越秀中路125号

上世纪70年代的时候，11路公共汽车广州市内总站是在越秀中路。我1975年退伍回到沙河，如果坐公交车到广州，通常就在这个总站下车。它对面是省博物馆的院墙，北走几步，路过一个院门口，水刷石柱门的顶上覆盖着绿色琉璃瓦。两边柱子分别挂有数块单位牌子，特别显眼的一块写着“广东省电影发行放映公司”，不久改为“广东省电影公司”。这个大院即是越秀中路125号。

那时，广州市复退军人工作安置办公室设在广卫路一条巷子内，是市民政局所在地。从5月到8月的几个月内，我没少往那跑，中间颇费周折，以至我一位从小玩到大的朋友随口说了句“去电影公司算了”。我知道这是玩笑话，如果是那当然好，这在当时是最理想的去处了，我压根没指望过，想都没想。然而，朋友的这句玩笑话后来还真的成了事实。复退办原来说是将我安排在省文化局的，我答应了，后来才知道，真正需要来这里要人的单位，其实是省文化局下属的省电影公司。真是太巧了。

打进这个院子的第一天起，我清楚地意识到，这将是我人生旅途的重要之地。在那个个人与单位具有超稳固关系的年代，产生这种想法一点也不奇怪，我甚至认为，我的一生都可能从此就待在这里了。只是在我眼中，当时这里周围的一切，对我来说，都实在显得太陌生了。

电影公司在125号大院内分布很散。公司本部在大院进去不远的一个独立小院内，门右边一座绿色的二层楼，是电影器材供销科及仓库，左边是一间电影放映室。走进几步，是一栋黄色的二层楼，公司经理、主要业务科室及行政人事科室在楼内办公。一棵上了年岁的巨大阔叶榕树，就生长在这栋楼的旁边，绿荫几乎可以遮蔽它的整个楼顶。这个小院门口的斜对面，有一幢二层木结构的古建筑，人们叫它“红楼”，因清代这里属贡院，此楼用于监督考试，故它的正式名称又叫“明远楼”。公司涂磁录音车间的一部分，被安排在了这幢楼楼下的一个隔间，另一部分则离得很远，在进125号大院门口右手边一栋老式二层楼一楼的最北边。它的最南边，是电影放映培训班。老式楼房的其他大部分，都用做了公司员工及外单位人员的宿舍。这栋楼的大门朝西，也就是说，朝向院内而非朝向马路。大门的前面是一块空旷地，北边近院墙处是公司的车库和食堂。

如果从红楼再往院内深处走，绕过名叫“西堂”的一座老式院落，则又可以见到一栋曲尺型黄色的三层楼房，那是电影公司的幻灯厂。

我当时的第一印象，是这个公司似乎很老。它的不少员工，看上去仿佛旧时代起就做电影发行放映工作了，经验资历和行为举止，都还带着那个时代的印记。公司年轻人极少，大约也是几年前才新吸收的；所有人都操粤语口音。公司科室和会议室的沙发、书柜，也几乎全是旧式的。望着周围的环境，我一时莫名所以，深深感到了一种内心的不适应，因为这和我一直以来成长的环境相差太大了。现在想起来还觉得好笑，因为这种不适应和孤独感，上班第一天，中午就那么两个多小时的用餐和休息时间，我居然宁愿顶着炎热的夏日，骑四五十分钟路程的自行车，跑回远在沙河的家里吃饭，再赶回来。母亲那天一点准备都没有，但她似乎明白点什么，一句话也没问。

所幸的是，在往后的岁月里，电影公司却日益让我感受到了它特殊的温暖和情谊，我对它，也产生了一种以至很长时间内都剪不断、理还乱的深厚感情。

我先是在公司行政科做总务，前后大约有一年时间。然后调到了人事科，负责公司员工的学习，数年后做了人事科副科长。进修两年回来后，做了宣传科科长，一年后即提拔为公司副经理。从1975年进公司，到1990年离开，不知不觉，我在公司就度过了15年的光阴，中间半数还是最宝贵的青春年华。从开始时的极度陌生和不适应，到后来我与公司及员工结下深深情谊，自己的人生也从此步入新的转折点，其间经历的一幕幕情景，度过的一个个春夏秋冬，回忆起来，每一个细节都令人难以忘怀。

