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破产法》深度影响财富未来

千呼万唤始出来的新《破产法》终于破茧而出，它给全中国的政治、经济、文化都将带来不可估量的影响。

对读者来说，更关心的是它对普通人的财富会带来什么影响？法律、经济专家纷纷指出，新《破产法》不仅对企业的用工、人事，个人的薪酬、保障等带来巨大影响，还会早就很多股市的投资机会。

让我们逐一解读这些相应的内容。

新《破产法》对股市构成潜在利好

《中华人民共和国企业破产法》（以下简称“新破产法”）经过１２年的起草和审议，终于在今年８月２７日经过十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二十三次会议表决获得了通过，并将于２００７年６月１日起施行。新破产法的出台是中国经济体制改革进程中的一部标志性法律，它的出台表明我国的市场经济进入到一个新阶段。

新破产法的通过牵动了各方的神经，全国人大财经委破产法起草工作组成员、中国政法大学教授李曙光总结了新法的六大亮点。第一，它的适用范围涵盖所有的企业法人，不论是国有企业、私营企业，还是外资企业，不论是有限责任公司，还是股份有限公司。第二，引入管理人制度，让破产程序的操作更加市场化和专业化。第三，引入了重整制度，使破产法不仅仅是一个市场退出法、死亡法、淘汰法，还是一个企业更生法、恢复生机法、拯救法。第四，规定了跨境破产制度，为中国融入到国际市场和全球经济一体化提供了法律机制。第五，规定了破产责任，与公司法、证券法以及前不久通过的刑法修正案（六）配套衔接。第六，在金融机构破产、担保权益的保护以及一些具体制度方面有许多创新。

李曙光表示，破产法是市场经济最重要的一部法律，没有破产法也就不会有市场主体的这种退出机制、挽救机制，破产法市场取向、新的制度设计与可操作性是这次新法的精髓。其中金融机构破产问题、引入国际通行的管理人制度和重整程序成为各方普遍关注的焦点。

首先，新《破产法》中，金融机构的破产首次被提出，这意味着银行、券商等机构不再是经济体中的独立王国。考虑到此类破产事务的复杂性，上述三类金融机构还有其他金融机构的破产，必须有一个特别程序，即由国务院金融监管机构提出。

其次，新《破产法》引进了企业破产“管理人”制度，对促进债券交易的公平、公正和客观，充分保障破产债权人的利益都有着积极的作用。“管理人”制度有别于原破产法确立的由政府组成的清算组来承担各种破产事宜的机制以前的制度安排中，政府清算组人员处置企业破产不很专业化，还带有政府干预的色彩。新破产法规定，管理人可以由有关部门、机构的人员组成的清算组或者依法设立的律师事务所、会计师事务所、破产清算事务所等社会中介机构担任。管理人由人民法院指定，并接受债权人会议的监督，不称职的管理人，债权人会议还有权要求人民法院更换。这意味着企业破产清偿管理人承担企业的各种破产事宜，将能减轻人民法院保全企业财产的负担，也能更好地保护债权人的利益。

尤其值得注意的是：新《破产法》规定了担任管理人的限制性条件，将与破产案有利害关系的人排除在外。上市公司的外部中小股东的利益也可以通过债权约束得到一定的保护，这对于增强国外投资者的信心也是至关重要的。

最后，新《破产法》设立重整程序，有明显丧失清偿能力可能的可以申请重整。在国外，企业重整是破产法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是企业退出市场的主要方式之一。通过合法合规的专业化的重组，使企业获得新生，也使得利益相关者的利益得到尽可能的保护。新破产法明确规定了重整的相关法律程序以及重整过程中各利益相关者的权利义务关系，这是我国经济法的一个较大突破，也是国际化的一个表现。

中银律师事务所高级合伙人、融资并购业务部负责人罗文志将“重整程序”称为“整个破产法的核心所在”。只有重整确实无法进行下去的时候，企业才会真正破产。他表示，从国际国内的经验来看，企业进入破产程序后真正走向破产只是极少数，绝大部分企业都是通过重整程序获得了新生，上市公司更是如此。就整个上市公司并购重组法规体系来看，破产法是一个句号。

巨大争议始终围绕“新破产法”

新破产法出台之途多舛至极，之所以要审议整整12年，就是因为存在着巨大的争议。

“最大的争议是――职工债权和有物权担保的债权清偿顺序谁优先？”新破产法起草小组专家成员、中国人民大学法学院教授王欣新对外界表示，在这个问题上，前两次审议稿是完全对立的。一审稿规定，有物权担保的债权有优先受偿的权利；二审稿则颠覆性地规定为职工债权优先，而且是广义的职工债权，包括破产企业拖欠的职工工资、基本社会保险以及法定应当支付职工的补偿金等。

两次审议稿的不同，反映了目前中国社会转型期的矛盾。由于中国社会保障制度不健全，企业破产往往不得不考虑职工安置和社会稳定的问题，“职工债权优先”可谓出于中国国情。

但另一方面，有担保的债权人主要是以银行为主的金融机构。目前，中国破产企业清偿率过低，如果职工债权保护优先，相应的后果是银行等债权人利益受损，金融机构风险提高。从法理上看，有担保的债权得不到有效保护，担保制度将失去意义，不符合国际惯例，影响经济秩序，也不利于社会诚信体系的构建。由于在这个问题上难以达成共识，新《破产法》一拖近两年。

