浅议真空论与当代人的精神生活

内容提要张君劢的精神真空论指明现代中国人精神生活的贫乏化状况,造成精神生活贫乏化的主要因素之一是儒家精神的虚无化,这一虚无化现象的产生和一些近现代的思想家失去守护儒家精神的责任心有关,这一责任心的缺失体现了当时一部分知识分子的精神生活的局限。从正面看,儒家对于现代人的精神生活的贡献有三方面,即知识与道德的合一、道并行而不悖、形上与形下的相通。张君劢的分析集中描述知识分子的论著中表述出来的儒家精神和知识分子精神生活中体现出来的儒家精神,相对忽视渗透在普通平民精神生活中的儒家精神。

关键词：儒家精神、虚无、精神生活、张君劢

一、儒家精神的虚无化历程

近代以来,不少思想家认识到中国近现代思想遭遇的主要危机是儒家思想或儒家精神的危机,儒家思想受到许多新式知识分子和思想家的反对和批评,这种反对和批评成为现代中国思想界的一种态势。不少现代新儒家对这种儒学批评思潮提出自己的看法,对儒学和儒家精神予以新的辩护,但是他们对于儒家思想的危机的认识和那些批儒的思想家的认识是比较一致的,认为这是中国现代危机的核心所在。贺麟在《儒家思想的新开展》里指出:“儒家思想在中国文化生活上失掉了自,丧失了新生命,才是中华民族的最大危机。”(注:贺麟:《文化与人生》,商务印书馆,1988年,第5页。)张君劢也深刻体会到这种危机,与贺麟从此危机中看到儒家思想的新开展这一致思路径不同,张君劢勾勒了这一危机的形成过程,他的一个贡献在于:他为我们描绘了儒家精神走入衰落之境的思想谱系。他把现代中国儒家的衰落之境称为“精神真空”状态。

在《新儒家思想史》里,张君劢把曾国藩以后的中国近代历史看作精神真空的历史。有几位思想家对中国近代的精神真空现象负有主要的责任,他们是康有为、谭嗣同、梁启超、胡适和陈独秀。张君劢所谓精神真空的意思是:“指旧传统的破坏,也指在时间上对于外来观念和制度生根的不调。”

这主要指儒家思想的衰落,儒学不能再为世人提供有效的理想信念和精神支撑。因此,在一定程度上,他所说的精神真空可以理解为儒家精神的消退和虚无化。真空即虚无,精神真空论即儒家精神的虚无主义。张君劢为我们展示现代中国儒家虚无主义的精神面貌。

张君劢指出,在近代中国历史上,康有为、谭嗣同、梁启超、胡适和陈独秀是几位制造精神真空和儒家精神虚无化的思想家。推动儒家精神虚无化的第一人是康有为,他有三本主要著作,分别从不同角度推动虚无化历程。康有为的《新学伪经考》指出,西汉时期,古文经是刘歆伪造的,孔子的真面目被这些伪经淹没了。通过今文经学派的“微言大义”方法,才发现真正的孔子。尽管康有为在表面上为儒学辩护,实质上开启了儒学批评的路向,即对古文经学派的批评。在清代,古文经学派是一支比较重要的学术力量,对古文经学的批评意味着对儒学经典研究方式的批评。张君劢对康有为《新学伪经考》所起的破坏作用有一个评价。他说:“事实上,在满清统治之下,是不容许有动摇儒家经典之基础的意向存在,因为这种意图即等于瓦解满清统治基础。我们可以说,康有为的著作动摇了儒家传统,正如斯特劳斯和雷南(Renan)批评《圣经》的著作动摇了欧洲基督教传统一样。”

康有为的另一本书《孔子改制考》想把孔子改造成教主,他从基督教中得到启发,觉得国教和教主的设立是一件要事。但是,他最终把诸子百家都称作教主,这在无形中把孔子的教主地位降低了,变成和老子、墨子一样的教主,这一做法在客观上抹去了儒家的特殊性和权威性。康有为的另一本著作《大同书》提出一个儒家式的理想世界,但是它的解说方式是佛教式的,从人生痛苦讲起,最后讲到祛除造成人生痛苦的各种“界”,达到大同世界。与此同时,他把孔子看作“中国的耶稣基督”,张君劢:《新儒家思想史》,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6年,第525-526、530、531、535、536、539页。)主张政治改革模仿基督教的一些做法,这些观点和做法都在一定程度上削弱儒家精神的分量。

