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史记》到《后汉书》:史传的由奇到诞

摘要：中国史著自先秦时代即不乏好奇，但先秦两汉的史传文学虽好奇而少有夸诞内容，自《三国志》始有《方技传》等专载方术奇诞之事，范晔《后汉书》则后来居上，并对后世史著产生相当影响。由《史记》到《后汉书》趣尚之变有时代和个人诸种缘由。一方面，史学与史官文化影响下，中国古代文学往往具有明显的历史要素与历史品格，另一方面，文学要素与文学品格又几乎是史著与生俱来的内质。中国古代文、史著作，长期呈现的一直是史文诗赋相互融通的局面。

关键词：《史记》；《后汉书》；奇；诞

中图分类号：K204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8-2646（2014）02-0054-05

中国史学渊源悠久而史著特多，《世本》等皆言黄帝始立史官仓颉。黄帝之世，渺茫难征，然《尚书》所录虞、夏诸书，虽或出于后世之追记，而必有所据。殷、周以降，史学日益发达。经孔子删定之《春秋》，为现存最早之编年史著，但编年体之诞生，实在孔子之前。《国语》等著作的出现，也标志国别体的较早成熟。《尚书》、《春秋》、《国语》等先秦史著，体例虽有不同，皆秉承载言记事的古史传统。史著自先秦时代的侧重载言记事发展到汉代的《史记》以人物为中心，堪称中国史学的飞跃。而纵观先秦以来史著，无论记事写人，虽崇尚实录，却又具有普遍的好奇倾向，《史记》无疑堪称好奇的典型。但先秦两汉的史传虽好奇而少有夸诞内容，至陈寿撰《三国志》，始专辟《方技传》等载录方术奇诞之事，范晔《后汉书》则后来居上，大量著录怪诞内容，并对后世史著产生相当影响。对史传文学趣尚由奇到诞的变化及其缘由，学界关注尚少。本文试对此略作探讨，聊作引玉。

一、从《史记》到《后汉书》：史传的由奇到诞

司马迁的《史记》体现了作者巨大的创造力，同时也是对前代历史文化的全面总结与继承，被公认为史传文学的巅峰。

司马迁向以好奇著称，但更“好学深思”，故怪诞离奇之事往往又舍而不用，虽然有时也舍弃不尽。《史记》首著黄帝，内容虽多取自百家传说，但司马迁对“其文不雅驯”者，则自称“未敢言”。而纵览《史记》，其内容记载表现对奇人奇事的偏爱又甚为显明。

试看三十“世家”中，吴太伯是让位之奇人，齐太公是虎变之奇人，勾践是忍辱之奇人，张良是运筹帷幄之奇人，陈平是阴谋之奇人；……七十列传中，伯夷是隐逸之奇人，管仲是建功之奇人，老子是官隐之奇人，孙子是军谋之奇人，伍子胥是复仇之奇人，扁鹊是医药之奇人，李广是善射之奇人，更有奇人群体之刺客、游侠等等。至于奇事，如周成王之桐叶封弟，齐太公之垂钓渭滨，吴季札之挂剑冢树，勾践之卧薪尝胆，程婴之舍己救孤，戚夫人之因宠得祸，窦太后之因祸得福，张良遇圯上老人，陈平娶张负之女，子胥复杀父之仇，韩信报漂母之恩，甘罗十二为上卿（此事或为夸诞），冯唐九十举贤良，蔺相如完璧归赵（此事亦有可疑），鲁仲连义不帝秦，吕不韦善居奇货，赵养卒谈笑解围，郦生之连下齐城，陆贾之惊蹶尉佗，……更是令人目不暇接。难怪扬雄有言：“多爱不忍，子长也。……子长多爱，爱奇也。”[1]

