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个五年计划范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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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个五年计划篇1
一 、缺乏经验，一五计划数易其稿
从1953年开始，大规模的经济建设就热气腾腾地在中国大地上全面铺开。这是人们在中国国土上从来没有看到过的令人振奋的景象。这一年，《人民日报》发表元旦社论，兴奋地写道：“一九五三年将是我国进行大规模建设的第一年。”“国家建设包括经济建设、国防建设和文化建设，而以经济建设为基础。”“工业化――这是我国人民百年来梦寐以求的理想，这是我国人民不再受帝国主义欺负不再过穷困生活的基本保证，因此这是全国人民的最高利益。全国人民必须同心同德，为这个最高利益而积极奋斗。”[1]
要进行大规模经济建设，必须编制切实可行的计划。陈云当时是中财委的主任，负责主持全国的经济工作，因此，编制经济发展计划的任务也历史地落在了他的肩上。由于缺乏经验和必要的资料准备，第一个五年计划的特点是边编制边实行。此前，第一个五年计划已经过相当长的准备，编制过四次。第一次是1951年5、6月间，为落实中央“三年准备、十年计划经济建设”的方针，根据的提议，中共中央决定由、陈云、薄一波、李富春、聂荣臻、宋劭文6人组成领导小组，负责组织领导第一个五年计划的制定，由于当时资料不全，特别是抗美援朝战争还在进行，全国经济建设的大局也还未定下来，尤其是还未能争取到苏联的全面援助，因此，这个计划纲要只能是一个试验，不可能作为正式的计划。
第二次是1952年6月到8月。7月10日，致信并刘少奇等，提出：“在七月份我拟将工作重心放在研究五年计划和外交工作方面。其他工作当尽量推开”。“对五年计划，当着重于综合工作，俾能向中央提出全盘意见，并准备交涉材料。”[2]在陈云的直接领导下，中财委开始第二次编制第一个五年计划草案。7月，第一个五年计划第二次编制完成。尽管时间仓促，经验和数据不足，但这个计划还是较为详细。计划印出来以后，共有25本小册子，主要包括《关于五年计划轮廓的方针》、《中国经济状况和五年建设的任务》以及钢铁、有色金属、机器、汽车、船舶、电器、化学、建筑材料、电力、煤矿、石油、纺织、轻工业、交通、邮电等发展计划。5年基本建设计划投资505亿元，拟请苏联援助我国工业建设项目91个。这个计划提到中央后，中央政治局进行了讨论，认为可以将这个计划带到苏联征求意见，并作为向苏联提出援助的基本根据。
第三次是1953年1、2月间，陈云等根据在苏联商谈情况，特别是根据苏联承诺的援建项目和苏联代表的意见和建议，对第一个五年计划轮廓草案重新计算了一次。第四次是1953年6月，苏联对设计141个建设项目作出答复后，李富春结束在苏联的商谈回国，国家计委结合苏方的意见和他们援助的情况，对第一个五年计划轮廓草案中规定的各项具体任务以及存在的主要问题进行了初步总结和修改。
二、时不我待，下了“军令状”
虽然之前已经四易其稿，第四次编制的“一五”计划仍不能令人满意。五年计划编制工作的滞后成为加快经济建设步伐的重大制约因素。对此，和党中央都非常着急。
1954年初，根据工作发展的需要，中央决定成立由陈云、高岗、李富春、邓小平、邓子恢、、贾拓夫、陈伯达组成的五年计划纲要编制八人工作小组，陈云任组长，以加快“一五”计划的编制。下了“军令状”，要求从2月15日起，用1个月时间拿出五年计划纲要草案粗稿。陈云、李富春等觉得时间太紧，压力太大，请求延长一些时间。“后来请示主席决定可以二十日交。”[3]
接到指示后，2月19日，陈云即召集中央财经、文教各部部长开会，布置编制“一五”计划的工作。会上，陈云传达了的指示，同时指出：“编制‘一五’计划的工作不能再拖了。规定的时间非常紧，但现在编制‘一五’计划有很多有利条件。首先，苏联援助我们的项目已经定下来了，项目是141个，设计和设备安装的时间也大致排好了，这就使我们更有把握了。其次，朝鲜战争已经停下来了，军费和意外的支出都减少了。第三，总路线已经宣布，而且经过广泛宣传已深入人心。第四，我们已经有了几次编制计划的经验。因此，短时间内完成这一任务是有可能的。”
这次会上，陈云还要求大家学习的工作方法。他说：现在搞宪法搞得很快，他是方法是：一、吃饭；二，吃了饭不干别的事情；三、每天搞出几条。我们也要采取这样的制度，专门来做，不要坐在上面，只等着下面的汇报。各部都要指定专人负责，搜集材料，核定数字。
会后，各部和计委根据陈云的指示，迅速展开工作，并按预定的时间及时向陈云提供了所需的材料。接到计委和各部提供的材料后，陈云自己也组织了一个小组，这个小组由他和张玺、梅行、周太和、邱纯甫5人组成。张玺是计委的副主任，周太和和邱纯甫是陈云的秘书，梅行是请来的笔杆子。5个人昼夜兼程，开了14次会，用了15天的时间，将这些材料进行了归纳、整理，并于4月初拿出了第五次编制的五年计划纲要初稿。这一初稿于4月15日印好后，送到了手里。6月29日至30日，陈云就“一五”计划的有关问题向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作了汇报。国家计委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发展国民经济第一个五年计划草案(初稿)》正式完成。这样，历时近四年，五易其稿，第一个五年计划总算有了一个可以拿出来的初稿。
三、 反复修改，一五计划逐步完善
新中国的工业基础十分薄弱，因此新中国的工业建设不得不依靠苏联的援助，经过反复谈判磋商，苏联终于同意对我国援建156个大型项目。一五计划实质上是以苏联援助的“一五六项工程”为中心，是在苏联的指导帮助下制订的，但陈云的基本立足点还是自力更生，没有盲目、教条地搬用外国的经验。他说：“苏联专家搞的表太复杂，不能完全照办，必须和我们的现状结合起来。中国是农业国，不可能把每家有几个鸡、几头猪都统计起来。中国开始建设时，计划的线条是粗的，将来由粗到细。”他在总结“一五”计划实施过程中的一些经验后提出：“研究合理的比例关系，决不能只依靠书本，生搬硬套，必须从我国的经济现状和过去的经验中去寻找。”陈云的这种态度得到了的肯定。
10月，、刘少奇和在广州集中一个月左右的时间，共同审阅了国家计委提出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发展国民经济第一个五年计划草案（初稿）》。11月，陈云主持召开了11次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对“一五”计划的方针任务、发展速度、投资规模、建设重点、工农关系、地区布局和人民生活等重大问题再次进行了讨论，对初稿提出了若干修改和补充意见。这些意见主要是：一、“一五”计划的基本任务中，应明确反映出把农业国变为工业国，把落后技术变为先进技术的要求，并以苏联援助的141项（后增至156项）工业建设项目为中心来发展我国工业生产建设。二、发展重工业是一个长期建设的任务。因此，“一五”又要同“二五”相衔接。三、抗美援朝战争虽已停止，但不能忽视国防建设，“一五”计划还要考虑发生战争的可能性，在基本建设特别是重要工业企业建设不能过分集中，并且还要考虑防空问题。四、对主要农产品实行统购统销，对农民和农业生产有很大影响，有些问题如果不能妥善解决，将会影响工农联盟和农业生产。五、工业建设要大中小相结合。“一五”期间搞一些大型工业企业是必要的，但中小型工业企业搞起来也有很多好处。因此，建设我们的国家，不能只走一条道路，而要多想些发展道路。
1955年3月21日－31日，中国共产党全国代表大会在北京举行，陈云作了《关于发展国民经济的第一个五年计划》的报告。会议通过了《关于中华人民共和国发展国民经济第一个五年计划草案的决议》。7月5日－30日召开的第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二次会议正式通过了《发展国民经济的第一个五年计划》。至此，第一个五年计划的编制历时四五年，经过多次讨论修改，终于形成。
四、 一五计划顺利实施，红色掌柜功不可没
在一穷二白的基础上进行如此大规模的经济建设，对中国人来说，有些方面连常识都没有，但又不能等待有了足够成熟的条件后再动手。中国共产党人不畏艰险，边摸索边大胆的向前闯。尽管“一五”计划是边实践边制订的，最后形成时距离完成计划的时间只有两年。但正是在这样小心谨慎的制订、修改、实施过程中积累了经济建设的宝贵经验。编制过程也是探索发展工业化道路的过程。正如后来薄一波回忆说:“实践证明，‘一五’计划编制得是好的，执行结果是人民满意的。”[4]
1956年底，我国第一个五年计划的主要指标提前完成，经济建设取得了巨大成就。四年内，“一五”计划规定的建设项目绝大部分已经建成，并且增加了很多新的项目。1956年工业总产值达642亿元，比1952年的349亿元增长84%，平均每年递增19.6%。计划规定的46种主要产品中，生铁、钢、钢材、水泥等27种产品的产量，在1956年已经达到五年计划规定的1957年水平。农业方面，1956年农业总产值610亿元，比1952年的461亿元增长32.3%，年平均递增4.8%。粮食产量达19275万吨，比丰收的1955年增产661万吨，增长4.57%。粮食产量超过了“一五”计划数额。其他农产品也都有程度不同的增长。经过一五计划，我国初步建立起了独立的、比较完整的工业体系。
“一五”计划执行的结果之所以能取得如此的成绩，是和编制与实施过程中以陈云为代表的老一辈领导者的实事求是、稳步发展，反对不顾现实条件的急躁冒进，急于求成的错误倾向分不开的。陈云四次主持编制“一五”计划，比较好的处理了各方面的关系特别是国民经济的综合平衡问题。到1956年底，“一五”计划提前完成，从而奠定了我国工业基础。由此可知，“一五”计划的编制是切实可行的，实施是谨慎的，是完全符合中国实际的。陈云不愧为“中国社会主义经济建设的开创者和奠基人”。
参考文献：
[1] 《迎接一九五三年的伟大任务》（社论），《人民日报》1953年1月1日
[2] 《书信选集》，中央文献出版社1988年版，第474页
[3]陈云在国家计划委员会召开的研究编制五年计划纲要草案问题会议上的讲话，1954年2月19日
第二个五年计划篇2
【关键词】 五年规（计）划 指导方针 发展进程
Abstract ： From twelve five-year plan） rules （delimit guidelines show that China changed and is changing three appearance， experienced and shall experience three historic transformation.