推动儒家精神虚无化的第二人是谭嗣同,他的著作《仁学》明确表示对儒家传统的批评。他批评的焦点在儒家纲常制度,提出冲决网罗之说。“网罗”即儒家的纲常学说及其制度,其功用之一在于制造等级和差别。谭嗣同的仁学强调“通”的重要性,以破除纲常等级制度。他对儒家精神的抨击十分激烈,不少学者视其为近代激进主义的先驱。促进儒家精神虚无化的第三人是梁启超。梁启超一度跟随康有为,后来反对康有为的儒学阐释。张君劢指出,梁启超的几个观点成为离析儒家精神的因素。一个观点是指他在《保教非所以尊孔论》中主张“不以孔子或他的著作为最高权威,而诉诸自己的良心以决定何者为是”,②由此张君劢把梁启超称为自由主义者。另一个观点是指梁启超认为:“知识的任何一面,或某一制度的任何特点,应当以它本身为一研讨的问题,不应当拿孔子的名字来范围它。”

也就是说,不要以儒家价值为标准来衡量西方的文化,而要对西方的文化加以切实地观察和研究,以现代性视域来重估儒家精神的价值。上述两个观点进一步削弱儒家的权威性,推动儒家精神步入衰落之途。

促进儒家精神虚无化的第四人是胡适。胡适的主要功绩集中在科学方法论。他用科学方法来整理国故,“认为经史只是发见事实的材料,而忽视其中的道德价值,并且还引起中国的怀疑主义精神,从这两方面看,他确是民国时期在中国造成精神真空的人”。④他还主张科学的人生观,张君劢批评胡适的观点“大致类似唯物论者和自然主义者的观点”,科学的人生观是一个“自相矛盾的概念”。⑤和上述科学方法论相一致,“五四”时期的胡适很自然地把儒家思想列为攻击对象,并欣然为《吴虞文录》作序,称赞吴虞是“四川省只手打孔家店”的英雄,是清除儒家思想的清道夫。

促进儒家精神虚无化的第五人是陈独秀。陈独秀比胡适更激进,他的文章《孔子学说与现代生活》明确指出儒家精神与现代人的生活方式不合,与自由平等这些现代价值原则不合。张君劢以日本的例子批评胡适和陈独秀的批儒观点是“书生之见”,因为日本的工业化、建设都是在继承儒家精神的基础上实现的。

张君劢向世人简略描绘在近现代中国儒家精神虚无化的图谱,展示五位思想家的著作和思想如何一步步弱化、剔除儒家精神,最终造成现代中国人的精神真空状况。粗略地看,这五位思想家形成两波批儒的浪潮或虚无化浪潮。第一波浪潮由康有为、谭嗣同、梁启超掀起,他们大多是在尊儒的前提下进行批儒的工作,有的批评比较温和,有的批评比较激烈,是以相对曲折的方式进行着弱化和虚无化儒家精神的工作。第二波浪潮由胡适、陈独秀掀起,他们直接地、公开地宣称儒家精神与现代精神相矛盾,宣称儒家思想及其制度是中国现代化发展的障碍。他们成为“五四”时期思想界批儒的斗士。相对于胡适、陈独秀的自觉批儒,康有为和梁启超的批儒是不自觉的。正是在这些批儒浪潮中,儒家精神被一点一点虚无化了,中国人的精神生活被一步一步真空化了。

二、责任心与知识分子的精神生活

康有为、胡适等近现代思想家掀起儒家精神虚无化的两波浪潮,这些虚无化浪潮的形成有复杂的近现代中国社会、历史和文化背景,也和卷入这两波浪潮的知识分子自身的精神生活有一定的关系。张君劢指出,在这些知识分子的精神生活中,有一样重要的东西缺失了,它就是责任心,这一缺失和儒家精神虚无化浪潮的形成有直接关系。这个论断很容易引起反对意见。谁能说康有为、谭嗣同、陈独秀这些思想家缺乏责任心呢?挽救民族危机、实现民族独立富强是包括康有为、谭嗣同在内的许多近现代知识分子共同的责任。那么,在什么意义上说他们缺乏责任心呢?