王欣新认为，破产法的主要作用，是通过保障债权人和债务人合法权益，维护市场经济秩序；职工权益的保护更多的应该通过健全社会保障体制来完成。“社会保障体系应该立刻着手完善，保障职工权益的职工债权破产清偿基金也应马上建立。”

在新破产法中，管理人的任命问题是另一个争议焦点。管理人制度，是新破产法较之现行破产法的一个创新。

根据破产法理论，破产程序开始后，为了对破产财产实施有效管理，避免对破产财产的不当甚至恶意处分，需要由一个专门的机构来管理、处分暂时经营破产财产，并负责破产方案的拟定和执行；在大陆法系，称之为“管理人”，美国破产法称为“受托人”。中国现行破产法则将其定义为“清算组”，主要由政府人员构成。

新《破产法》起草小组专家成员、中国政法大学教授李曙光告诉认为，目前的“清算组”的弊病是，其实质上是政府组织，既不专业也非市场化，处理问题多属行政思路。这对国企也许适用，对私营企业和外资企业等就不一定合适。加之政府部门本身有利益，无形中就会对破产程序有很大的影响。

新破产法按国际惯例，设置了管理人制度；规定管理人主要由律师事务所、会计师事务所、破产清算事务所等社会中介机构担任，按照市场化方式进行运作。

在新破产法一审稿中，规定管理人由债权人会议选任，二审稿却改为法院指定，这是一个争议点。李曙光认为，不应该由法院来指定，而应该由债权人会议来选任。因为债权人最关心自身财产的安全，会选择最合适的管理人来实现其利益。此外，在目前现实情况下，法院往往听命于政府，这等于又回到以前在政府组织下进行“政策性破产”的老路上。

北京市律协破产法专业委员会主任吴建平律师也认为，由法院来指定管理人存在严重缺陷。甚至二审稿还规定管理人的报酬也由法院来决定，吴对此表示不满：“这毫无道理。凭什么由法院来约束律师所等中介机构的收费？”

李曙光还提到一个问题，即现在的破产案件大都清偿率低下，如果走市场化的路子，而律师、会计师等社会中介挣不到钱，便不会愿意接手。目前的新破产法显然没有考虑到这个问题。

职工利益保护仍需加强

新破产法的制定，标志着除已列入国务院总体规划的近2000家国企外，其余约10万家国企将失去“特殊照顾”，转而选择市场化的退出方式。作为国有企业改革的最后一道“保护屏障”，政策性关闭破产即将取消，国企改革也将迎来“后政策性破产”时代。

对此，业内专家认为，破产国企的员工安置问题将成为此后国企改革的一大难题，应当通过建立破产保障基金、建立国有资本经营预算制度等方式来完善国企改革配套政策，推动困难国企的市场化破产。

国企政策性关闭破产于1994年开始实施。国家对破产项目实行“特别照顾”，包括对破产财产认定和债务清偿顺序做出特殊规定，并给予财政支持。它与市场化破产的最大区别就在于，政策性破产时企业清产核资后的所有资产首先用于安置职工，而不是清偿银行债务。

统计数据显示，1994年到2004年底，全国共实施政策性关闭破产项目3484户，核销金融机构债权2370亿元，安置关闭破产企业职工667万人。在2006年中央预算中，中央财政安排了338亿元，用以推进国有企业政策性关闭破产和中央企业分离办社会工作。

而新通过的破产法理清了担保债权优于劳动债权的关系，打破了政策性破产关于劳动债权优先的清偿顺序；并采取“新老划断”的做法，明文规定“在本法施行前国务院规定的期限和范围内的国有企业实施破产的特殊事宜，按照国务院有关规定办理。”

根据全国企业关闭破产总体规划，实施政策性关闭破产的期限为2005年至2008年；2008年后不再实施。这样，2008年就成了政策性破产和市场化破产的分界线。在此期间，共有2167户企业等待政策性破产，涉及国有金融机构债权2290亿元，职工366万人。国资委企业改革局的一位官员称，将争取在今年完成最后一批政策性破产，明后年进行扫尾工作。

对于政策性破产的历史功过，专家们褒贬不一。破产法起草工作组成员、中国政法大学教授李曙光认为，政策性破产是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转型过程中的一种无奈选择，频频暴露出诸如假破产、真逃债等问题，而且与市场经济的平等原则是不相符的。政策性破产退出历史舞台是市场经济发展的必然。

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企业研究所副所长张文魁则认为，政策性破产对国企改革有一定的积极意义。比如说，促进了国有经济的战略性调整和产业结构的调整；对破产企业职工的优先安置也维护了社会稳定。

不过他也认为，政策性破产并未解决国企“流血不止”的局面。张文魁举例说，由于国有企业之间互相进行债务担保的现象比较普遍，一些企业如实施破产将使为其担保的其他企业陷入困境；对这种连锁反应的担忧使得相当一批企业“死不了”，继续长期亏损，“流血不止”。