新中国成立以来，除1949—1952国民经济恢复时期和1963—1965国民经济调整时期外，从1953年开始，我国共编制和实施了十个五年计划和一个五年规划，从今年开始实施第二个五年规划。通过考察党和国家在编制各个时期五年规（计）划时的指导方针，可以从总体上把握新中国的成长发展进程。
1.我国编制的十二个五年规（计）划的指导方针
1.1“一五”计划（1953—1957）实行“优先发展重工业的政策”
“一五”计划的主要任务是建立我国社会主义工业化的初步基础。为此，“一五”计划的指导方针为：一是“采取积极的工业化的政策，即优先发展重工业的政策”，把重工业的基本建设作为制定发展国民经济第一个五年计划的重点；二是“在优先发展社会主义经济的原则下，对各种经济成分的安排采取统筹兼顾的政策”；三是在优先发展重工业的同时，力求使各个经济部门之间的发展保持适当的比例。
1.2“二五”计划（1958—1962）的“中心任务仍然是优先发展重工业”
1956年9月党的在《关于发展国民经济的第二个五年计划的建议》中提出了“二五”时期国民经济发展的16条方针部署，包括“继续保持比较高的发展速度”、“正确地处理在国民收入中消费和积累之间的比例关系”、“在优先发展重工业的同时，发展农业并适当加速轻工业的建设”等。
1.3“三五”计划（1966—1970）、“四五”计划（1971—1975）都是立足“备战”，“把国防建设放在第一位”
“三五”计划、“四五”计划都强调了以备战和三线建设为中心的指导思想，提出“用打仗的观点，观察一切，检查一切，落实一切”，并试图用军事工业带动整个国家的工业化。
1.4“五五”计划（1976—1980）在指导思想上重犯了盲目追求高速度、高指标的老毛病
1975年，国务院草拟了《1976—1985年发展国民经济的十年规划纲要》。1978年初对原来的纲要作了修定，提出了许多不切实际的高指标。十一届三中全会后，1979年4月中共中央工作会议对“五五”计划指标作了较大幅度调整，并贯彻执行“调整、改革、整顿、提高”的新八字方针，努力使国民经济真正进入健康发展的轨道。
1.5“六五”计划（1981—1985）确立“以提高经济效益为中心”的指导方针
1982年12月五届全国人大五次会议正式批准了“六五”计划。“六五”计划在制定过程中，突出强调了“以提高经济效益为中心”的发展国民经济的指导方针以及与之相匹配的包括“依靠政策和科学，加快农业发展”、“有重点有步骤地进行技术改造，充分发挥现有企业的作用”、“讲究生财、聚财、用财之道，增加和节省建设资金”、“坚持对外开放政策，增强我国自力更生的能力”等十条具体方针。“六五”计划的一个特点是，社会发展类指标显著增加，占39%，也正因为如此，“六五”计划的全称随之变更为《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六个五年计划》。
1.6“七五”计划（1986—1990）提出继续推进经济发展战略和转变经济管理体制
“七五”计划的基本原则和指导方针由11个“坚持”组成，包括“坚持把改革放在首位”、“坚持把提高经济效益特别是提高产品质量放到十分突出的位置上来，正确处理好效益和速度、质量和数量的关系”、“坚持把建设重点转移到现有企业的技术改造和改建扩建上来，走内涵型扩大再生产的路子”、“坚持把发展科学、教育事业放到重要的战略位置上，促进科学技术进步，加快智力开发”等。作为上述方针的体现，“七五”计划首次增加了“国民生产总值”这一总量指标以及三次产业的划分与统计。
1.7“八五”计划（1991—1995）提出加快改革开放、加快经济发展的“双加快”方针
1991年4月，七届全国人大四次会议审议通过《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十年规划和第八个五年计划纲要》，提出了“八五”时期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五个“坚定不移”的基本指导方针，即：坚定不移地走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道路；坚定不移地推进改革开放；坚定不移地保持国民经济持续、稳定、协调发展；坚定不移地执行独立自主、自力更生、艰苦奋斗、勤俭建国的方针；坚定不移地贯彻物质文明建设和精神文明建设一起抓的方针。
1.8“九五”计划（1996—2000）提出深化改革、扩大开放、促进发展、保持稳定的指导方针，并首倡“经济增长方式转变”
“九五”计划是在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我国制定的第一个五年计划。《中共中央关于制定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九五”计划和2010年远景目标的建议》和《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九五”计划和2010年远景目标纲要》提出，包括“九五”在内的未来 15年经济和社会发展必须贯彻九条重要方针，其中第二条方针是“积极推进，“依靠经济体制改革，形成有利于节约资源、降低消耗、增加效益的企业经营机制，有利于自主创新的技术进步机制，有利于市场公平竞争和资源优化配置的经济运行机制。”
1.9“十五”计划（2001—2005）提出了全面、协调、以人为本的发展方针
2000年10月党的十五届五中全会通过《中共中央关于制定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个五年计划的建议》，深刻分析了中国经济社会发展面临的诸多挑战，提出了制定“十五”计划，必须“把发展作为主题，把结构调整作为主线，把改革开放和科技进步作为动力，把提高人民生活水平作为根本出发点”的重要指导方针。
1.10“十一五”规划（2006—2010）的指导方针是科学发展观
“十一五”规划是在科学发展观指导下编制的第一个五年规划。根据《中共中央关于制定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一个五年规划的建议》，“十一五”规划的制定和实施遵循“六个必须”的原则方针，即：必须保持经济平稳较快发展；必须加快转变经济增长方式；必须提高自主创新能力；必须促进城乡区域协调发展；必须加强和谐社会建设；必须不断深化改革开放。其根本着眼点把经济社会发展“转入全面协调可持续发展的轨道”。从“十一五”开始，“计划”被“规划”所取代。在“十一五”规划中，社会发展类指标占据了全部规划指标的75%以上。
1.11“十二五”规划（2011—2015）指导方针：在科学发展中“加快转变经济发展方式”
十七届五中全会通过了《中共中央关于制定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二个五年规划的建议》。全会提出制定“十二五”规划的指导思想是：高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旗帜，以邓小平理论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为指导，深入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适应国内外形势新变化，顺应各族人民过上更好生活新期待，以科学发展为主题，以加快转变经济发展方式为主线，深化改革开放，保障和改善民生，巩固和扩大应对国际金融危机冲击成果，促进经济长期平稳较快发展和社会和谐稳定，为全面建成小康社会打下具有决定性意义的基础。
2.从十二个五年规（计）划的指导方针看新中国的发展进程
