把握机遇 收获“人口红利”

从上世纪80年代初期到本世纪20年代，我国迎来了一个难得的人口发展机会――“人口红利期”，机不可失，时不再来， 我们必须抓住机会，充分利用这段 “黄金时期”，收获“人口红利”，把巨大的人口压力转化为人力资源优势， 为中国未来的可持续发展和社会和谐创造良好的条件。

人口机会窗口开启

20世纪70年代初是我国人口转变过程的重要分界线，主要表现为此前的高出生水平和在全国范围内实行计划生育以后人口过快增长趋势的扭转，形成了以少儿人口比重稳步下降、老年人口比重开始上升、劳动适龄人口供应充足为主要特征的人口年龄结构转变。

有利的人口年龄结构为社会经济的高速发展提供了优越的人口环境。当充足的劳动力供给和较低的社会抚养压力所形成的高储蓄率成为经济增长的源泉并由此获得超出稳态经济增长之外的额外经济成果，“人口红利”也就产生了，这一阶段也被称之为人口机会窗口开启的时期。自20世纪70年代开始，亚洲的一些国家和地区（如新加坡，韩国，香港，台湾等）成功地把握了人口转变的机遇，收获了“人口红利”，取得了经济的迅速增长。

2005年1%全国人口抽样调查数据表明，我国目前0―14岁少儿人口占总人口的20.27%，60岁以上人口占11.03%，15―59岁劳动适龄人口占68.7%,社会总抚养比为45.56%。这一趋势还将持续一段时间，并随着人口老龄化的加速而结束。我国目前正处于人口机会窗口开启的时期。计划生育的成功为我国带来了40多年的 “人口红利”期。

人口机会窗口的开启是一个阶段性的现象。有利的人口年龄结构主要是由生育水平的快速下降而产生的，人口转变过程必然会导致人口老龄化进程的加速。随着老龄化的进程，社会抚养负担会不断增大，并最终关闭人口机会窗口，形成人口负担。

城乡互动，充分收获“人口红利”

人口机会窗口的开启只是收获“人口红利”的必要条件，创造良好的制度环境和有效的政策措施来兑现收获“人口红利”就显得非常紧迫和必要。有利的人口年龄结构并不会自动地导致更快的经济增长，而只是为经济的迅速发展提供了一个成功的机会。“人口红利”的收获不仅需要有一个相对年轻和丰富的劳动力人口，而且需要为这样一个劳动力大军提供足够的就业机会。

目前，越来越高比例的劳动适龄人口没有实现充分就业，成为社会被抚养人口，失业问题日益成为困扰我国社会经济发展的重大问题。

城乡和地区间人口转变进程和经济发展水平的差异使得这两类地区都常常面临无法同时满足收获“人口红利”所需要的各种条件的困境。农村地区有丰富的劳动力资源和有利的人口年龄结构，但由于缺乏足够的就业机会而无法兑现“人口红利”。城市地区由于老龄化的加速正在迅速地接近“人口红利”机会窗口关闭的时刻。

人口的合理流动迁移可以有效地促进城乡地区人口机会窗口开启条件的实现，构建了上述两类地区都能收获“人口红利”的桥梁，为城乡地区带来了双赢的局面。在城市地区，来自农村的年轻劳动力人口的流入，显著地延缓了老龄化的进程，延长了收获“人口红利”的机会窗口开启的时间。就农村地区而言，大量的富余劳动力人口与城市的就业机会相结合，在城市中找到工作，获得了收入，提高了技能，丰富的劳动力资源转化成真正的劳动生产力，城市良好的经济发展环境为农村“人口红利”的兑现提供了经济机会。

在我国目前的城乡二元经济体制下，有序的人口流动将在整个国家层面上将人口机会和经济增长机会结合，解决城乡劳动力供需矛盾和充分就业的问题，为社会经济的发展创造有利的人口环境。在这个意义上，城乡人口转变态势和经济发展水平的差异以及由此形成的巨大的人口迁移流动，可能成为具有中国特色的“人口红利”的基本特征之一。而就具体的地区而言，利用各地老龄化程度的差异，采取相应的错位发展的策略，有可能使得各地区都能延长人口机会窗口的开启时期，最大限度地收获“人口红利”。

各种预测表明，我国人口机会窗口将在2025年前后关闭，城市和东部沿海地区会关闭得更早。也就是说我们应当采取适当的社会政策，最大限度地利用我们以巨大的代价所取得的人口控制的成功所带来的好处，及时顺利地收获“人口红利”，将有利的人口年龄结构充分转化为推动我国社会经济发展的源泉。

合理投资，善用“人口红利”

人口老龄化是人口转变的一个必然结果，我国在2000年已经全面进入老龄化社会。从国家总体而言，人口老龄化正在改变随着生育率下降而形成的有利的人口年龄结构，人口机会窗口的关闭是必然发生的，只是时间的问题，今天的优势在不久的将来会转化为沉重的老年负担或“人口负债”。

我们正面临着一种风险，即我们在还没有充分收获因生育率的快速下降而形成的“人口红利”，还未就应对人口老龄化做好必要的准备就迎来了老龄化加速的时期,我国人口控制取得成功的长期效益将由此而大大缩水。

“人口红利”的收获在一定程度上可以被认为是前一代人的努力给当代人的一种回报，而“人口负债”则是当代人透支了未来时代人口的利益。在一个老龄化的社会，如果不考虑人口迁移的因素，年轻劳动力人口的减少对经济发展和社会保障体系的负面影响只能通过劳动生产率的提高来平衡。除了科学技术的发展之外，人力资源的积累和开发是提高劳动生产率的最重要源泉。因此，将我们所收获的“人口红利”用之于人力资本的投资，特别是投资于教育、卫生、福利等直接关乎未来人口劳动生产率的部门，是有效应对未来“人口负债”的最重要途径，也是实现不同时代人口之间代际和谐的最合理的投资。

善用“人口红利”，并在深度老龄化到来之前建立并完善应对老龄化的社会机制和社会福利措施是落实科学发展观和构建和谐社会的必然要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