚，中俄农民战争亦不例外，但在表现程度上有所差别，即中国“皇权主义”的淡薄和俄国“皇权主义”的浓厚。具体来说，中国农民战争一般是“反对当朝皇帝，农民领袖自己称王称帝”，皇权不是统治阶级的专利，在天无二日、人无二主、国无二君的封建时代，这无异给封建王朝以沉重的打击，一次次京城陷落，一顶顶皇冠落地便是明汪，这表现了中国农民战争蕴藏着较强烈的革命色彩，“皇权主义”色彩淡薄一些；而俄国农民战争则是“反对地主，拥护‘好沙皇”’，这个“好皇帝”均指统治集团内部的沙皇或皇子，农民领袖自己从未称王称帝，反映了俄国皇权的绝对权威性。这不可避免地导致反封建斗争水平的相对低下，也表明俄国农民战争“皇权主义”色彩比中国要浓厚。

在中国第一次农民起义中，陈胜、吴广大声疾呼“王侯将相宁有种乎”，自立为王，号“张楚”，这是对真命天子说的第一次公然对抗；刘邦在咸阳服徭役时，“观奏皇帝，喟然太息曰：嗟呼，大丈夫当如此矣”，也有取而代之之意，后终成汉朝开国皇帝；隋末农民大起义中，也是“四方豪杰，或跨州

连郡，或称帝图王”。据《隋书》等史籍记载，各地农民起义五十七起，其中十一支主要农民军中，就有十起称帝图王；唐末农民大起义黄巢领导的义军公开宣言，要直下京师，问罪唐皇，并在攻占长安后建立了“大齐”政权；明末农民起义领袖李白成建“大顺”政权，直捣北京城，了明王朝的腐朽统治；清末的太平天国起义南京定都，建立了同清王朝相对峙的农民革命政权。

而在俄国封建社会四次大规模农民战争中，有四种“皇权主义”的表现形式：拥立假沙皇，或假托皇室后裔，反对地主、贵族。鲍洛特尼科夫起义军拥立一个假沙皇季米特里，表示“任何时候都准备为自己的这位真正的君主献身”，号召农民参加“反对贵族和拥护沙皇季米特里的起义”，即只反地主、贵族和官吏，仍效忠当朝沙皇。拉辛起义军公开表示对当朝沙皇阿历克赛・米哈伊洛维奇的完全拥护，“宣誓”效忠伟大的君主，声称他们“只打击领主贵族和富有的老爷”，这是“为伟大的君主效力”，“为沙皇而战斗”，并直接上书沙皇祈求恩赐。布拉文起义军一方面反对地主和贵族，一方面则一再上书沙皇彼得一世，请求恩典，表示“卑职等者曾听命令于先王，而今则愿为陛下效力”。冒充蒙难沙皇，反对篡位夺权者，俄国规模最大的农民战争普加乔夫起义的领袖普加乔夫僭称“彼得三世”，以此来号召农民反对叶卡捷琳娜二世的统治，一再以“全俄罗斯皇帝和专制君主”的名义发表诏书，许诺给人民以自由、土地，满足老百姓的要求，给人们造成了“沙皇好、贵族坏”的强烈印象。

这四种类型形式不同而实质相同，均是“拥护好沙皇”，这个“好沙皇”指的是统治阶级内部的沙皇或皇子，与中国农民战争领袖多数自己称王称帝形成了强烈的对比。

在这里要强调的是，村社这一俄国特有的基层社会组织对俄国农民“拥护好沙皇”思想的形成具有十分重要的作用，正如列宁的精辟论述：“他们(俄国农民)曾经天真地和盲目地信仰慈父沙皇，指望在慈父沙皇‘本人’那里寻求改善自己的不堪忍受的艰难处境，他们只是责难欺骗沙皇的官吏的胡作非为，使用暴力，横行抢劫。世世代代受压抑的、粗野的、被隔绝在偏僻的地方的村社生活，加深了这种信仰。”

三、崇文传统与尚武精神

崇文与尚武是人类各文明自身生存发展和对外交往中两个重要的精神层面的理念和原则，皆不可缺。所谓崇文，就是尊崇知识与人文传统。所谓尚武，就是崇尚武力与勇敢精神。一般而言，一个民族都是文武并用，没有文化的润泽，文明不可长久，没有武力的捍卫，民族难以强大。文武并用、相互依存，才能共同构建起一个民族兴旺发达的诗篇。但相比之下，每一个民族对于文治与武功的强调有所侧重。纵观中俄文明的历史发展进程，中国相对崇文，俄罗斯比较尚武。