我国建国以来五年规（计）划的指导方针.是不同历史时期国家发展路线和发展思路的凝炼概括，也是不同时期国家发展战略的集中体现。从“一五”到“十二五”，指导方针经历了持续的变化。五年规（计）划指导方针的确定，在很大程度上决定于当时国家领导人的主观选择。而这一选择，既来源于领导人的治国理念和思路.又受制于领导人对包括国际国内形势在内的国情条件的认识。五年规（计）划指导方针的演变，反映了领导人通过实践，不断深化对国情的认识，不断调整指引思想，探索与国情条件相适应的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道路的演进过程。从十二个五年规（计）划的指导方针由重点发展重工业以建立我国的工业基础、到各个产业的协调发展、再到经济发展方式的转变这一演进过程看，新中国处于不断的成长发展之中，我们已经改变了和正在改变三个面貌，经历了和将要经历三次历史性转型。
2.1改变了和正在改变三个面貌
在五年规（计）划编制和实施过程中，在五年规（计）划的指导方针指导中国社会主义建设这一实践过程中，中国人民的面貌，社会主义中国的面貌，中国共产党的面貌都发生了巨大改变。
十一届三中全会后，我们对“地富反坏右”摘帽后，人民的范围进一步扩大，一切赞成、拥护和参加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和阶级、阶层和社会集团，都属于人民的范围。人民的范围在扩大，人民的生活质量显著提高，人民的精神风貌大为改善。
建国以来，我国面对国际帝国主义的封锁和围堵，成功地建立其比较完整的工业体系和国民经济体系，实现了工业化和初步现代化，社会主义制度在中国正焕发着勃勃的生机和活力，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模式吸引了全球的眼球，成为各国政要和学者争相研究的课题。
在“”巨变，国际共运处于低潮的时候，中国共产党在“三个代表”的指引下，稳住阵脚，韬光养晦，激浊扬清，审慎稳妥地驾驭着中国航船驶过了各种激流险滩，引领人民昂扬地走在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康庄大道上。
2.2经历了和将要经历三次历史性转型
从十二个五年规（计）划指导方针的演进过程来看，我国已经历了两次意义重大、影响深远的历史性转型：1956年党对农业、手工业和资本主义工商业三大改造的完成，标志着我国由新民主主义社会进入了社会主义社会，这是“社会制度”的巨大转型；1978年后我国实行改革开放政策，经过30多年的不懈探索，逐步打破了传统计划经济体制的桎梏，建立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这是“经济体制”的巨大转型。从“十二五”规划指导方针看，中国将经历第三次历史性转型，即经济发展由粗放式向集约式转变，这是“发展方式”的巨大转型。这次转型起始和重心在经济层面，但又必将超出经济本身，而传导并推动包括经济、政治、社会、文化、生态等在内的各个领域的转型和重构，因而是一次全方位的社会发展模式升级和变迁。这次转型和前两次转型一样，艰巨复杂，任重道远，有了这次成功转型，中国将真正昂首跨入世界强国之林，完成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历史伟业！
第二个五年计划篇3
【关 键 词】“一五”计划；经济速度；苏联影响；由高到缓。
【作者简介】孙 璐，外交学博士，中国传媒大学政治与法律学院国际关系研究所讲师，主要从事中国外交史、传媒与外交决策、传媒外交研究。
中国国民经济第一个五年计划（后简称“一五”计划）是新中国编制的第一个中长期的经济计划。它的编制工作，是在缺乏经验和统计资料的情况下，经过反复酝酿，前后数易其稿，费时四年多（1951年2月开始试编至1955年7月30日全国人大一届二次会议审议通过），采取“边计划、边执行、边修正”的做法，并最终付诸于实施的。在编制过程中，最初设定的1952年“一五”计划草案制定的经济增长指标比1955年“一五”计划草案正式通过时的经济增长指标高了许多，表现出了“先高后缓”的趋势，反映在经济增长指标中最为重要的工业和农业年平均增长率和建设投资总额[1]。
通常来讲，对于特定时期内经济速度的设定则首先应当建立在对于本国现实状况和未来发展前景综合、客观衡量的基础之上，同时还应当经过系统的论证和考察，但是新中国建国初期国内经济政策的制定，我们绝对不能忽略一个国际因素，即苏联因素在其中所起的重要作用。首先，新中国实行的向苏联“一边倒”的外交倾向全面影响了中国政治、经济、文化等各方面的政策。此外，新中国成立后，毫无经验的中国共产党迫切需要外部的援助和建设经验。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只能选择依靠苏联的帮助，听取苏联的意见，选择苏联模式来进行社会主义建设。新中国“一五”计划中经济速度设定中的“先高后缓”的趋势与苏联的影响分不开的。本文拟通过对已刊布的档案资料的梳理，勾勒出苏联对于“一五”计划经济指标设定的影响路径，对这一影响路径做一浅显的探讨和分析。
一、指标的高速度：苏联“高速度”建设经验的间接影响
建国初期，苏联高速度建设经验给与经济决策者们在制定经济速度上的启发与参考。从苏联立国到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的近三十年间，在国际上，苏联始终处于被敌对力量封锁和包围的孤岛状态，维护政权的生存始终是其国家利益的核心，严峻的国际环境使苏联不得不实行超常规的高速发展战略。早在1917年，列宁就已经提出了经济建设方面的“赶超”思想，他说：“要么是灭亡，要么是在经济方面赶上并且超过发达国家。”“要么是灭亡，要么是开足马力奋勇前进。历史就是这样提出问题的。”[2]列宁逝世后，基于对苏联的国家利益、国际政治局势的考量以及国内政治经济和社会态势的分析，斯大林把加速发展战略确定为苏联的国家总战略。他认为，苏联处于帝国主义的重重包围之中，随时都可能受到攻击，战争的阴云始终笼罩着苏联。布尔什维克党与苏联政府的迫切任务就是在战争到来的时候能够有足够的力量击败敌人的进攻。为了积聚这种力量，在内部必须调动一切力量加速发展自己。斯大林在与反对派论战时反复强调的一个论点就是：“绝不能减低速度。”“延缓速度就是落后。而落后者是要挨打的。”“我们比先进国家落后50-100年。我们应当在10年内跑完这一段距离，或者我们做到这一点，或者我们被人打倒。”[3]斯大林认为，社会主义工业化的特点和优点就是社会主义是高速度的，他说：“党在实现五年计划和争取工业建设的胜利时实行了以高速度发展工业的政策。”[4]20世纪30年代，斯大林将“赶超”思想付诸于实践，依靠国家政权的力量，集中全国的资源全力实现工业化，使苏联仅用十年多时间就进入了工业最发达国家的行列，其成就是巨大的。二战前，苏联工业生产的年均增长率，按西方的最低估计也达到9%（1928-1940），远远超过美国的5.15%（1869-1899）、德国的4.14 % （1870-1913）、日本的6.19%（1905-1930），开创了高速经济增长的历史纪录[5]。至于中国的经济发展速度，早在建国前谈及到：“中国经济建设的速度将不是很慢而可能是相当地快的，中国的兴盛是可以计日程功的。”[6]前有列宁的教导，后有斯大林的示范，经济建设的高速度便成为中国领导人在制定经济建设时潜意识的考虑。在1952年8月，也就是访问苏联前主持起草的《中国经济状况和五年建设的任务》和《三年来中国国内主要情况的报告》中把工业建设的速度，设定为每年递增20%[7]。根据宋劭文回忆：“在编制‘一五’计划初期，中财委根据测算结果，曾提出工业的发展速度以每年递增百分之十四为宜。赴苏谈判前，富春同志把它改为百分之二十点四。”这一发展速度和指标的设定是为了出访苏联，听取苏联意见和争取苏联援助做的准备。因此，在“一五”计划制定初期，中国领导人们在设定的“一五”计划经济发展速度时的一个重要的参考标准以及所受到的影响来源就是苏联在经济建设中的高速度，这种苏联因素的影响是一种潜在的、间接的影响。
二、指标的高速度： 驻苏大使的间接影响
在“一五”计划的制定时期，与苏联最直接接触的是在第一线进行工作的驻苏大使。担任驻苏大使的几年，正值中苏友好合作关系全面发展的时期。处于同苏联接触的第一线，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中国对“一五”计划经济速度的设定。