市场化破产机制在掀翻了政策性破产的“保护伞”之后，也将面临如何筹集安置破产企业职工经费的难题。

张文魁认为，新破产法对国企改革的最大影响在于企业改制成本的支付问题。这些成本中最重要的一部分便是员工安置成本，不少企业将面临清偿担保债权之后，无钱支付劳动债权的问题。他建议，尽快建立国有资本经营预算制度，从中抽取一定比例的资金专门用于劳动债权的清偿。

对“后政策性破产时代”，李曙光同样认为，众多长期亏损的国企拖欠职工工资、欠缴社保费用，这些劳动债权问题如何解决是日后市场化破产面临的一大挑战。他的建议就是成立破产保障基金来解决这一难题。

这是因为，在市场经济成熟的西方国家，破产企业职工的生活保障主要由失业保险解决，而我国的社会保障体系还很不完善，转轨成本的支付程序也不透明。建立破产保障基金则可以让转轨成本的支付程序透明化，提高支付效率，降低支付成本。

在李曙光的设想中，破产保障基金的资金可以从我国1999年开始实施的失业保险费，再加上保费利息、财政补贴和其他来源获得。这些钱将主要用于支付破产企业职工被拖欠的工资和欠缴的医疗、养老保险金等等。

当然，破产保障基金的建立并非易事，还需要与预算法的修改、国有资产法的制定以及社会保障制度的建立联系起来。可以肯定的是，“后政策性破产”时代，国企改革的配套措施仍需进一步完善。

对银行股的重大利好

正如上文所说，新破产法对职工利益构成一定的“损害”，相应地，它就对破产企业的另一个主要债主银行构成了重大利好。《企业破产法》使债权人在向破产企业索债时拥有了更强的法律支持。

中国银行类股最近的价格连续上扬，除了收到招行H股发行、民生定向增发以及工行IPO的消息刺激外，新破产法也“功不可没”。业内专家认为，它能为中国银行类股的高额市盈率提供一个更加坚实的基础。

中国这些上市银行的资产负债状况就算与几年前相比也有了巨大改善。不过这主要归功于政府的巨额注资，并非这些银行的放贷工作有了显着改善，人们对中国银行体系的健康状况仍然存有疑虑。标准普尔公司估计，截至2005年底，坏帐约占中国银行业（包括未上市银行以及农村信用合作社）所发放全部贷款的21%至25%。较之前些年超过50%的坏帐比率，这一估计值已经低多了。中国民生银行是一家非国有的二级银行，它说自己的坏帐比率只有1.2%。相比之下，中国银行公布的不良贷款比率是4.2%，而发放了大量购房按揭贷款的中国建设银行则称其不良贷款比率是3.5%。

但是，对银行坏帐以及回收坏帐的可能性，人们始终存在疑问。中国目前的经济繁荣可能恰恰掩盖了有问题贷款正在重新增多这一事实，如果经济增速放缓，它们就将变为不良贷款。人们担心中国银行业的部分原因是，其总体上依然十分偏重企业贷款业务，因此这一行业的利润与经济增长周期密切相连。摩根大通估计，中国银行业只有10%左右的贷款是个人贷款，企业的还款能力收到很多质疑。随着新破产法所明确的企业破产程序逐步得到落实，银行业应对经济低潮的能力也应大为增强。

与破产法对债权人权益提供了法律保护具有同样重要意义的是，该法律确立了一套新的企业破产程序，债权人将得以全程参与企业的破产过程。在这部法律于明年6月1日生效后，债权人（比如说银行）将能做一件现在无法办到的事情：请求法庭让债务人破产。如果法庭接受了这一请求，它将指定一位管理人来监督这家作为债务人的公司，以确保其资产在用于补偿债权人经济损失之前不被公司管理层侵吞。

总而言之，一套可靠的企业破产程序应能加强银行与赖帐债务人打交道的实力。德勤会计师行(Deloitte Touche Tohmatsu)的Derek Lai说，在这部破产法颁布之前，“企业可以完全无视其债权人。他们有钱还债，但他们就是不还。”他说，自己就曾处理过这类案子，企业的经理们坚称自己没办法还债，但他们却能请来访者享受鱼翅和鲍鱼大餐。

要考察新颁布的破产法将如何改善银行的财务状况，方法之一就是看银行从借债不还的借款人那里最终能收回多少资金。中国的各家国有资产管理公司目前共清理了价值人民币1.4万亿元（约合1,760亿美元）的坏帐，它们收回的资金相当于这些坏帐帐面价值的20%左右。

而据负责为穆迪投资者服务公司跟踪中国银行业状况的颜湄之说，那些形成时间较短的不良贷款，其资金回收率已经达到30%左右，这是因为债权人在放贷时制定了更为严格的还贷政策。她说，新颁布的破产法甚至会将中国的坏帐回收率提升至更高水平，接近70%这一穆迪估计的全球平均水平，中、长期而言，新通过的破产法对改善银行业务会有重大帮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