张君劢在《新儒家思想史》中提到,在不少近现代中国知识分子的精神生活中缺失两种责任心。他说:“当我观察整个中国知识分子时,我发现他们喜欢新奇的思想,却没有责任感。”

张君劢:《新儒家思想史》,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6年,第540、540、540页。)这里所说的没有责任感大体上指没有守护儒家精神的责任感。这是第一种缺失的责任心。他在下文中又说,这些知识分子提出的改造社会的方案都是激进的、革命的方案,“没有一种有与逐步温和手段实现改革计划相当的责任心”。②这是康有为、陈独秀这些知识分子缺失的第二种责任心,即缺乏循序渐进变革社会的责任心。

在张君劢看来,上述知识分子责任心的缺失和儒家精神的虚无化是一体之两面。与此同时,责任心的缺失又牵涉到知识分子自身的精神生活问题,是他们的精神生活不健康的表现。从这个角度看,张君劢把责任心看作现代中国知识分子精神生活的一个重要维度。

从正面讲,如果一个现代中国知识分子拥有健康的精神生活,那么,合理的责任担负是必不可少的。责任担负至少表现在两方面:第一,中国的知识分子对儒家精神的传承和发扬负有一定的责任,破坏儒家精神传统的学者是不负责任的知识分子,因为张君劢深信:复兴儒家哲学是中国现代化的途径,儒家精神的虚无化意味着中国现代化的黯淡前景;第二,中国的知识分子不仅对自己的精神生活负有责任,而且对于普通中国人的精神生活担负一定的责任。张君劢认识到,在中国的传统社会里,知识分子具有非常特殊的地位,“知识分子是唯一能表示自己意见而影响大众的一类人……事实上,知识分子在中国的地位非常重要,成为中国舆论的重心”。③正因为如此,张君劢对于知识分子的精神生活予以特别的关注。如果中国知识分子的精神生活过于贫乏或不负责任,那么,普通民众的精神生活也会受此拖累。他在一篇文章中专门谈到学者责任的话题,他说:“学者之责任,不徒求知识之深造已也,其立身行己,无一处不影响于学生与社会。推而远之,即为时代风气之所系。”张君劢:《民族复兴之学术基础》,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6年,第40页。)这是说,中国的知识分子身负改造社会、促进文明的重任,民众的精神生活质量的高低常常被交付于知识分子的作为,因此,中国知识分子背负的责任更加沉重。

三、儒家精神对于现代人精神生活的贡献

张君劢说在近现代中国人的心中精神处于真空状态,本来支撑中国人精神生活的柱子即儒家思想倒了,儒家精神虚无化了,那么,要扭转这一状态,必须在理论上重新认识和诠释儒家精神,使之适宜于现代生活世界。一个负责任的知识分子将如何界说新的儒家精神呢?

张君劢认为,根据现代的眼光,儒家精神有三个,或者说儒家对于现代人的精神生活的贡献有三方面,它们指:知德合一,道并行而不悖,形上形下相通。他所说的这三个儒家精神是一个现代的概括,是根据现代人的精神生活要求加以提炼的。

第一,知识与道德的合一。张君劢认为,知识与道德都是人类精神的产物,大多西方人把两者分开,相对偏重知识。相比之下,康德的思路与儒家比较接近,他写《纯粹理性批判》和《实践理性批判》,把知识和道德生命看得同等重要。儒家进一步主张知识与道德合一,知识以道德为准。张君劢说:“我们不认为科学教我们唯一的真理;我们认为,为使人类不因科学之故而牺牲,而要使知识服务人类,则知识必须合乎道德的标准。这就是儒家从整体来衡量知识与生命的方法;这就是新儒家思想的主要方向。”

张君劢:《儒家哲学之复兴》,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6年,第74、73页。)在科玄论战中,张君劢批评科学万能论和科学人生观,把人生观问题单列出来,以凸显善的问题和道德问题在精神生活领域的重要性。

第二,道并行而不悖。道并行而不悖这个精神可以理解为精神自由。他在《明日之中国文化》里把精神自由看作再造未来中国文化的基本原则。基于精神自由派生出来的一个原则是多元主张。“我们不要提倡这一派或那一派的思想,例如朱熹派、王阳明派、康德派、实用主义派或者实证主义派,我们依照孔子的传统。……总而言之,我们不应受这派或那派哲学思想的束缚,而应让所有并行的路各行其是。儒家的见解是允许所有思想派别共存的。”②儒家的多元姿态并不排斥一致之道的统率,多元的观点最终可以获致和谐的状态。

第三,形上与形下的相通。形而下的世界是器物的世界,是科学的世界,形而上的世界是道或义理的世界,是超越科学的世界。一些西方哲学家习惯将形下和形上世界划开,在儒家看来,这种二分法问题重重。儒家认为两者互通,不可分割,从对形下世界的考察入手,可通达于形上世界。科学的世界和哲学的世界可携手共进。只停留在形下的世界,无法实现儒家“尽性知天”的崇高理想。只有两者的相通,世界才归于完整。