1951 年4 月15 日， 接替王稼祥就任驻苏大使。此时，苏联已基本实现了社会主义工业化。从担任驻苏大使起， 就积极研究苏联的社会主义经济建设，尤其是苏联工业化的经验， 以此作为国内经济建设的借鉴。分别于1952年三次致信党中央， 提出了对于中国工业化的认识、意见和建议。当时第一个五年计划刚刚开始编制，如何实现工业化尚在酝酿之中，在信中，对于经济速度的问题上，对我们国家能够“迎头赶上”先进的资本主义工业国家满怀信心，认为“我们完全有把握以较快的速度来实行我们的工业化”。同时，他又提出“稳步前进”思想，认为中国的工业化不能离开中国现有的各种条件，离开了各种条件而要加快工业化“是一种急性病”[8]。建国初期，中国的工业化，尤其是工业化的速度问题是中央最高领导者集中思考和研究的关系经济社会发展全局中心问题。
1951 年12月，中共中央在《关于编制1953年计划及长期计划纲要若干问题的指示》中指出：“要求在五年内基本上完成鞍钢等大工业基地的建设， 并开始新的工业基地的建设。”[9]在的来信中， 除改造与扩大在东北的“鞍钢”之外，必须立即在西北开始建立第二个钢铁中心，并准备在西南或中原方面建设第三个钢铁中心， 而且必须严格的规定每年建设的计划程度及完成的时间，不得以任何借口， 推迟拖延。建立一个钢铁中心， 需要很多时间， 每一年的推迟， 都会很大的影响到我国工业化的速度[10]。的来信引起了中央的高度重视。接到的来信后，将他的信送和其他领导同志审阅，并于1952年2月8日复电，“所提的实现中国工业化的方针以及许多具体意见都是很好的，我们正在为此方向努力”，具体问题 “将由陈云同志详细函复”。刘少奇在的复电稿上批示：“关于工业化问题， 请陈李注意随时提到中央会议。”[11]、刘少奇、、陈云圈阅并认可了的复电。
1952 年3 月19 日， 中财委向提交了全国钢铁工业的发展方针、速度与地区分布问题的报告。在其中指出：“鉴于钢铁工业在国家工业化中的重要性，在第一五年计划期间，必须把鞍钢的建设作为首要任务，集中全国力量如期完成， 以奠定全国钢铁工业进一步发展的基础。除此以外，为了改变我国钢铁工业的落后状态，于八年之内达到年产五百万至六百万吨钢，于十二三年之后达到一千二百万吨钢，有必要进行第二个大钢铁厂的建设。从经济上、国防上考虑，第二个钢厂以放在大冶为宜。”[12]报告的主题与来信的基本建议和精神基本一致。应该说，在“一五”计划编制初期同样间接地把苏联因素作用到了经济速度的设定上。
三、速度的放缓：访苏与苏联意见的直接影响
作为新中国成立的第一次经济计划方案的制定，中国在“一五”计划的制定上是一样要听取苏联意见的。1952年8月15日，以为首席代表，陈云、李富春、、粟裕等为代表的代表团访问苏联[13]，这是继1949年底、1950年初、访问苏联后中国领导人对苏联的第二次重大出访。中国政府代表团访苏的主要任务是将“一五”计划草案同苏联交换意见，并且能够争取到苏联援助。1952年8月23日与29日，中国代表团分别将《中国国防军五年建设计划概要》《中国经济状况和五年建设的主要任务》《三年来中国国内主要情况及今后五年建设方针的报告提纲》等文件送交苏联政府和斯大林。双方约定，苏联领导人审阅完这些文件后，斯大林将与中国政府代表团进行会谈[14]。
上述文件对于工业建设速度，写道：“根据中国三年来工业恢复的速度，苏联和东欧新民主主义国家工业建设的经验，我们认为中国工业生产水平在五年内建设中每年递增百分之二十是可能的和必要的。速度的完成与超过决定于动员全党、全体工人阶级及技术人员在统一计划之下的顽强的努力和苏联的有力援助。”文件请苏联政府“将我们已提出的五年计划轮廓的方针、任务及主要指标加以审查。在中国是否可以如此建设，中国的建设如何与苏联及新民主主义国家的建设计划取得配合。并请苏联国家计划委员会与有关部门对我们的建设规模、时间及有关问题，加以具体的审查”。并请苏联在设计、工业设备、专家、技术资料等方面提供援助[15]。
斯大林看完上述文件后，于9月3日晚上约中国代表团进行第二次会谈[16]。关于第一个五年计划的经济速度问题，斯大林提出了自己的意见。斯大林问，你们五年计划中工业增长速度每年为百分之二十，是勉强的，还是有后备力量的。答以我们对此尚无经验，我们许多计划常常对潜在力量估计不足，故今后五年计划可能还有估计不足的地方，这是一方面。但在另一方面，还要看苏联能否供应我们这样数量的工业装备。斯大林说：要按照一定可以办到的来做计划，不留后备力量是不行的。必须要有后备力量，才能应付意外的困难和事变。今后五年计划中，每年要超过百分之一，其数量总是比过去大的……谈到最后，斯大林指出：我建议工业建设增长速度，每年的上涨可降到百分之十五，而生产计划应定为百分之二十，要动员工人来完成和超过这一计划。意外情况总会有的，留点后备力量，总有好处[17]。陈云和等都感到：“五年建设的速度下降至每年百分之十五以及生产计划每年订在百分之二十以上以便留有后备力量，这个意见是极为重要的。”[18]和陈云于9月先期回国后，由李富春率领的中国政府代表团的成员分别向苏联政府有关部、局介绍相关的具体情况。随后，虽由苏联部长会议副主席米高扬和卡冈诺维奇出面，在克里姆林宫和李富春谈过几次，但也仅说了诸如“你们计划这么庞大，工农业生产总产值年增长率是不是太高了？能否再仔细考虑一下？”之类的话。都是些比较抽象的建议，很少触及到实质性内容[19]。但苏联的这些建议都是要求中国降低“一五”计划所设定的经济增长速度的。
四、 速度的放缓： 刘少奇、李富春等与苏方代表的继续会谈
1952年10月，刘少奇率领中共代表团参加苏共第十九次代表大会，萨布罗夫，这位苏联国家计委主席同刘少奇、李富春继续深入探讨“一五”计划的指标的制定问题，萨布洛夫说，中国是亚洲最大的国家，对世界影响很大。第一个五年计划一定要完成，否则影响太大，并说我们再三研究你们的五年计划，认为有些任务太紧张，资料根据不太充分，很有必要反复研究几次。最好提出二、三个方案比较一下，再由两国政府审查决定。萨布托夫还指出，培养技术干部和技术工人是中国五年计划中的薄弱环节，设计工作落后也将是一个突出问题。搞建设一定要把地质资料搞清，有把握的就搞，没有把握就暂缓，这样中国的建设速度将会很快。萨布罗夫建议，将国民经济计划的增长速度定为18%是较为困难的，建议改为11%-12%[20]。李富春认为萨布托夫的意见是慎重的、负责的、中肯的，表示完全同意。
李富春与萨布托夫商谈后回到住处，立刻同宋劭文、叶季壮进行研究，并向驻苏大使汇报了商谈情况。李富春、认为，萨布托夫的意见是对的，“第一个五年计划要稳，以便抓住重点，建立基础，从而培养一批工业化的人才，积累建设经验，搞清资源，如此，则日后的速度可快”[21]。他们根据这一精神，对第一个五年计划提出几条原则性意见：要实事求是，没有资料、缺乏力量的绝不勉强上，该推迟的项目一定后上；从发展战略要求及与第二个五年计划相联系上考虑，必须建设的重点项目，要充分说明理由，力争苏方帮助设计。李富春要求各小组根据这些原则对原方案进行修改补充后，准备同苏方举行第二次商谈。