《汉书》堪称一部严谨的史著，但绝非一味典正，而同样时常有好奇以至浪漫内容。如《王章传》载王章落魄时的牛衣对泣，《陈万年传》载陈万年夜半教子，《李广苏建传》载李陵、苏武的奇崛人生，《霍光传》载霍光妻、子作恶后的恶梦连连，至于《游侠传》载汉文帝为陈遂偿博进一事，虽或不为班固所称道，但作者显然对其谐趣盎然的内容颇有兴致并津津乐道，使当时情景宛然如在目前。乾隆帝《读前汉书汲黯传》有“兰台语过夸，马迁之同途”之论，不无道理。

三国乱世，英雄、奇士辈出，《三国志》诞生于西晋，陈寿记事以精简著称，对诸葛亮之奇谋巧技，也多略叙。但《三国志》也有“好奇”之表现，如《程昱传》首叙程昱奇计保东阿，《典韦传》载典韦勇力绝人，至于《张昭传》载张昭力谏孙权遣使辽东，因“忿言之不用，称疾不朝”，孙权则“恨之，土塞其门”，张昭“又于内以土封之”，最终，遣辽使者被杀，孙权立即认错，“数慰谢昭，昭固不起，权因出过其门呼昭，昭辞疾笃。权烧其门，欲以恐之，昭更闭户。权使人灭火，住门良久，昭诸子共扶昭起，权载以还宫，深自克责。昭不得已，然后朝会”。整个事件可谓充满波澜与奇趣。

另一方面，《三国志》又表现出对怪诞内容的兴趣。如《魏书・方技传》载华佗、杜夔、管辂等诸多方技奇人奇事，多属夸诞；《吴书・吴范刘赵达传》载吴范等种种占验，更为虚无不实之词。

《后汉书》著于南朝刘宋时期，范晔本着严肃的著史态度，力图弘扬忠孝节义之儒学大道，以正一代之得失。但因作者有意驰骋翰藻、显扬文才，且深受时风影响，使《后汉书》不但与《史记》一样具有明显“好奇”倾向，而且显现较突出的夸诞色彩。

《后汉书・方术传》不仅所记人物较《三国志・魏书・方技传》增加数倍，而且所载事迹也更加夸诞。如王乔有神仙之术，“每月朔望，常自县诣台朝。帝怪其来数，而不见车骑，密令太史伺望之。言其临至，辄有双凫从东南飞来。于是候凫至，举罗张之，但得一只舄焉。”徐登、赵炳巫术奇绝，“登乃禁溪水，水为不流；炳复次禁枯树，树即生荑。”费长房能与卖药翁同隐壶（即葫芦）中，且能死而复生。蓟子训有神异之道，“尝抱邻家婴儿，故失手地而死，其父母惊号怨痛，不可忍闻，而子训唯谢以过误，终无它说，遂埋藏之。后月余，子训乃抱儿归焉。父母大恐，……儿识父母，轩渠笑悦，欲往就之，母不觉揽取，乃实儿也。虽大喜庆，心犹有疑。乃窃发视死儿，但见衣被，方乃信焉。于是子训流名京师，士大夫皆承风向慕之。”所谓士大夫向慕之语，显然为增加此事的可信。刘根颇能令人见鬼，颍川太守史祈以为妖妄，将其收执并欲加害，“根于是左顾而啸，有顷，祈之亡父祖近亲数十人，皆反缚在前，向根叩头曰：‘小儿无状，分当万坐。’顾而叱祈曰：‘汝为子孙，不能有益先人，而反累辱亡灵！可叩头为吾陈谢。’祈惊惧悲哀，顿首流血，请自甘罪坐。根嘿而不应，忽然俱去，不知在所。”章帝时寿光侯者同样能“劾百鬼众魅，令自缚见形”。对左慈的神道幻术，《后汉书》更是津津乐道：