张君劢在讲到上述儒家精神之外,还多处讲到儒家哲学的特点或基础,对此有不同的概括,如理智自主、致知穷理、推己及人等。张君劢相信,儒家精神或儒家哲学的复兴有助于提升中国人的精神生活,确立中国现代化的精神基础,正像希腊思想是现代西方思想的基础一样。

四、如何描述现代人的精神生活

张君劢对儒家精神的讨论受到德国哲学家倭铿思想的实质性影响。在他给林宰平的信里,他曾简要叙述倭铿的精神生活哲学的观点:“第一,世间实相(非绝对不认物界)不外心物二者,贯彻此二者厥在精神生活;第二,昔日哲学(德黑格尔以来之学说)家以‘思’为真理之源,奥氏(即倭铿——引者注)曰‘思’不过精神生活之一部,徒思不足以尽真理,尽真理厥在精神生活上之体验;第三,人心易为外物所束缚,故当以精神生活克制之,(然后人生乃能精莹透彻),精神生活与为外物所束缚之心相争竞,故应有一种奋斗工夫;一言以蔽之,以人生为中心。”

张君劢:《中西印哲学文集》,程文熙编,台湾学生书局,1981年,第1117、1118页。)倭铿哲学使张君劢认识到精神体验和人生修养在精神生活中的重要性,张君劢在科学与玄学的论战中对人生观的阐发便是对这一认识的贯彻。他还把倭铿的精神生活哲学与孔子的儒学联系起来。“孔子之所谓诚,即奥氏所谓精神生活也;孔子之所谓以诚尽人性物性者,即奥氏所谓以精神生活贯彻心物二者也。奥氏之所谓克制奋斗,则又孔子克己复礼之说也。其言与吾国先哲极相类,所不同者,在吾为抽象之论,在彼则有科学根据耳。”④这段话说明,张君劢对儒家精神的阐发得到了倭铿精神生活哲学的有力支撑。

在倭铿的精神生活哲学的影响下,张君劢为我们描绘了儒家精神虚无化的图谱,这图谱是基于五位思想家的论著绘制出来的,也就是说,儒家精神的虚无化是少数几位近现代中国思想家论著中表述出来的虚无化,这体现了当时知识分子的精神生活状况,也体现了他们对于普通中国人精神生活状况的构想。

我在这里想对张君劢的谈论方式或言说方式作一点讨论,以揭示精神生活话题上的一点困惑。张君劢的运思大致如下:他说近现代中国人精神真空,大意是指中国人精神生活的贫乏化,他说的中国人可泛指普通中国人,而不特定指知识分子。造成中国人精神生活贫乏化的因素之一是儒家精神的消退,这一消退现象的产生和一些近现代的思想家失去守护儒家精神的责任心有关,这一责任心的缺失体现了当时一部分知识分子精神生活的局限。在我们概述的张君劢对于精神真空论的推论中,发现一个逻辑难题:张君劢用知识分子论著中表述出来的儒家精神虚无化来解释普通中国人的精神真空状况,这种解释有多大的合法性?这一难题涉及论著表述中的精神生活、知识分子自身的精神生活和普通中国人的精神生活三项内容,这三者是否可以划等号?三者在多大程度具有相关性?我们是否可以用对论著中的精神生活的描述来替代对知识分子的精神生活的描述和对普通中国人的精神生活状况的描述?

就儒家精神来说,它既可指论著中表述出来的儒家精神,也可指知识分子精神生活中体现出来的儒家精神,也可指渗透在普通平民精神生活中的儒家精神,有时三者分开,有时三者合一。张君劢上面提到的儒家精神的虚无化更多指的是第一、二种情况。对于第三者,张君劢并没有给予更多的论述,尽管他主观上可能有此愿望。

讲到现代人的精神生活,我们在注意“精神生活”的同时也要注意“现代人”这个概念。现代人不是一个抽象概念,而是体现为活生生的个人,包括工人、企业家、知识分子、农民等,所以,当我们谈现代人的精神生活时,是要谈一般意义上的现代人的精神生活,还是分门别类谈个人的精神生活,如某个工人的精神生活或某个知识分子的精神生活,这是我们在进入此话题研究之前首先需要考虑的问题。当然,张君劢的讨论并未涉及这一问题。

根据前面的研究,张君劢基本上没有触及普通中国人的精神生活。那么,如何描述和理解普通中国人的精神生活?在现代新儒家中,梁漱溟开辟了一条道路,那就是深入到农村的儒家生活世界中,在乡村建设中重新估价儒家礼俗的生命力,整顿儒家精神生活世界,这条道路对于张君劢和当代的学者来说是一个有益的启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