我在公司最先认识的人，是人事科科长罗坚。最先是她到复退办见的我，没有她的引入，我这辈子很可能与公司无缘。这是一位具有丰富工作经验和人生阅历的坚强女性。她的家庭十分不幸，丈夫原是省粤剧院的领导，“”期间因遭迫害跳楼自杀。儿子患有精神疾病，多年后也走了父亲的路，跳高架路自杀。这一切悲惨沉痛的打击，都没有击垮罗科长，她用一种顽强的毅力扛住了人生的重压。罗科长就像大姐一样，关心、爱护着我。也正是在她的帮助下，我写的第一篇电影评论，发表在了当时国内发行量最大的杂志《大众电影》上，并被收入《大众影评长篇》，还被大学影评写作教材列为教案。

我刚进公司时，经理名叫叶绿茵，是一位性格风趣、样貌和蔼可亲的老人，大家都亲切地称她为阿婆。她的丈夫是省文化局老资格的一位副局长，并且她自己资历也不浅，但她身上没有任何一点架子，对我也特别友善，见面从来都是笑眯眯的样子。老人家已经去世好些年了，令人怀念。她的继任符行之经理和之后的杜元廷经理，也是对我关怀、帮助很大的老领导。还有几位老资历的副经理高连科、曹瑞敏等，都为人亲和、友善，与员工相处极融洽。

中层领导中，除了罗坚，行政科长罗伟声，以及财务科长黄坚、供销科长区鉴、电影放映培训班主任老庄还有幻灯厂领导林曙、唐仲芬等，他们的为人处事，都给我留下了深刻印象。特别是唐仲芬大姐，是当时省文化局副局长、后来省文化厅厅长郑达的夫人，品貌端庄，心地善良，为人正直。记得每次我到各科室通知开会学习或者看电影，大院各处跑一遍，在幻灯厂待的时间最长，因为有唐大姐和林曙这两位我特别愿意聊天的领导在那。唐大姐还在一次听我说到父亲病重的情况时，双眼都湿润了，让我非常感动。

幻灯厂三楼的美术编辑室，是一个让人愉快的地方，因为那里有周波、廖哲这样爱玩笑、风趣幽默的人，什么拘束都没有，我每次到那里，都充满了欢声笑语。而尚涛则话语不多，总在一旁含蓄地微笑。他们都是美院毕业来电影公司从事幻灯片创作的学生。还有邵增虎的夫人梅汉珍，话也不多。多年以后，他们都回到了美院任教，并在美术创作上颇有成就，尤其尚涛。周佐愚则是美术评论专家，因病多不能正常上班。廖哲当时的丈夫是雕塑家曹崇恩，就住在幻灯厂旁公司宿舍楼的一个小单元内。她后来改名廖蕙兰，到美院后与尚涛组成了新的家庭。我在公司结婚时，还是她张罗大家出钱买的结婚礼物。

给我印象深刻的还有电影放映培训班。那一群老师的人品都非常好，为人谦逊、有涵养。主任老庄，我后来才知道，是一位有着传奇经历的女性，丈夫是著名戏剧家、时任省文化局副局长的李门。公司出墙报和写材料，我们科请映训班帮忙的次数最多，老庄从来都支持，老师们也从来十分热心。

回想起来，电影公司的15年，是我完成人生转折最重要的关口，也是我青春年华正值雨露阳光沐浴的好时光。我特别感谢他们，即使在我后来做了公司领导后，仍对我的尚不成熟给予了所有的包容。更要感谢他们，在我离开公司多年以后，仍热切地期盼着我能够回去，继续与他们共事。他们向省文化厅的一再请求，以及全省各市电影公司领导人写给省文化厅，期盼我能回去的信件，都执意坚决，言辞恳切，动人心怀，让我一直对之心存感激，又因最终无法实现他们的愿望而无以释怀。

现在，我还会经常路过越秀中路125号。这么些年过去了，公司早已物是人非，但不知为什么，它在我心中却一直还是从前的样子，每一次路过，也都让我想起了自己走进这个大院的第一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