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代农民工及其市民化研究

摘要 农民工市民化是基于乡城劳动力两阶段转移的“中国路径”而提出的现实课题。第二代农民工不仅是一个在社会经济特征和个人特征方面与第一代农民工有着诸多显著不同的流动群体，而且也是最有市民化意愿和亟需市民化的群体。基于现有理论的局限性和中国特殊的现实提出了农民工市民化的命题并深入探讨了其内涵，进而在此基础上考察了第二代农民工的特征、第二代农民工的市民化进程及其面临的挑战。最后就第二代农民工市民化的进程环节和制度创新提出了针对性的对策建议。

关键词 第二代农民工；市民化；制度创新

中图分类号 F304．6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2-2104（2007）01-0006-05

农民工是中国社会经济结构转型和体制转轨时期出现的一个独特的而又引起广泛关注的过渡性群体。进入新世纪后，“民工潮”的势头尚未退去，“民工荒” 又接踵而至，与改革开放初期进城打工的第一代农民工有着诸多不同并且日益成为农民工主体的第二代农民工的出路及其市民化进程成为前沿而又现实的课题。

1 农民工市民化命题的提出及其内涵

发展经济学经典理论在关注发展中国家城乡人口转移现象时提出的命题是“农村人口城市化（urbanization of rural population）”和“农业剩余劳动力非农化（deagriculturali-zation of surplus agricultural laborers）”。这两个命题考察的对象虽然分别是农村人口和农业劳动力，但在绝大多数市场经济国家里，这两个进程是基本同步进行，因而也是合二为一的。20世纪80年代以来，我国的市场经济导向改革放松了计划经济时代严格的城乡人口流动的规制政策，但在特殊的制度遗产和渐进性的改革模式下出现的城乡人口转移现象不是从农民（村民）到市民（工人）的职业转换和地域转移同步、合一、彻底的改变，而是呈现出与市场经济国家迥然不同的“中国路径”。农村人口的城市化过程被分割成两个子过程：第一阶段从农民（农村剩余劳动力）到城市农民工的过程已无障碍，第二阶段从城市农民工到产业工人和市民的职业和身份变化过程，目前的进展依然步履维艰。这正是亟须关注和解决的现实问题。尽管计划经济时代建立起来的城乡“壁垒”虽然已被打破，但已经从农民变成农民工的这一新兴群体仍然不能畅通无阻地穿越城乡之间有形和无形的“户籍墙”，未能完成从农民到市民的转变。因此，中国构建和谐社会过程中乡城人口转移面临的首要问题是“农民工市民化”问题，而不是绝大多数学者所说的“农民市民化”问题[1]。

在理论层面上，主张不要抽象地探讨“农民市民化”，而是要明确界定并深入研究“农民工市民化”，是基于我国城乡人口转移“先从农民到农民工”，然后“再从农民工到市民”的“中国路径”，以及经典的教科书理论上的“一步转移理论”不能有效地解释城乡人口转移的“中国路径”所面临的理论困境。因此，需要我们用“农民非农化理论＋农民工市民化理论”的“两步转移理论”取代传统的“农村人口城市化”或“农民市民化”的“一步转移理论”。农民工市民化是指离农务工经商的农民工克服各种障碍最终逐渐转变为市民的过程和现象。它包括四个层面的涵义：一是职业由次属的、非正规劳动力市场上的农民工转变成首属的、正规的劳动力市场上的非农产业工人；二是社会身份由农民转变成市民；三是农民工自身素质的进一步提高和市民化；四是农民工意识形态、生活方式和行为方式的城市化。这四个层面相互影响、相互制约，其中前两个层面主要取决于宏观体制改革和相关的制度创新，对农民工市民化进程具有决定性的影响。

在实践层面上，“农民工市民化”命题的提出是基于进城农民工现实的生存状况及其对城乡统筹协调发展的不利影响。从整体上看，农民工是年轻力壮而且有一技之长或敢闯敢干的乡村“草根精英”，进入城市后因为制度、市场和个人等多方面的原因，绝大多数人无法“穿越”韧性更强的“隐性户籍墙”而成为都市边缘人。这种现象的发展在很大程度上将过去城乡之间的空间对立“移位”和“浓缩”为城市空间范围内的城乡对立，并成为城乡矛盾冲突的前沿高发区。与此同时，“农民工市民化”命题的提出更是提醒整个社会和有关政府部门需要更多地从关注与保障农民工生存权和发展权视角来考虑农村人口转移问题，而不是主要站在“老市民”本位利益的立场上和城市自我发展需要导向的角度来规划所谓“城市化”的发展。