从1952年11月开始，中苏双方对中国第一个五年计划的方针和建设任务开始以小组的形式正式交换意见，1953年1月5日，苏联国家计委同中国政府代表团举行了首次小组会谈，苏方由萨布托夫主持，中方由李富春主持，全面研究了中国的建设计划，其中重要的一个方面是中国的经济速度，重工业、铁路的发展规模等。这次小组会谈后，为了更好地研究中国的“一五”计划，苏联国家计委专门成立了包括李富春、苏联计委主席、第一副主席、对外贸易部部长、总顾问五人组成的中心小组，负责研究审查中国“一五”计划中需要解决的问题。1953年2月，苏联组成以萨布罗夫为首的代表团与中方代表进行会谈，分组研究中国的五年计划方案，并提出了具体修改意见[22]。经过长时间的讨论，苏方认为，中国“一五”计划草案中提出的工农业发展速度、铁路运输增长速度、基本建设指标等都过高，是力不能及的，必须降低。当时中国方面提出工业产值平均增长20%的速度，是根据前三年工业产值平均增长43.8%的速度来设想的，虽然五年计划中提出的增长速度比前三年的增长速度已经低了很多，但也是不能持久的。他们还提出，我国计划国民生产总值每年递增17%-18%的速度偏高，认为不宜超过13%-14%，理由是，诞生不久的新中国在亚洲处于世所瞩目的中心地位，在国际上有很大影响。因此，第一个五年计划要稳妥，绝不能性急，而且必须超额完成。根据他们多年搞计划经济的经验，宁肯将增长率定的低一些，以便留有超额完成的余地，特别是农业增长速度不能太快，因为中国的农业是个体农业，实现计划无把握。如果指标定的过高，将来国家统计局公布未完成计划，对国内外均会产生很大的影响。另外，他们还建议我们要把地质资源情况弄清楚，这样搞建设心中才有把握，这不但不会延缓，反而会加快中国的建设速度[23]。2月9日，李富春再一次综合各小组商谈的情况，认为这次商谈苏方总的意见是，适当降低经济增长速度，适当减少各主要产品产量的指标，并将这些意见电告中央。关于苏联在一五计划中建议的速度问题，中国领导人非常重视苏联的建议。2月14日，起草对李富春的回电，回电中认为对于苏联对中国“一五”计划所提意见，都是非常可贵并应予以重视。根据苏方的意见和中国的现实状况，五年计划应在可靠的基础上降低工业生产总值的年递增速度。因此，可根据来电的原则与其进行磋商，修改我们原定的“一五”计划轮廓。2月17、23日，召集、、曾山、贾拓夫以及相关的各部部长、计委委员和局长开会，讨论苏联计委对中国五年计划所提的意见，认为苏联的意见对中国勾画五年计划有很大帮助，同意将五年计划中的工业生产增长速度定为13.5%-15%，年度计划争取在20%左右[24]。2月底，和陈云、邓小平、薄一波、邓子恢[25]、高岗联名致电李富春，通报了情况，并希望同苏联的各项谈判早日完成。其中关于建设速度的意见是：“长期计划中工业的增长速度拟定为百分之13.5%-15%，年度计划中根据实际情况再定为20%左右，以保证长期计划能够提前完成，这样是有好处的。”[26]陈云等根据在苏联商谈的情况以及苏联对中国“一五”计划经济速度设定的影响，领导中财委对第一个五年计划轮廓草案重新计算了一次，重新设定了“一五”计划经济速度和目标。
五、速度的放缓：苏联意见在政策层面的落实
1953年3月，斯大林逝世，同月7日，第一个五年计划已经宣布开始实行后的两个多月，率领中华人民共和国代表团前往莫斯科参加斯大林的葬礼。在莫斯科，为详细了解中苏双方就中国“一五”计划轮廓（草案）等问题进行商谈的情况，听取了数月前去莫斯科的李富春、叶季壮、宋绍文的汇报。李富春还提出关于五年计划及其他问题的若干建议[27]。并且同苏联新领导人贝里亚、赫鲁晓夫、马林科夫等举行会谈，对于中国的“一五”计划等问题交换了意见；从苏联回国时，带回了“一五”计划中的工农业生产、交通、劳动力安排等问题的文件和李富春关于“一五”计划的建议和报告[28]。
在斯大林的治丧活动告一段落后，中苏关于中国“一五”计划的商谈继续进行。3月17日，米高扬在克里姆林宫同李富春会谈，李富春向米高扬详细介绍了中方与苏联国家计委商谈的主要情况。米高扬一边听李富春的介绍，一边提出问题，从工业、农业、手工业、交通运输业等方面详细了解了双方商谈的情况。在这次会谈中，米高扬还就中国工业的发展和建设问题，比较系统地谈了自己的看法。他说，企业的规模不应太大，炼油厂不应太大，炼油厂搞了一百万吨就不算小了，中国要在一个地方建设三百万吨的炼油厂，按现时的技术水平是不经济的。钢铁厂，你们提出建设两个年产二百万吨至三百万吨的钢铁厂，太大了。从经济合理性上看，建设一百二十吨至一百五十万吨的钢厂比建设三百万吨的钢厂花钱少而且时间快、好管理。将来有扩充条件时，再进行扩建。扩建改建比较经济合理，可以少走弯路[29]。
米高扬同李富春的这次商谈，是代表团到苏联以来苏联高层领导人首次对中国的第一个五年计划轮廓（草案）提出的比较系统的意见，不少对中国五年计划的制定有重要的参考价值。4月4日，米高扬再次约李富春商谈。米高扬通报了苏共中央、苏联计划委员会和专家们对中国“一五”计划的建议。关于建设的速度，苏方的意见是应该从政治上、舆论上、人民情绪上考虑，五年计划不仅要保证完成，而且一定要超额完成。因此工业的年平均增长速度调低到14%-15%为宜[30]。4月初，李富春给写信，汇报同米高扬会谈的主要内容，并决定派宋劭文和钱志道回国汇报，请中央对“一五”建设方针、规模及苏联援助总协定主要内容做指示[31]。4月中旬，宋劭文奉命回国，听取了宋劭文的汇报，关于建设速度问题，宋劭文在其回忆录中提及到：对苏联经济专家讲的一段话很感兴趣，让我重复了两遍。这段话是：“总产值的增长速度，要大于职工人数的增长速度，这样才能保证劳动生产率的提高；劳动生产率的提高速度，要大于工资的增加速度，这样才能保证国家的积累；技术人员的增加速度，要大于工人的增加速度，这样才能保证技术水平的提高。”很赞赏这几个观点，认为应以这些观点指导我们今后的经济工作。我还向总理汇报了苏联计委管综合的同志说过的一句话：“平衡法是编制计划的基本方法，要从需要算起，充分考虑可能，经过平衡，使计划建筑在可靠的基础之上。”总理对这句话留下了深刻的印象，他把这种观点运用在我国建设实践中，并在“一五”时期形成他对经济建设工作的一种指导思想，即：既要反对保守主义，又要反对急躁冒进，在综合平衡中稳步前进[32]。
1953年5月18日，苏联计委关于中国“一五”计划的正式意见书由和高岗收到并报告给和其他领导人。意见书指出，中国经济发展的基本方针是正确的。在肯定恢复时期中国所取得的巨大经济成就的同时，苏联对于中国“一五”计划所规定的经济发展速度和规模也提出了自己的意见，意见书认为，中国全部工业每年平均增长速度为20.4%，其中国营和公私合营工业为24%，都是过高的。工业发展速度提得过高会使物资和熟练干部不能集中使用，使五年计划的重要任务无法完成。苏方建议自1953年至1957年工业总产量年增长速度由20.4%改为14%-15%。第二天，中共中央讨论并通过了苏方的意见书，20日中央向莫斯科回文，并以电话将中央的意见通知李富春[33]。
李富春根据中国实际情况，结合苏方的意见，对第一个五年计划轮廓草案中所规定的各项具体任务以及存在的主要问题进行了比较系统的总结，并进一步提出关于“一五”计划方针、任务的意见。1953年6月，李富春等结束了同苏联近一年的谈判回国。回国后很快向中央上报《在苏联商谈我国五年计划问题的几点体会（提纲草案）》，《提纲草案》中写道：“草案中工业发展速度，没有建立在精确计算现在企业设备能力的基础上，而是建立在预期完工投入生产的新厂基础上，由于新厂建设排列的速度太紧，不能按预期的进度投入生产，故每年递增20%是不可靠的。”[34]
中央对李富春的报告给与肯定，并安排李富春于6月21日在全国第二次财经会议上做报告。关于建设速度问题，李富春在报告中谈道：“中长期计划一定要建立在可靠的基础上。他认为五年计划一经制定，就一定要完成，并争取超额。这不但从经济上、而且从政治上、舆论上与人民情绪上，都必须如此。因此计划必须可靠，要紧张，更要有把握。建设时期的发展速度同恢复时期不同。作为第一个五年计划的发展速度来说，工业每年递增20.4%，农业每年递增7%，不是建立在可靠的基础上，是过高的。工业建设时期的发展速度取决于对资源情况的了解、现有设备以及可能发挥的生产能力、建设能力以及劳动生产率与技术水平。根据苏联的经验、长期计划要保持3%-7%的后备力量，以应付计划不周以及难以预料的情况。”关于“一五”计划，李富春的报告中提出了的关于建设速度的内容是：“在目前情况下，反对冒进倾向往往是主要的。而且过去试编的第一个五年计划轮廓草案不仅总的任务安排太大，而且不少单位把建设速度总的要求过急；对于经济发展速度，又把前几年那种恢复性的高速增长作为制定五年计划的依据，提出了工业总产值增加一点五倍的过高速度。”[35]不久李富春又在9月15日举行的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常务会扩大会议上，就编制“一五”计划应注意的问题做了报告。李富春的上述讲话和报告，可以清晰地反映苏联因素经济决策者在经济速度的设定方面变化的影响，并逐步加深了经济决策者们对计划编制和经济工作的认识水平。