尝在司空曹操坐，操从容顾众宾曰：“今日高会，珍羞略备，所少吴松江鲈鱼耳。”放（左慈字元放）于下坐应曰：“此可得也。”因求铜盘贮水，以竹竿饵钓于盘中，须臾引一鲈鱼出。操大拊掌笑，会者皆惊。操曰：“一鱼不周坐席，可更得乎？”放乃更饵钩沉之，须臾复引出，皆长三尺余，生鲜可爱。操使目前之，周浃会者。操又谓曰：“既已得鱼，恨无蜀中生姜耳。”放曰：“亦可得也。”操恐其近即所取，因曰：“吾前遣人到蜀买锦，可过敕使者，增市二端。”语顷，即得姜还，并获操使报命。后操使蜀反，验问增锦之状及时日早晚，若符契焉。后操出近郊，士大夫从者百许人，慈乃为赍酒一升，脯一斤，手自斟酌，百官莫不醉饱。操怪之，使寻其故，行视诸垆，悉亡其酒脯矣。操怀不喜，因坐上收，欲杀之，慈乃却入壁中，霍然不知所在。

不但如此，《后汉书》于其他传记中也表现了对奇诞内容的兴趣。如《独行・李善传》为突出李善对主人的忠孝，写其抚养主人嗷嗷待哺之幼子，竟然“乳为生（乳汁）”。《独行・范式传》所载范式、张劭交谊被传为千古佳话，但其中所叙张劭卒后为待范式而柩不肯前等内容明显夸诞。《独行・王传》显王义行而感动鬼神也过于神奇。他如杨震冤死，顺帝下诏为之改葬，“先葬十余日，有大鸟高丈余，集震丧前，俯仰悲鸣，泪下沾地，葬毕，乃飞去”（《杨震传》），“平帝时，天下大蝗，河南二十余县皆被其灾，独不入密县界” （《卓茂传》），“建初七年，郡国螟伤稼，犬牙缘界，不入中牟”（《鲁恭传》），“（江陵）县连年火灾，昆辄向火叩头，多能降雨止风”（《儒林・刘昆传》），广汉郡大旱，太守求雨不应，“（谅）辅乃自暴庭中，……积薪柴聚茭茅以自环，构火其旁，将自焚焉。未及日中时，而天云晦合，须臾澍雨，一郡沾润”（《独行・谅辅传》），宋均任九江太守，大行仁政，“其后传言虎相与东游度江”（《宋均传》），“（蔡顺）尝出求薪，有客卒至，母望顺不还，乃噬其指，顺即心动，……母年九十，以寿终。未及得葬，里中灾，火将逼其舍，顺抱伏棺柩，号哭叫天，火遂越烧它室，顺独得免”（《周磐传》附《蔡顺传》）……诸种神奇怪异之事，几乎不胜枚举。

二、史传奇诞趣尚转变之由

中国史著从一开始就不乏好奇，《春秋・僖公十六年》特载：“正月戊申朔，陨石于宋五。是月，六退飞过宋都。”后事尤为奇特。但因孔子推崇“中和”之美，“不语怪力乱神”，经其修订的《春秋》虽偶载奇事而无怪诞内容。

至《左传》，不但颇为好奇，而且对于鬼神怪诞之事时有留意。晋代范宁批评《左传》“其失也巫”[2]，并非妄论。《左传》开篇《隐公元年》记载郑庄公打败其弟共叔段后，掘地与其母在黄泉相见并赋诗和好，就显然带有滑稽与传奇色彩。另如《庄公十四年》：“内蛇与外蛇斗于郑南门中，内蛇死。”《庄公三十二年》“有神降于莘（虢邑名）。”《宣公二年》载翳桑之饿人等。同样富于传奇色彩的还有刺杀赵盾事，受晋灵公之命前往刺杀赵盾，结果却自触槐树而亡，为使事情合理入情，作者竟用“”――以未死之时的身份表白其复杂两难的内心，这已不止于一般的虚构悬想。至于各种神奇怪异之梦，更是充斥于全书而无烦枚举。