目前农民工在城市的生存状态呈现明显的边缘化特征，在工作性质、居住分布、社会地位、经济地位、社会心态、继承性以及家庭模式方面和真正的市民仍存在很大差别，所以农民工市民化也理解为是农民工不断摆脱边缘状态，逐渐走向和融入城市主流社会的过程。从这个意思上讲，农民工市民化既是一种过程，也是一种结果。农民工边缘化的主要成因于制度因素导致的边缘化、市场因素导致的边缘化和个人因素导致的边缘化。[2]不妨把农民工边缘化设为因变量F，引致边缘化的自变量分别为制度因素S、市场因素M和个人因素I，边缘化变量趋向正无穷时则农民工非市民化甚至贫民窟化，边缘化变量趋向0时农民工实现市民化（用C表示），这里假设制度存在路径依赖，且制度因素S为有利于市民化的制度供给，包括户籍制度、就业制度、土地制度、社会保障制度等农民工不可控制的外部因素；市场因素是指市场的健全程度，且市场不断地向实现帕累托最优方向的发展；个体因素是指不受除市场与制度之外其他因素的影响，如人力资本HR、社会资本SC等，则影响农民工市民化的函数表达式为：

有利于农民工市民化的制度供给将决定农民工是否能够脱离边缘化的困境，以及其市民化进程的实现程度，因而

农民工市民化程度C的值域为［0, 1］，C＝0意味着极端边缘化，C＝1时表示实现市民化。边缘化F也处于区间［0, 1］内，这是由于市民化与边缘化在无其他因素影响下完全逆向，恒等式C=－F的定义域和值域都是［0, 1］，此时“－”号仅代表变化的方向，而没有代数意义，因而农民工市民化进程也可以用如下两个表达式描述：

这里我们得到了农民工市民化及其生存状态边缘化的逻辑关系，即市民化和边缘化是完全反向的两种社会流动模式，两种模式都是伴生城市化进程的，城市化和农民工的城市融合只会有两种结果：实现市民化或农民工被边缘化。农民工生存状态的边缘化对其市民化存在市场性、制度性和个体性三方面的阻隔，如果农民工边缘化的问题不能加以解决，不能改变对农民工“经济吸纳，社会排斥”的现状，不能将其有序的实现城市融合以及市民化，继续非农化与市民化断裂的现状，那么，中国农民工边缘化问题将演变为更为严重的贫民窟化。

2 第二代农民工的特点及其市民化进程

2．1 第二代农民工及其特征

当今中国正处在一个快速变化的时代，不同的时代背景下出生和成长起来的农民工，个体的人格特征也有显著不同，改革开放以后出生的年纪轻的农民工和计划经济时代成长起来的年纪大的农民工，不论在成长的社会环境还是家庭环境方面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这在很大程度上决定了这两部分农民工不再是一个具有高度同质性的抽象群体，而是在文化、观念和行为上都有着明显差别的两个亚群体。所谓第二代农民工，是相对于改革开放后于20世纪80年代中期到90年代中期从农业和农村中流出并进入非农产业就业的第一代农民工而言的。具体来说，他们是指1980年以后出生，20世纪90年代后期开始进入城市打工的农民工。第一代农民工即是传统意义上的农民工，他们当中很多人在20世纪80～90年代开始从农业和农村中流出，他们具备传统农民的特征。而第二代农民工是在改革开放以后出生的这批人，此时，一方面广大农村地区已经实行比较严格的计划生育政策，农村家庭迅速核心化和小型化，另一方面，农村家庭每户一般只承包耕种少量耕地，他们从中小学毕业或辍学后不是像他们的父辈一样从事农田耕种劳动，而是直接转入浩浩荡荡进城“民工潮”大军之中。由于成长环境和接受教育的不同，这两代农民工有着不同的社会认同感和生活期望值，从而导致他们不同的个人行为选择(见表1)。

2005年3月对武汉市436位外来农民工的抽样调查发现，同在城市中打工，没有相应的城市户口和社会保障的两代农民工，他们的个人特征、流动外出动因以及特点等方面均有着较大的差异。以1980年为界，在被调查的436位样本中，有304位是出生在1980年之前，被称为“第一代农民工”，另外的132位出生在1980年之后，被称为“第二代农民工”。统计比较分析的结果是：