1953年6月，根据苏联所给出的答复，国家计委又一次对“一五”计划进行编制。1954年4月，中共中央调整编制第一个五年计划工作的领导班子，决定成立五年计划纲要草案的八人工作小组，由陈云任组长，成员有高岗、邓小平、、李富春、邓子恢、贾拓夫、陈伯达。此后，“一五”计划的编制进入到一个新的阶段。6月30日，陈云向中央提交了《关于“一五”计划的几点说明》，汇报了“一五”计划的编制和执行情况的估计和各方面的比例关系等，对计划执行结果做了估计，“工业总产值（包括手工业）每年递增百分之十五点五，估计是可以完成的，并且可能超过。有些主要产品，如钢材、棉纱等则很难超过。有些产品，不一定能达到计划指标的要求”。计划指标如果完成后，“五年内，工业生产的增长，主要靠原有的工厂及自己设计的工厂。苏联帮助设计和建设的一百四十一个项目，在五年投入生产的很少，只占工业总产值的百分之四到六。一百四十一项主要是在第二个五年计划投入生产，有些到第三个五年才能起作用”。“农业生产方面，五年内农业总产值每年要求递增百分之五，1957年较1952年要提高百分之二十八”[36]。8月2日至25日，在陈云的主持下，八人小组在北戴河召开中央各工业部、国家计委各局负责人会议，前后开了十七次会议，逐章逐节地讨论“一五”计划的轮廓草案。此时，《中华人民共和国发展国民经济的第一个五年计划草案（初稿）》终于出台[37]。
1955年7月5日，第一届全国人大第一次会议正式通过《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民经济的第一个五年计划》[38]。7月30日，在一届全国人大第二次全体会议上，《第一个五年计划》正式得到了批准。李富春在讲话中提到：1957年比1952年，我国工业总产值将增长98.3%，即平均每年递增14.7%。其中，现代工业增长104.1%，即平均每年递增15.3%。我国这种工业发展速度，无疑是比较高的，在资本主义国家是没有的，也是不可能的。有人认为：我国在“一五”计划完成后，钢的产量仍然不过四百多万吨，不仅远远落后于美国和英国，而且也落后于日本，这和中国作为一个大国这样的地位相称吗？……这只是看到事情的一面，没有看到事情的另一面。美国、英国、日本这些国家，以及其他工业比较发达的国家，它们工业发展的历史已经有一两百年，少的也将近一百年，我国工业发展的历史比它们落后了一百多年，或者几十年，仅仅在人民掌握了国家政权以后，才有可能有计划地进行建设……由此可见，我们承受的是旧中国极其可怜的遗产。在全国解放以后，中国共产党和中国人民才把改变中国经济和文化落后的艰巨任务担当起来，在短短三年时间内使国民经济得到恢复并有一些发展，接着又将在五年时间内使工业生产提高一倍。我们没有“封神榜”上那种呼风唤雨的本领，那能用五年时间就赶上工业发达国家的资本主义国家？斯大林曾经说过：“绝不可把工业发展速度和工业发展水平混为一谈。”[39]“一五”计划草案最后于1955年7月在一届全国人大二次会议上通过时在政策层面上所设定的经济发展速度，是和苏联对于中国“一五”计划应设定的经济发展速度的意见和精神是完全一致的，并且完全改变了原来在1952年率团访苏之前，经济决策者们所制定的“一五”计划建议草稿中的经济建设的速度与规模，苏联“速度放缓”的意见最终在政策层面上得到了落实。
六、结语
“一五”计划制定初期，中国面临着巨大的外压和内部经济恢复的压力，中国领导者们在毫无建设经验的前提下，制定的第一个国民经济的长期计划，即“一五”计划的时候，苏联的高速发展的建设经验对于经济政策制定者潜在的影响是不容忽视的，此外，驻苏大使的意见也是有一定影响的，但这种影响是间接的。但是，中国的“一五”计划在全国一届人大二次会议上被通过时，并没有按照最初与其他决策者们设定的高速经济发展速度来进行公布，这期间，苏联因素对这一经济速度前后内容的改变是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的。从已知的史料和分析中可以得出，在“一五”计划编制的整个过程中，苏联因素对于经济速度的设定的影响途径，是通过决策者们与苏联方面多次的直接接触后，逐渐改变对“一五”计划所设定的经济发展速度的“观念”，并落实在真正的政策制定层面上的。纵观决策者们受到苏联因素的影响的整个过程中，对每一次苏联方面提出的关于修正“一五”计划经济速度的建议几乎都是全盘接受的，并没有在此过程中提出异议。具体来讲，在率团访苏期间，斯大林、苏联计委，通过与的会谈传递苏联方面认为中国应该降低经济速度的建议，表示认同。回国后，李富春等经济决策者继续留苏和苏联国家计委的领导进行会谈，从1952年8月到1953年6月，在李富春在苏联驻留的将近一年的时间里，“一五”计划又进行了两次草案的编制，应该说，这两次编制是受到苏联因素最为直接的影响的。主要是李富春起到了传达苏联方面对于中国“一五”计划中经济速度设定方面的意见和建议，每次李富春与苏联方面的领导进行完商谈之后，便会自己总结苏联方面的意见，然后以电报的形式通知中国高层领导人陈云或。李富春回国后，又一次的把苏联的意见汇集到自己的谈话和报告中，传达给了党中央。
苏联方面在不同的场合与决策者们接触的时候都要求中国把“一五”计划设定的经济速度方面降低，苏联方面这样做主要可以归纳为以下三方面原因：第一是因为苏联方面认为中国共产党在制定经济政策领域内的经验和知识是不足的，在访苏之前所制定的“一五”计划草案中的建设指标的提出是没有经过什么科学分析的。另外，苏联方面，无论是斯大林、萨布洛夫都建议中国“一五”计划中应适当降低设定发展速度的。第二个原因是在经济建设当中，必须要留有后备力量，才能应付意外的困难和事变，根据苏联多年搞计划经济的经验，宁肯将增长率定的低一些，以便留有超额完成的余地。苏联方面建议中国适当降低发展速度的第三个原因是作为新中国的第一个五年计划，一定要保证完成，因为中国是亚洲最大的国家，是社会主义阵营中的重要一员，在国际上有很大影响。因此，第一个五年计划要稳妥，绝不能性急，而且必须超额完成。第一个五年计划如果不能按照原定指标完成，就会产生不好的影响，特别是农业增长速度不能太快，因为中国的农业是个体农业，实现计划无把握。如果指标定的过高，将来国家统计局公布未完成计划，对国内外均会产生不良影响。总之，决策者们在与苏联方面的不断接触中，他们原来对于“一五”计划的经济速度设定的“观念”在苏联的影响下被彻底地改变了，也就出现了“一五”计划建设速度设定的“由高到缓”的变化路径。
注释：
[1]把两组数据进行一下比较来看，在“一五”计划的草案中，1952 年下半年关于“一五”计划的经济建设指标的设想为：工业总产值年平均增长20.4 %；农业总产值年平均增长7 %；五年基本建设投资505 亿元。而后几经修改，到1955 年“一五”计划草案通过时， 上述指标则最终确定为：工业总产值平均每年增长14.17 %；农业总产值平均每年增长4.13 %；基本建设投资总额五年合计为427.14 亿元。
[2]《列宁选集》（第3卷）第271页，[北京]人民文献出版社1995年版。
[3][4]《斯大林全集》（第13卷）第37-38、167页，[北京]人民出版社1956年版。
[5]罗荣渠：《现代化新论》第138 页，[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93年版。
[6]《选集》（第4卷）第1433页，[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
[7]《年谱》（上卷）第254页，[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1997年版。
[8][9][10]刘 英：《我和命运与共的历程》第179、365-366、364页，[北京]中共党史出版社1997年版。
[11]张培森主编：《》（生平画册）第209图，陈李，即陈云、李富春，[北京]中共党史出版社2005年版。