以记言为主的《国语》，对奇事也未尝忘怀。如《周语下》载宾孟适郊见雄鸡自断其尾事，《鲁语上》载夏父弗忌既葬而焚事，《晋语一》载晋献公卜伐骊戎及骊姬夜半而泣事，《晋语四》载晋人将烹叔詹，叔詹对晋文公语，《晋语八》记载“平公射不死”事等。《晋语九》载董叔拒听叔向谏言而娶范氏，竟遭范献子吊于槐树，奇趣的情节读来令人忍俊不禁。

一般认为出于战国之时的《逸周书》，已有开启《战国策》文风的倾向，其《太子晋解》篇记述师旷见太子，聆其声而知其不寿，太子亦自知“后三年当宾于帝所”，叙事具有相当的传奇性，鲁迅先生称：“今本《逸周书》中惟《克殷》《世俘》《王会》《太子晋》四篇，记述颇多夸饰，类于传说，……又汲县有晋立《吕望表》，亦引《周记》，皆记梦验，甚似小说。”[3]

至先秦末期出现的《战国策》，更以语言夸饰著称。《战国策》虽因此而有别于严肃的史著，但对其所载奇谋异事，严谨的学者刘向也说：“故其谋扶急持倾，为一切之权，虽不可以临国教化，兵革救急之势也。皆高才秀士，度时君之所能行，出奇策异智，转危为安，运亡为存，亦可喜，皆可观。”[4]

先秦早期社会，本是万物有灵、信鬼崇神思想主宰人们脑海的时代。然而随着自恃“有命在天”的商纣的灭亡，西周统治者进一步认清人事对历史的决定意义，变得空前理性。作为肩负重要文化使命的史官，对历史兴衰之由无疑具有清醒的认识。孔子是先秦理性士人的代表，其对流传的怪异神话如“黄帝四面”、“夔一足”的刻意回避与改造，虽有损于上古神话的传播，但无疑表现了深刻的理性思考；而经其所修订的《春秋》，更将丰富复杂的历史批判寓于严谨简约的叙述之中。《左传》作者借史之口道出“国将兴，听于民；将亡，听于神”（《庄公三十二年》），其理性精神可见一斑。但另一方面，史官毕竟源自巫官，自夏历商而至西周，经历了史、巫合一到史、巫分离的漫长过程。春秋时期，史官文化已占据主流，但不可忽视的是，史官文化未能尽脱巫文化的影响。《左传》颇多神奇怪异内容，不仅显示作者“好奇”的倾向，亦是先秦巫文化影响下人们对天（神）、人关系等认识的复杂性的体现。细究之，更有作者要借此寓含规诫，体现道德内涵的目的。然也不排除作者或仅为补充情节，使叙事保持连贯性之需要。《国语》之“好奇”，也可大致作如是观。战国世风浸润之下，产生了风格更加夸诞的《战国策》，因其文风夸肆兼思想悖儒，已被排除于严肃史著之外。但《战国策》乃为给后来策士们提供游说的经验与范本，其创作仍然体现一定的史学意旨。

司马迁生当西汉大一统盛世，立志“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成一家之言”，整合前代历史文化而著成亘古未有之通史。秉持史家的理性与责任，司马迁排斥了大量“不雅驯”的材料，但爱奇的性格与激情所驱，使《史记》不但钟情于奇人奇事，而且也时有夸饰性的描述。尤可注意者，司马迁常因悲惜历史人物之命运和寄托自身之理想而有意改造历史，对孔子的重新塑造即是显例。相对于司马迁，深受经学思想浸润的班固更有一种严肃的著史态度，其对司马迁的疏漏多有意予以订正。但作为一代文章大家和有思想的史家，班固不但未排斥文笔，而且同样展现了好奇与浪漫的性格。

