岁末,那一束看似温暖的冷光

场灯亮起，鲜花与掌声伴随着观众的笑意。我却感到一片寂静，那苍凉的诗句在耳边突然响起：“多年后的夜里，你掩面哭泣，青春的灯火，若即若离，是谁让你一生怀疑，是谁守着最初的誓言，站在原地……”

杨昕巍的贺岁话剧诞生至今，己走过5个年头。这5部戏分别是《今夜请将我遗忘》（2004），《天堂――打左灯向右拐》（2005），《在床上》（2006），《比密尼的春天》（2007），《和谁去过情人节》（2008）。

5年了，贺岁剧那张依旧的笑脸之下，还藏着怎样一份情怀？

工作空间的泛化

把贺岁剧的受众定位于白领，这并不是什么独特之见――上海的话剧环境和白领消费能力，早已让搞戏的人认识到了这一点。不过，纵观杨昕巍的贺岁系列话剧，我们能感受到一种“工作空间泛化”的倾向。

所谓“工作空间泛化”，是指全剧的情境无不透露出一种开放式、利益化、契约型的构建，人物的心理、伦理、道德都被放置在一个类工作空间环境中加以表现。比如，在处理“家”这个空间时，导演往往淡化亲情内涵，而使其异化为一个利益的角斗场――《天堂――打左灯向右拐》中的“家”可以成为老板与下属苟且的地方、嫖客和的生意场所；《在床上》中的“家”可以成为房东房客的契约场所；而《和谁去过情人节》中的“家”更是成为老板约见下属、客户的地点，几乎与办公室无异。这种“工作空间的泛化”，一针见血地指出了白领人群的要害――高强度的工作和庞杂的社会关系，使白领的私密空间逐渐缩小，自身与家人、朋友、爱人的关系渐渐被工作空间中的利益、契约关系所异化。

虚无主义的抗争

在杨昕巍的喜剧中，观众往往能感到一种对消费主义的抗争。消费品在剧中往往成为被用来嘲笑的喜剧元素，所有戏剧仪式的参与者似乎都站在它的对立面，过着“吃不到葡萄说葡萄是酸的”嘴瘾。但其实，剧中人、创作者和所有观众们本身，都是一只只狐狸，无法摆脱消费社会的束缚和牢笼，在看到剧中欲望毁灭一切而自幸时，他们却都无法抑制心中对欲望的执著追求。所以剧场中的所有人都在那时那刻选择了一种愤世嫉俗的虚无主义来对抗社会、安慰自己。在《今夜请将我遗忘》、《天堂――打左灯向右拐》中，我们还能感受到对于上世纪80年代精神的缅怀和坚持，可在《和谁去过情人节》中，我们感到的是彻底的虚无。不知是导演已看破尘世，还是观众心里没有了信仰的着陆点，总之，整个剧场中，肉体在下面狂欢游戏，而思想则在空中飘来飘去。

笑里藏刀的幽默

杨氏贺岁剧是“苦闷的象征”，这苦闷能让人笑，但笑里藏着刀。这刀时不时扎向你心中的柔软，却一刀刀疗着你的伤。正如赵耀明所言：“看似一派调侃胡闹的场面中突然撕开人物内心的疮疤，使情势陡转，气氛骤变，将戏推至高潮。那种感觉，就像当观众被台上的‘无厘头’搞得麻痹大意时，冷不防被刺中一刀，被情感所震慑，从而不由自主地去思考。”

《天堂――打左灯向右拐》中，三个男人围着一张桌子，一个女人光着脚丫子站在桌上，如同笼中珍禽。我想，这个“六指笑话”肯定扇了台下不少成功人士的耳光；可他们摸摸伤口，却还会心一笑――因为总算有人体恤了他们的不易。另一段是《今夜请将我遗忘》中陈重、大头、李良、网络少女聚会喝酒的戏，虽然节奏感上不如上一段，但其中时不时甩出的冷刀甚为精彩，特别是网络少女的冷静、理智，把80年代的理想主义击打得粉身碎骨。

文化品牌的维护

如果缺了葛优和刘震云，冯小刚大概无法很好地开创贺岁电影。那么，少了任山、慕容雪村，甚至少了李荣，杨式贺岁剧也会逊色不少。这其中虽然也关乎个人能力，但更重要的是团队合作所起到的化学作用。当杨昕巍、慕容雪村、任山遇到一起，就会给人一种期待感。任山的演出已有类型化效果，他饰演的每一个白领精英，从骨子里冒出一种荒诞的现代悲剧感。而慕容雪村的小说气质与杨昕巍的艺术风格十分相投，小说的丰富性又弥补了话剧作品的一些结构缺陷。

如今的上海贺岁话剧众声喧哗，好不热闹，大家使劲地让观众挤出笑容。可我还是喜欢坐在剧院中品味那份淡淡的悲凉。在喜庆的日子里，人们热爱狂欢的广场，也祈望那张疗伤的舞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