（1）文化程度不同。第一代农民工的文化程度明显低于第二代农民工。第一代农民工的文化程度以小学和初中文化为主，其中30．92％的处于文盲半文盲，初中及以下占81．91％，平均受教育年限为7．62年。而第二代农民工以初中及以上为主，占89．4％，平均受教育年限为8．92年。

（2）外出目的不同。第一代农民工家庭负担较重，外出就业的目的主要是为了增加收入，改善家庭的生活条件，第二代农民工未婚的更多，家庭负担要轻，外出的目的不是为了增加收入。以本次的调查为例，第一代农民工“在婚”的比例为88．16％，其外出动因排名前三位的是：“提高生活水平”占32．89％，“为子女或者兄弟姐妹费用” 占21．38％，“家里农活少，太清闲” 占18．42％，均与家庭和农业有关。而第二代农民工的“在婚”的比例仅为10．6％，其外出目的排名依次为“出门学技术”占20．45％，“提高生活水平”占19．70％，“不愿意干农活” 占18．18％，第二代农民工考虑的更多是自己未来的前途。而王春光的调查发现，第一代农民工外出的最初动因主要是：“务农太辛苦”占21．99％，“耕地太少”占18．44％等，均与农业有关，或者说因为农村太穷而出去打工。第二代农民工大多没有务过农，最初动因“一直在念书，不懂农活”占17．07％，因此对农村的认同感比第一代农民工低[3]。

（3）在外生存的敏感程度不同。第一代农民工的生活方式和生活习惯更趋稳，不会因生活环境而改变太多，而第二代农民工的生活方式和生活习惯尚未定型，更容易受到生活环境变化的影响。王春光的研究表明，第二代农民工更能适应外出生活，外出动因越来越倾向于“习惯外出生活”占40％和“羡慕城市现代生活”，外出主要原因是追求生活，不只是解决生存问题，对现实满意度也不相同，第一代农民工感到满意的占27．65％，比第二代农民工的12．46％，相差1倍多。后者对外出的期望高，且要求多样，前者主要是为了赚钱，解决生存问题，也更能吃苦，尽管有太多不满，但第二代农民工比第一代农民工更希望继续留在城市，其比例高10个百分点。

（4）务农经验和土地情结不同。调查显示，第一代农民工有比较丰富的务农经验，平均务农时间为11．94年，而第二代农民工没有或缺乏务农经验，平均务农时间为2．15年，且有37．9％的人从来没有干过农活。

（5）对自己的认同不同。第二代农民工更倾向于认为自己是城市中的一员，应该得到城里人同等的社会地位。在调查中显示，认为“农民工还是农民”的，第一代农民工占26．97％，第二代农民工占18．94％，认为“农民工不宜务农谋生，应该得到城里同等的社会待遇”的，第一代农民工占40．13％，第二代农民工占56．82％，很显然，第二代农民工比第一代农民工更多了自主和自觉意识。

（6）留城意愿不同。第二代农民工比第一代农民工更愿意成为市民，留在城市中生活。第二代农民工中有，46．21％是“留城者”，而第一代农民工中只占18．09％。第一代农民工有39．80％的人，以后是“回乡者”或者是“倾向于回乡者”，而此比例第二代农民工只有15．91％。值得注意的是，两代人中都是约占三分之一的人是中间不定者，可见年龄不是影响中间不定者的主要因素（见表2）。

在生活习惯、文化习俗、对工作的目标的追求等方面，第一代农民工更接近于农民，在向城市转移过程中，仅仅是工作和空间上的转移，文化和心理的变化较小，而第二代农民工更接近于市民，尽管身份并未得到彻底改变，但是对城市生活的向往和追求，已经使各个方面发生比较大的变化。因此，在农民工市民化的进程中，第二代农民工是最有市民化诉求也是相对容易市民化的群体。