随着汉末魏晋社会政治的动荡，士人思想的复杂性和独立性愈加呈现。经学的衰微，玄风的弥漫，促进了士人放达奇诞风格的形成；离乱的社会现实，孕育了人们超脱痛苦不幸的种种幻想。玄风弥漫的同时，佛学也渐趋流行，清谈、饮酒、服药的士人，言行放达的同时，往往也受有神论的浸染。尽管六朝时期不乏倡导无神论的斗士，但有神论思潮无疑占据了主流。一般热衷于玄、佛的士人多如此，深通儒学和史学者也不例外。干宝既是著名的史学家和儒家学者，其《晋纪》更被誉为“良史”，而其又颇热衷于搜罗神仙鬼怪之事，其所作（多数为其辑录加工）《搜神记》，自序云：“今之所集，……亦足以明神道之不诬也。”[5]虽然作者于诸多神怪故事中寓含了丰富的道德内含以至社会批判。这种往往为史学前贤拒绝的有神论思想，却为魏晋南北朝士人普遍接受。

佛学之流行，不仅促进有神论的泛滥，也给中国传统文化学术带来巨大影响。佛经的大量翻译极大影响了传统语言，佛教理念及佛经故事尤其是神怪故事广为流传，不仅深刻影响了志怪小说，甚或于魏晋时代即漫入史著。陈寅恪先生曾以《三国志》载曹冲称象和华佗断肠破腹故事为例，论证《三国志》中已往往有佛教故事杂糅附益于其间，不独裴松之注解颇采佛教小说故事而已[6]。

《三国志》中夸诞内容，向来鲜为人们关注；而对《后汉书》的奇诞内容，后世论者又多以为“不足书”，然其所开之风却为后来史著如《晋书》、《南史》、《北史》等所效尤。刘知几《史通・书事》论曰：“范晔博采众书，裁成汉典，观其所取，颇有奇工。至于《方术》篇及诸蛮夷传，乃录王乔、左慈、廪君、盘瓠，言唯迂诞，事多诡越。可谓美玉之瑕，白圭之玷。惜哉！无是可也。又自魏、晋已降，著述多门，《语林》、《笑林》、《世说》、《俗说》，皆喜载调谑小辩，嗤鄙异闻，虽为有识所讥，颇为无知所说。而斯风一扇，国史多同。”[7]从严肃的史学观念看，荒诞不实的内容固然要受到批判，以至被拒于正史门外；但从另一面看，任何史著不但无法完全排斥合理的想象与虚构，而且自史著诞生之初就呈现好奇的倾向，早期史著已偶涉虚诞内容。如《左传・庄公八年》记齐襄公“田于贝丘”，见大豕“人立而啼”。而《史记・扁鹊列传》载：“长桑君亦知扁鹊非常人也。出入十馀年，乃呼扁鹊私坐，间与语曰：‘我有禁方，年老，欲传与公，公毋泄。’扁鹊曰：‘敬诺。’乃出其怀中药予扁鹊：‘饮是以上池之水，三十日当知物矣。’乃悉取其禁方书尽与扁鹊。忽然不见，殆非人也。扁鹊以其言饮药三十日，视见垣一方人。以此视病，尽见五藏症结。”扁鹊饮上池之水后，能透视人五脏六腑，尽见人体内症结。前者体现了先秦人们的神灵观念，后者或属于战国以来流行的方术一类。自战国晚期至两汉，神仙方术思想渐趋流行，广泛渗入秦汉社会思想，随着时代的演进，习尚的浸染，自《三国志》始为方技人物立传，广摄奇诞之事，至《后汉书》更后来居上，实非偶然。