[12]《陈云年谱（1905- 1995）》（中卷）第131-132 页，[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00年版。
[13]陈云（副总理兼中财委主任）、李富春（中财委副主任）、（中国驻苏联大使）、粟裕（副总参谋长）代表团还包括一批顾问，主要是中央各部门和军队有关方面负责人，他们是宋劭文（中财委秘书长兼财政计划局局长）、陈郁（燃料工业部部长）、王鹤寿（中工业部部长）、汪道涵（华东工业部部长）、王诤（军委通讯部部长兼邮电部副部长）、刘亚楼（空军司令员）等等。
[14]熊华源、廖心文：《总理生涯》第63页，[北京]人民出版社1997年版。
[15]《中国经济状况和五年建设的任务》，改定稿，1952年8月11日，转引自《陈云传》第823页，[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05年版。
[16]苏方在座者有莫洛托夫、马林科夫、贝里亚、米高扬、布尔加宁、卡冈诺维奇、维辛斯基、库米金。中方有、陈云、李富春、、粟裕出席。
[17][29][30][35][39]房维中、金冲及主编：《李富春传》第426、434、434、445、477页，[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01年版。
[18]《给并中共中央的电报》，手稿，1952年9月6日，转引自《陈云传》第824页，[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05年版。
[19]外交部外交史研究室编：《新中国外交风云》（中国外交官回忆录第二辑）第15页，[北京]世界知识出版社1990年版。
[20]李越然：《外交舞台上的新中国领袖》第39-40页，[北京]出版社1989年版；“我国同苏联商谈第一个五年计划情况的回忆”，见《新中国外交风云》（第二辑）第17-18页，[北京]世界知识出版社1991年版。
[21]李富春致、陈云电，1953年2月3日，引自房维中、金冲及主编：《李富春传》第431页，[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01年版。
[22][23]“我国同苏联商谈第一个五年计划情况的回忆”，见《新中国外交风云》（第二辑）第17-18、15页，[北京]世界知识出版社1991年版。
[24]《年谱》（上卷）第284-285页，[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1997年版，的复信见《党的文献》1999年第5期。
[25]邓子恢，时任中共中央农村工作部部长、国家计委副主席。
[26]、陈云、邓小平、薄一波、邓子恢、高岗致李富春的信，1953年2月底，转引自金冲及主编：《传》第1083页，[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1998年版。
[27]力 平、方铭主编：《年谱》第289页，[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 1998年版。
[28][38]金冲及主编：《传》（下卷）第1086、1086页，[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1998年版。
[31][32]宋劭文：《和我国第一个五年计划》摘自中央文献出版社编：《不尽的思念》第327、327页，[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1987年版。
[33]苏联国家计划委员会关于中华人民共和国五年计划任务的意见书，《中共党史资料》（第69辑）第1-4页，中共党史出版社1999年版。
[34]宋劭文：《怀念富春同志》，载薄一波：《领袖元帅与战友》第107页，[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08年版。
[36]陈 云：“关于“一五”计划的几点说明”，载《陈云文稿选编（1949-1956）》第221-223页，[北京]人民出版社1982年版。
[37]薄一波：《若干重大决策与事件的回顾》（上卷）第288页，[北京]人民出版社1997年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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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个五年计划篇4
经济建设不是拍脑袋，必须严格遵循经济规律，必须有全面周密的规划。这时，中国人的眼光转向了苏联老大哥。
与英、法、美等资本主义强国相比，苏联的工业革命发展较晚。但在极其艰难的条件下，苏联却创造了举世瞩目的伟大成就，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成功地阻击了纳粹德国的疯狂进攻，战后成为与美国并驾齐驱的世界强国。苏联军事、政治力量的迅速崛起，主要得力于强大的经济实力。
苏联取得巨大的转变源于苏联的“五年计划”，这是一场史无前例的大规模有计划的全面的社会主义建设，这是历史上第一次按照预先编制的详细计划进行建设的开端。
1927年12月联共（布）召开第十五次代表大会，通过了关于制订发展国民经济第一个“五年计划”（1928～1933年）的指示。当时西方众多媒体认为“苏联的‘五年计划’是红色梦想家的空想”，都在等着看苏联笑话，因为在西欧国家历史上从未出现过国家指导性的经济建设。
但是苏联给了世界一个巨大的奇迹。苏联第一、二个“五年计划”顺利完成，苏联由农业国家变成工业国。通过“五年计划”，苏联初步建起了独立的、比较完整的国民经济体系，为实现社会主义工业化奠定了物质基础。
新中国建立后的经济和苏联建国前有极大的相似性，中国要实现自己的工业化强国梦，苏联成为必然的老师。在这个历史背景下，中国也开始了雄心勃勃的“五年计划编制”。
早在1949年6月，刘少奇率领中共代表团访苏时，就提到了邀请苏联技术专家来华的相关事宜，并带回了200余名苏联专家。然而对于全面铺开的新中国经济建设，编制“一五计划”这样的鸿篇巨制，这些专家显然不够。
1952年，“一五计划”的编制进入了第二个年头。8月，总理专程赴莫斯科与斯大林商谈，要求增派专家800名，数量之多让斯大林也感到为难。此外，中方还希望苏联提供各种工业标准和技术资料，用于“一五计划”的制订和实施。于是，1950～1953年间，苏联专家带来了大量科学文献和技术资料，总重量达600吨。
在与斯大林的会晤中，还专门就“一五计划”的编制请教了这位苏联领导人。斯大林指出，“一五计划”草案中规定工业总产值每年递增20%太高了，应降到15%或14%。他还说，计划不能订得太满，要留有后备力量，以应付意外困难。斯大林的这些意见得到了采纳。
尽管各方为了尽快拟定“一五计划”倾注了大量心血，但这毕竟是中国历史上第一次有计划地进行大规模经济建设，加上受到朝鲜战争的影响，“一五计划”虽几经修改，在1953年仍未最终定稿，但中国经济建设的脚步却不能再等待，于是中国政府果断地决定按预定时间表开始进行大规模经济建设，“一五计划”进入边实施边编制的状态。
中国的第一个五年计划建设了以“156项”为核心的近千个工业项目，使中国以能源、机械、原材料为主要内容的重工业在现代化道路上迈进了一大步。以“156项”为核心，以900余个大中型项目（限额以上项目）为重点的工业建设，使中国大地上史无前例地形成了独立自主的工业体系雏形。中国的五年计划虽然是国家意志的体现，但它在中国崛起中起了决定性的作用。
第二个五年计划篇5
2020xx年最新河南二胎政策细则
第一章总则
第一条根据《河南省计划生育条例》(以下简称《条例》，制定本实施细则(以下简称《细则》)。
第二条凡户口在本省和户口在省外而居住在本省的中国公民和所有单位，均应遵守和执行《条例》及本《细则》。
第三条推行计划生育应以宣传教育为主，并采取法律的、行政的、经济的和技术的措施。