2．2 第二代农民工市民化进程及其面临的挑战

从对农民职业角色和社会身份非农化指标进程测量的角度看，农民工市民化是指既有留城意愿又有留城能力的农民工在城市定居的工程。按照这两个特征，第一阶段从农民（农村剩余劳动力）到城市农民工的过程已无障碍，已经显示出农民向城市农民工转变的主观意愿和转变能力具备。但在第二阶段，如果农民工仅仅有留城的意愿而没有在城市定居的能力，就不能实现市民化，相反地，如果具有城市定居的能力，但没有留城意愿，也不能算作农民工市民化。农民工向市民的转化，必须是具有向城市转移意愿和具有在城市生活能力的农民工。由于农民工的留城意愿和留城能力存在相互影响和制约关系，笔者将农民工市民化进程指数定义为留城意愿率（W）与留城能力指数（A）乘积的平方根：

（1）留城意愿。根据表2中对武汉市进城农民工的抽样调查的统计结果，第二代农民工倾向于回乡和决定回乡的比例为15．91％，比第一代农民工的39．8％低近24个百分点。而在决定留城的意愿方面，第二代农民工的留城意愿率为46．21％，是第一代农民工的留城意愿率（18．09％）的2．55倍。

（2）留城能力。农民工的留城能力涉及多方面的因素，不仅外部的户籍制度、就业制度，也包括个人的人力资本、社会资本的积累等。考虑到可度量性，农民工市民化的能力用农民工在城市中的收入相对于所在地市民平均收入的比例来测量，因为农民工在城市的收入水平是反映出他们在城市中适应能力和生存能力的最综合性的结果指标。上述调查结构发现，武汉市第二代农民工的月均工资726．82元，只稍稍高于第一代农民工的工资水平（720．76元）。他们的工作水平相对于武汉市市民平均工资水平（1 330．92元）的比例（即留城能力指数）分别为54．61％和54．16％。

基于上述农民工市民化进程指数计算公式，据此计算出武汉市第一代农民工和第二代农民工的市民化指数分别为31．30％和50．23％。结果表明，尽管第二代农民工的市民化进程明显高于第一代农民工，但二者之间的差异主要体现在留城意愿上，而在留城能力方面差异甚微。换言之，相对于第二代农民工比较强烈的市民化意愿来说，市民化能力是制约他们的市民化进程的“瓶颈”因素。一方面，外部的制度因素和市场因素的约束束缚了他们的市民化能力，如农村僵化的土地承包制度、城乡分割的劳动力市场制度和城市封闭的社会保障制度；另一方面，内在的个人方面的因素限制了他们的市民化能力，如适应非农产业就业和城市竞争需要的人力资本和社会资本不足等。

市民化的主观意愿、外部环境和内在能力之间的不协调乃至显著失衡，使得第二代农民工市民化面临的前沿而又现实的挑战：（1）他们的劳动供给和就业行为明显不同于第一代农民工。第二代农民工因为他们的效用和目标函数与第一代农民工的差异导致了他们的劳动供给函数及其在劳动力市场的供求均衡点与厂商需求之间存在“缺口”而出现“民工荒”现象。（2）他们对社会保障的需要胜过第一代农民工。在心态和观念上，第一代农民工更接近于农民，对城市认同感较低，即使在城市中无法生存时，还有回乡务农的最后一条退路。第二代农民工更接近于市民，对城市的认同感较高，但与城市劳动力相比，由于缺乏必要的专业技能和进入正规就业市场的本领，心中过高的期望与所面对的非正规就业市场，形成巨大落差，在城市中无法实现真正立足，但也不愿甚至没有能力退回到农村中务农，成为了城市和农村之间真正的“两栖人”。第二代农民工不仅需要劳动权益的保护，而且需要社会失业救急网络的保障。（3）他们的市民化问题如不能顺利解决，将直接关系到城乡的社会稳定。与第一代农民工相比，第二代农民工是更需要市民化也是更容易市民化的群体。他们更加渴望城市的文明，意识和行为已接近于城市人，但因为个人、制度和市场等多方面原因依然滞留在农民工队伍中。随着第二代农民工进入城市的规模越来越大，如果长期不能迈过市民化这道“门槛”，累积到一定时期和规模时很可能引发为比较严重的社会问题。

3 推进第二代农民工市民化的思考与建议

第二代农民工市民化进程的推进应当从农村退出、城市进入和城市融合三个环节进行。在农村退出环节，需要解决的核心问题是耕地流转制度与机制的创新、农地征用制度与机制的创新。在城市进入环节，需要解决的主要问题包括：户籍制度的转型、城乡一体化就业制度的变革、农民（工）人力资本的投资与积累、农民（工）社会资本的投资与积累，及农民工城市安居工程的构建。在城市融合环节，需要解决的核心问题是农民工生存保障的社会化和生存环境的市民化。现有的制度障碍是农民工市民化面临的最主要的障碍，突破这一坚冰需要推进三大制度创新：构建农民退出农业、农村的新型机制，建立城乡统一的劳动力市场，打造面向农民工的新型社会保障制度。