古人论文有“踵事增华”之说，文学的发展，文章的流变，总体遵循由简趋繁的路径。由汉魏到南朝，诗赋文章均渐有驰骋翰藻之势，史著也未能完全免除其影响。现代以来，论者普遍认为《史记》之后史著文采不足，或称自《汉书》开始即呈现正史的史学与文学分途。实际《汉书》较之《史记》，固然逊其生动与风神，却又有明显的斟酌文辞、追求整饬的美学倾向。而这种典雅与整饬在魏晋六朝的文学中正得到了普遍推许并被发扬光大。至于范晔，论其所作《后汉书》，更自逞且自负其文采，《宋书》本传录其《狱中与诸甥侄书》称：“详观古今著述及评论，殆少可意者，班氏最有高名，既任情无例，不可甲乙辨。后赞于理近无所得，唯志可推耳。博赡可不及之，整理未必愧也。吾杂传论，皆有精意深旨，既有裁味，故约其词句。至于《循吏》以下，及《六夷》诸序论，笔势纵放，实天下之奇作。其中合者，往往不减《过秦》篇。尝共比方班氏所作，非但不愧之而已。”[8]要之，史传之作，自两汉至南朝，某种意义上同样呈现出踵事增华的发展轨迹。范晔生活于儒学日衰的南朝，继承深厚的家学传统，自觉以“正一代得失”和挽救衰微的儒学为己任，试图通过重写后汉一代历史，使统治者见盛观衰，更要通过描写东汉一代众多可歌可泣的士人宣扬忠孝节义之主题。范晔一生，仕途多艰，结局更加不幸。其坎坷的经历使他如司马迁一样孕育了澎湃的激情，化成了奇宕的风格。时风的浸染，宣扬主旨的需要，加之文士自身的爱好，使其于史著中对奇诞之事往往兴趣颇浓而屡屡采摘入史，如其《方术传》中王乔、刘根等事迹均从《搜神记》演化而来。其对需要颂美的历史人物，更是不惜涂抹以神奇色彩以强化人物的道德感染力。

对《史记》之好奇，古代往往褒贬参半，现代以来则一致称颂，认为是《史记》高度个性化和文学性的重要因素。《汉书》总体平实的风格几乎掩盖了其中好奇的表现。《三国志》简洁的风格也使人们忽略了其中奇趣以至夸诞的内容。《后汉书》大量夸饰以至虚诞的内容，一定程度上确实影响了史著的严肃性，但另一方面无疑也增加了其叙事写人的生动性，使《后汉书》的文学色彩进一步凸现，因而仍然堪称一部史学兼文学名著，且与《史记》一道对后世史著产生重要影响。现代以来，因充分肯定《史记》为“史家之绝唱、无韵之《离骚》”，出现了低评《汉书》文学成就的明显倾向，以致出现所谓自《汉书》开始而呈现正史史学与文学分途的观点。考察《汉书》至《后汉书》的实际，这一说法似乎并不确切。实际上，由于中国历代作史者几乎没有纯粹的历史家，且往往都以文学见长，所以即便严肃的正史传记中，也多数都呈现出史笔与文笔、严肃史料与逸闻趣事的交错，更无论杂史、野史著作。沈约撰《宋书》，大量取材《搜神记》；房玄龄等修《晋书》，则《搜神记》和《世说新语》素材兼取并用，均是显例。要之，一方面，久远而强大的史学与史官文化传统影响下，中国古代文学特别是小说往往具有明显的历史要素与历史品格，另一方面，文学要素与文学品格又几乎是史著与生俱来的内质。中国自古即有“六经皆史”之论，钱书先生则又提出“史有诗心、文心”[9]之说，可谓别具只眼。纵观中国古代文、史著作，长期呈现的正是史文诗赋相互融通的局面。

参考文献

[1]汪荣宝.法言义疏[M].北京：中华书局，1987：507.

[2]阮元.十三经注疏[M].北京：中华书局，1980：2361.

[3]鲁迅.中国小说史略[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8：9.

[4]高诱.战国策[M].上海：上海书店，1987：3.

[5]上海古籍出版社.汉魏六朝笔记小说大观[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9：277.

[6]陈寅恪.《三国志》曹冲华佗传与佛教故事[M]//寒柳堂集.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0：157-161.

[7]浦起龙.史通通释[M].上海：上海书店，1988：55.

[8]沈约.宋书[M].北京：中华书局，1974：1830-1831.

[9]钱书.管锥编（第一册）[M].北京：中华书局，1986：16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