中国是一个以农业为本的国度，较优越的地理环境塑造了相对平稳的生存空间，儒家文明是调节社会关系和伦理道德的规范。中国皇帝多是文人，除历代开国皇帝曾骑马打仗外，太平年代的皇帝基本是在诵读四书五经中长大的。就连异族当上了皇帝也概莫能外，比如清朝的康熙、乾隆。那些开国皇帝如刘邦、赵匡胤等深谙“马上得天下，但马上不能治天下”，而要靠“半部论语治天下”的道理，他们不是以骁勇善战见长，而是以知人善任、用人得当而名垂青史。中国皇帝喜欢任用文官，始于隋唐的科举制是选拔各级官僚的主要途径。其特点是重“文”而轻“武”，讲究的是文采的比拼，而不是武略的角逐。在对外交往中，历朝历代虽然也曾使用武力抵御外族的入侵，但更多采用“修文德以来之”以及“抚四夷”的“怀柔政策”，这是深得儒家思想的教诲。孔子提倡“礼之用，和为贵”，反对用战争手段解决国家间的争端。老子更加明确地反对战争，认为“夫佳兵者，不祥之器……非君子之器。不得已而用之，恬淡为上。”墨子也不主张对外战争，他说“好功伐之君不知此为不仁不义也”。在民间，读书才是人们普遍的人生追求，读书可以取得功名，享受荣华富贵，民众尊祟的是“学而优则仕”的价值观。

俄国是一个典型的封建军事专制主义国家。由于所处的特殊地理位置，基辅罗斯自建国起，四周就侵袭不断，武力便成为对外交往中最重要的手段。据马夫罗金的统计，12－14世纪及15世纪前半叶俄罗斯人经历了与外部敌人的160多场战争，其中与鞑靼人作战41场，与德国条顿骑士30场，其余为与瑞典人、波兰人、匈牙利人和伏尔加的保加利亚人进行的战争。就这样，在与侵袭者的不断斗争中，俄国人逐渐产生“力量”崇拜和尚武精神，在随后的疆域扩张和殖民侵略中更将尚武精神发展到了顶点。从统治阶级看，古罗斯的大公无一例外都是能征善战的武将，俄罗斯的沙皇几乎都是军人，所有男性沙皇都受过专门的军事训练和教育，同时在官吏任用和特权赋予上，军事骁勇者明显高于文人谋臣。而在民间，统治阶级的价值取向也造就了民众“军而优则仕”的理念。

崇文传统与尚武精神决定了中俄不同的行为模式和历史发展趋势，这在两国农民战争中也有一定程度的体现。中国农民战争领袖注意争取和吸收知识分子加入斗争的行列，并善于运用这些人才。而俄国农民战争从起义发起者、领导者到核心力量，均是特殊的军事阶层――哥萨克，他们以善战和英勇闻名于世。

陈胜、吴广建立的政权中，设有博士官，以孔甲为博士，“鲁诸儒持孔氏之礼器谋归陈王”；乾符六年，黄巢率军进入福建，注意保护知识分子；元末起义领袖朱元璋利用民族矛盾，争取汉族地主阶级知识分子作为谋士。军队每到一处，他必亲自访问当地有名望的“贤人”儒士。至正十六年，攻取集庆时，他下令“凡贤人君子有能相从立功业者，吾礼用之”。至正十七年，在滁州时，他吸收定远有名的知识分子李长善参加起义队伍。路过徽州时，他亲临老儒朱升家中，接受他的指点，朱升向他提出著名的三策：“高筑墙，广积粮，缓称王”。朱元璋采纳了这个意见，在扩大地盘的同时，采取一系列措施，发展生产，储备军粮，扩建军队，积蓄力量。

明末起义军首领李自成“颇重斯文秀才”，明确提出“尊贤礼士”，注意吸收和任用知识分子，如李岩、牛金星、宋献策等地主阶级出身的知识分子，都先后加入了起义军，并担任了重要官职，提出了卓有成效的方针政策，使起义军面貌发生了很大变化，对于农民革命走向新的高潮起了重大的推动作用。太平天国起义领袖洪秀全是落第举人，重视知识分子在斗争中的作用，制定招贤制度，实行开科取士。

哥萨克是俄国历史上特殊的军人阶层，严酷的生存条件造就了他们骁勇善战的个性、追求自由平等的精神、不屈不挠的斗争信念，对俄国社会曾产生过重要影响。在历次农民战争中，它不仅是起义的发动者，而且当之无愧地成为起义的核心力量，保卫着自己用刀和血换来的生命和自由。“哥萨克不仅仅是军事上的领导者，而且是倡导平等、公正、独立自主、自由生活的典范，他们对中央集权进行了激烈的斗争。”

在鲍洛特尼科夫起义中，起义首领鲍洛特尼科夫虽出身奴仆，但在年轻时代曾逃到哥萨克地区，正因为这一生活经历，奴仆鲍波洛特尼科夫才开始反对封建压迫斗争。爆发于1667年的拉辛起义，领导人拉辛出身于“善于持家的哥萨克”，这次起义就是以顿河赤贫哥萨克远征伏尔加河为开端，哥萨克遂成为起义军的战斗核心。在布拉文起义中，首领布拉文也是哥萨克出身，正是顿河的“普通哥萨克”首当其冲，揭开了起义的序幕，后来赤贫哥萨克处于起义军的核心地位。在普加乔夫起义中，领导人普加乔夫出生于顿河流域，他的父亲和祖父都是“普通哥萨克”贫民。1773年9月17日，普加乔夫率领一支由80个哥萨克人组成的队伍，吹响了起义的号角。起义军的主力部队由“志愿者”和“应招”加入“哥萨克”的人组成，指挥人员中有52个哥萨克人。

中俄传统文化透过农民战争的硝烟向我们展示了人类文明的多样性和差异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