（1）培育农地流转交易市场，完善农地征用补充制度。在推动超小规模的家庭农业耕作向适度规模农业转型的同时，以市场化的农地价格保护出让和退出农地农民的合法的现实利益和预期的收益，包括征用土地在工业化和城市化进程中的部分升值的收益。

（2）深化户籍制度改革，尽快剥离粘贴在传统城市户籍上的各种有形和无形的“优先权”和“含金量”。与此同时，拆除首属劳动力市场和次属劳动力市场之间的各种“樊篱”，在体制和政策层面上保障农民工拥有和老市民同等的进入次属劳动力市场的权力和机会，即推进二元劳动力市场的一体化。

（3）加大对第二代农民工的职业培训，积累第二代农民工所缺乏的人力资本。第二代农民工具有城市化的强烈愿望，但由于自身文化和技能上原因造成转移能力不足，无法进入正规劳动力市场。因此，首先从提高能力入手，加大对第二代农民工的职业培训，提高文化素质和专业技能，使其成为劳动力市场中具有竞争能力的人力资本。

（4）引导产业的升级换代，企业改善工作环境。由于现实中“民工潮”在促进流入地经济发展的同时在一定程度上延缓了产业升级，扩大了东西部地区的发展差距。[4]因此，运用恰当的产业政策，引导和加快产业升级换代，企业改善工作环境，抛弃对农民工的歧视政策，扩大正规就业市场的需求，逐步形成统一、公平的劳动竞争和报酬机制。

（5）推进封闭型的城市社会保障制度向包括面向农民工提供社会保障的开放型社会保障的转变步伐，为第二代农民工的城市生存和融合营造符合市场经济要求的社会环境，引导农民工行为规范和生活方式的城市化。

参考文献(References)

［1］刘传江，徐建玲．“民工潮”与“民工荒”――农民工劳动供给行为视角的经济学分析［J］．财经问题研究，2006，（5）：73～80． ［Liu Chuanjiang, Xu Jianling． “Peasant Workers Rush" and “Peasant Workers Shortage" in China:An Economic Analysis of Labor Supply Behavior［J］． Finance & Economic Issues Research，2006，（5）：73～80．］

［2］刘传江．农民工生存状态的边缘化与市民化［J］． 人口与计划生育，2004,（11）：44～47． ［Liu Chuanjiang．The Marginalization and Citizenization of the Peasant Workers’sLiving Status［J］． Population and Family Planning，2004,（11）：44～47．］

［3］李培林主编．农民工――中国进城农民工的经济社会分析［M］．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3．196～205． ［Li Peilin (ed)． Peasant Worker――the Economics and Sociology Analysis for the Rural Migrants in Urban China ［M］．Beijing:Social Science Document Press, 2003． 196～205． ］

［4］吴鹏森．“民工潮"对中国东西部地区发展差距的负面影响［J］．社会，2001，（7）：4～6．［Wu Pengsen．The Negative Effects of “Peasant Workers Rush" to the Develpoment Differentials of Eastern and Western China ［J］． Society，2001，（7）：4～6．］

A Study on the Second Generation Peasant Workers and Their Citizenization

LIU Chuan-jiang XU Jian-ling

(Center for Economic Development Research, Wuhan University, Wuhan Hubei 430072, China)

Abstract Based on the “China Path" of two-stage transfermation in rural-urban labor mobility, the issue of peasant workers’scitizenization is put forward． The second generation peasant workers are a special mobility group, who are not only remarkably different from that of the first generation peasant workers both in socioeconomic and personal characteristics, but also are eager to be citizenized． This paper firstly poses the proposition and its implications of peasant workers’scitizenization, then probes into the feafures and process of the second generation peasant worker’scitizenization, and analyses the chanllenges in the progress of the second generation peasant workers’scitizenization． Relevent suggestions for smooth progress of the 2nd generation peasant workers’scitizenization are rasied in the last part．

Key words the 2nd generation peasant workers; citizenization; institutional innovations

注：“本文中所涉及到的图表、注解、公式等内容请以PDF格式阅读原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