是非“短工化”

2012年2月8日清华大学社会学系与工众网研究中心联合《农民工“短工化”就业趋势研究报告》，据此项调查，66%的农民工更换过工作，25%的人在近7个月内更换了工作，50%的人在近1.8年内更换了工作；农民工平均每份工作的持续时间为2年，两份工作的时间间隔约为半年多。调查发现，“短工化”呈逐年递增的趋势，2004年开始上岗工作的农民工，工作平均持续时间大约为4.3年，而2008年开始上岗工作的农民工，工作时间只持续了2.2年，缩短了近一半。农民工平均每份工作的持续时间为2年，而1991年出生的受调查者每份工作平均只持续不到一年。

在我小时候看的“小人书”和老电影里，经常出现“扛长工”和“打短工”的说法，那是为了控诉“万恶的旧社会”资本家对工人、地主对贫雇农的压榨和剥削。等我年纪渐长，这两个词语也就听不到了，更看不见了。你想想，也是啊！我们生活在社会主义国家，人人当家做主，资本家和地主阶级也都被“斗”光了，怎么还会有“长工”和“短工”？所以，乍一看到近期媒体上出现“短工化”、“短工一代”等字样，我还真有点不明就里。从正常逻辑上讲，企业都希望员工能忠诚企业，从一而终；做工者、特别是从农村来的工人，谁不希望能在一个企业稳定地做下去。那么，为什么会出现“短工化”现象呢？

从积极的方面来看，年轻一代进城务工人员不同于其父辈，他们出生和成长在我国改革开放和社会急剧转型的时期，雇佣制作为现代社会的一种主要用工形式，使他们可以自主选择职业和就业岗位。另外，他们进城务工的目的是为了谋求自身的发展，是想融入城市，得到城市市民的身份和地位，享受到市民的权利和福利。因此，频繁变换工作，可能是出于他们对自己上述梦想的追逐，这有助于他们找到一个工资高点、工作条件优越点的工作，以便能够在城市里安家落户，体面地生活下去。

从消极的方面来看，“短工化”现象绝对不是一件值得称道的事。当前的劳务市场更需要熟练的技术工人。而随意率性的“打短工”，不利于90后农民工的技能储备和工作经验的积累，不利于成长为城市的新兴产业工人。不停地更换工作的地点和单位，使打工者无法建立熟悉的圈子，从而使得他们缺乏社会关系的支持，缺乏归属感，不利于心理压力的排解。另外，换工作期间，可能会有一两个月的时间没有收入，势必影响到家庭生活；而工作地点的变动也会影响婚姻关系的稳定。所有这些，都会影响年轻进城务工人员对城市的适应。所谓城市适应是一个社会学概念，指的是城市新移民通过交往、适应和融合这三个连续的阶段，与城市的经济、社会、政治和文化等环境因素连续而不断改变的相互作用，从而与城市社会建立和谐关系的过程。一般而言，有一个稳定的职业，他的城市适应能力就强，对城市就越有归属感，反之则不然。依此观之，新一代进城务工人员对城市仍然存在诸多不适应，在城市不能实现稳定就业，使他们难以融入城市，对城市没有归属感，“过客”心理浓重。

年轻一代农民工的“短工化”、“零工化”和高流动性，也加剧了企业的“用工荒”，最近几年，每到春节后，企业就发愁招不到人。对企业来说，招进来还不知什么时候就走人了，所以企业不在人力资源培训方面多花钱，对低技术的劳动密集型企业来说，工人频繁跳槽可能影响还不大；但是，对于那些要实现产业升级，想保证基业常青的企业来说，不断换工作的低技术性的工人是致命的打击。这可能也是我国讲了好多年的经济发展方式转变、产业结构调整而不得的原因之一。

频繁换工作对社会稳定和发展也有影响。一方面，社会中相当一部分成员一直在变换工作，做无恒业、居无定所，增加了社会管理的成本，显然不利于社会的稳定；就是对这些社会成员来说，不断换工作，未来的养老也都是问题。

解决年轻一代农民工“短工化”问题的方法就政府来说，宜进一步强化和固化“人人平等”的理念与制度；进一步打破城乡二元户籍限制（可喜的是国务院办公厅2月23日了《关于积极稳妥推进户籍管理制度改革的通知》，《通知》要求，今后出台有关就业、义务教育、技能培训等政策措施，不要与户口性质挂钩，进一步集中清理造成暂住人口学习、工作、生活不便的有关政策措施）、社会保障差异、同工不同酬等种种制度藩篱，使之能有安居乐业的制度保障。就企业而言，宜从观念上、机制上解决好“用工”还是“用人”这个根本问题。所谓用工，就是只把工人当作一种工具使用；而用人，则是把工人作为企业共同的主人来善待，共同成长，共享财富。就新生代农民工来说，本身也宜强化职业生涯意识。浅尝辄止、频繁跳槽，只会不断失去发展的机会和已经积累的经验。要善于在一个具有发展潜力的企业干下去，以期获得长远的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