第四条各级人民政府必须加强对计划生育工作的领导，坚持计划生育工作同经济建设一起抓。
第五条各级人民政府的计划生育管理部门，具体负责《条例》和本《细则》的实施。
有关部门和社会团体，应与计划生育管理部门密切配合，按照职责分工，各司其职，在制定和落实本部门的政策规定时，必须有利于计划生育的实行。
第二章生育节制
第六条公民依法结婚后应当按计划生育，禁止早婚、早育、非婚生育和计划外生育。
第七条提倡和鼓励晚婚、晚育。提倡和鼓励一对夫妻只生育一个子女，严格控制生育第二个子女，禁止生育第三个子女。
第八条符合下列条件之一要求生育的，经批准可以按计划照顾生育第二个子女：
(一)按照病残儿鉴定的有关规定，经县级计划生育技术鉴定机构鉴定，报市(地)计划生育技术鉴定机构确诊，第一个子女为非遗传性残疾，不能成长为正常劳动力的;
(二)经县级以上计划生育技术鉴定机构鉴定患不育症，婚后五年以上不育，女方年龄在30周岁以上，按照司法行政部门有关规定，依法办理了收养公证手续，收养一个子女后怀孕的;
(三)夫妻双方均系归国华侨或回河南定居的港、澳、台同胞，只有一个子女随其回大陆定居或回大陆后只生育一个子女的;
(四)经民政等部门证明夫妻一方为二等乙级以上残废军人或者是烈士的独生子女的;
(五)夫妻一方是国营企业正式职工，连续从事矿区井下第一线采掘作业五年以上，只有一个女孩，且作出正式的书面保证继续长期从事井下第一线采掘作业的;
(六)再婚夫妻，再婚前一方只生育一个子女，另一方未生育的。
第九条农业人口除适用第八条的规定外，符合下列条件之一要求生育的，经批准可以按计划照顾生育第二个子女：
(一)夫妻只生育一个女孩，经审查符合下列情况之一，视为家庭确有困难：
1、经县级以上计划生育技术鉴定机构鉴定，夫妻一方因伤残或严重慢性疾病而丧失劳动能力的;
2、夫妻双方均为独生子女的;
(二)男到有女无儿的家庭结婚落户，并赡养其父母的(姊妹数人，只照顾一人);
(三)在深山村定居五年以上，并作出正式的书面保证继续在深山村长期定居的;
(四)经公安部门证明夫妻双方均为少数民族的。
第十条夫妻一方为农业人口，只生育一个女孩，且为农业人口，按本《细则》第九条第一项规定执行。
第十一条符合第八条、第九条、第十条规定生育第二个子女的，女方年龄必须在28周岁以上，并有四年以上间隔时间。
第十二条城镇人口符合生育第二个子女规定的，由省计划生育委员会制定控制指标，层层下达。
第三章生育计划管理
第十三条各级人民政府应根据国家和上级人民政府下达的生育计划，结合本地区人口发展的实际情况，制定本行政区的生育计划。
制定人口计划不得突破上级人民政府确定的人口控制目标，且必须以符合《条例》规定的有生育条件的育龄妇女人数为依据。
第十四条各级计划委员会、计划生育委员会负责人口计划的拟定、管理;统计、公安部门负责统计、公布人口有关数据。
第十五条在计划生育工作中，各级人民政府实行行政首长负责制和目标管理责任制，逐级签订目标管理责任书，并将人口计划执行结果作为考核政府主要领导人政绩的重要依据之一。
各级人民政府每年应适时进行抽样调查，对人口目标管理进行严格的考核，落实奖惩。
第十六条未完成人口计划的人民政府，必须向上一级人民政府写出报告，分析未完成计划的原因，提出改进工作的措施。
第十七条乡(镇)人民政府和街道办事处负责督促村(居)民委员会把生育指标落实到人，并采取民主评议、张榜公布等形式，接受群众监督。
所有国家机关、社会团体、企业事业单位和村(居)民委员会必须严格执行生育计划，做到无计划外生育。
第十八条夫妻要求生育的，必须按有关规定领取生育证，同时必须与乡(镇)人民政府、街道办事处签定计划生育合同后方可生育。
第十九条各级医疗、卫生、妇幼保健部门和计划生育宣传技术部门应凭生育证接生。
第二十条婴儿出生一个月内，应向乡(镇)人民政府、街道办事处计划生育办公室申报出生，并凭乡(镇)人民政府、街道办事处计划生育办公室出具的证明，由当地公安和粮食部门办理户口和粮食关系。
第二十一条流动人口的计划生育工作，严格按照《河南省流动人口计划生育管理办法》执行。
第四章优生和节育措施
第二十二条提倡优生。禁止患有遗传性精神病、遗传性智能缺陷、遗传畸型等严重遗传性疾病的夫妻生育。夫妻双方患病，应对一方采取绝育措施，一方患病的只对患病者采取绝育措施。已怀孕的必须中止妊娠。
第二十三条凡无生育指标的育龄夫妻都应采取避孕节育措施。生育一个子女的育龄妇女应上宫内节育器;生育两个或两个以上子女的育龄夫妻一方应采取绝育措施。经鉴定女方不适宜上宫内节育器，或夫妻双方均不适宜采取绝育措施的，应使用其它有效的避孕药具。
各级计划生育管理部门应建立避孕节育措施普查制度，定期进行孕情检查。
不论何种原因，凡计划外怀孕的都必须采取补救措施，中止妊娠。
第二十四条接受绝育措施后，因情况变化符合再生育条件，要求再生育的，必须经县级计划生育委员会批准，方可在指定的计划生育宣传技术单位和医疗、妇幼保健单位施行复通手术。
第五章奖励与处罚
第二十五条对计划生育工作取得显著成绩的单位和个人，各级人民政府或计划生育部门应给予表彰和奖励。经费按国家或企业事业单位的规定开支。
第二十六条符合下列条件之一，由夫妻双方申请，所在单位核实，经乡(镇)人民政府或街道办事处批准，发给《独生子女父母光荣证》，享受《条例》规定的待遇：
(一)一对夫妻只有一个子女的;
(二)一对夫妻按规定有两个子女，因死亡只留下一个子女的;
(三)独生子女死亡后，再生一个或依法收养一个子女的;
(四)夫妻无生育能力，依法收养一个子女的。
第二十七条享受独生子女家庭待遇的夫妻离婚或丧偶后，独生子女保健费由抚养子女一方所在单位发给全部。
再婚后夫妻双方生育的子女存活数合计在两个或两个以上(包括自己抚养或离婚时判随对方、托人抚养、送人的成活子女)的，应交回《独生子女父母光荣证》，独生子女保健费停止发放，以前享受的不再退回。
再婚后按照规定要求再生育一个子女的，应退回《独生子女父母光荣证》和已享受的独生子女保健费。
第二十八条已享受独生子女家庭待遇、符合生育第二个子女规定又生育第二个子女的，应退回《独生子女父母光荣证》和一切奖励。
第二十九条独生子女保健费来源：
(一)国营和集体企业单位，从企业福利基金、利润留成中解决。如确有困难，可报经财政部门批准，由企业管理费补充。
(二)机关、学校等行政事业单位，由职工福利费中列支。如有困难，可在单位行政费或事业费中解决。
(三)城镇待业人员参加劳动服务公司或者其联营组织的，从所在单位公益金中列支。
(四)是城市无职业居民的，从计划生育费中列支。
(五)是城市个体工商户的，由工商行政管理部门发给。
(六)是农民的，从集体提留、乡(镇)村留利中发给或采取其它奖励形式。
第三十条无生育指标的育龄夫妻，经教育仍不按《条例》规定落实有效避孕节育措施或拒绝孕情检查的，可处以200元至500元罚款。
第三十一条按《条例》规定，符合生育第二个子女条件，但未领得生育证而计划外生育的，应按《条例》第三十七条和第三十八条第二款处罚。
第三十二条违反本《细则》第八条第五项和第九条第三项规定，生育第二个子女后，不继续长期从事井下第一线采掘作业或不继续在深山村长期定居的，按计划外超生一个子女处罚。
第三十三条非农业人口超生的第一个子女在七年以内，超生的第二个子女在十四年以内，粮食部门停供计划内平价粮油并不发给各种补贴。
第三十四条按计划生育了第二个子女后又计划外生育的，按《条例》有关规定从重处罚。
第三十五条计划外生育两个以上子女的应按《条例》规定从重处罚，具体标准由各县(市、区)人民政府规定。
第三十六条因违反《条例》规定受处罚的，不得因离婚、子女死亡或将子女送他人收养为由，减免经济处罚和行政处分。
第三十七条国家机关、社会团体、企业事业单位职工违反《条例》和本《细则》，应当给予行政处分的，依照《河南省国家行政机关工作人员违反计划生育行政处分规定》处理;应当给予经济处罚或其它处罚的，依照《条例》规定的幅度从重处罚。
第三十八条计划外怀孕费、计划外生育费和其它罚款的管理与使用应严格按《条例》规定执行，具体办法由省计划生育委员会、财政厅等有关部门共同制定。
第六章附则
第三十九条《条例》和本《细则》所称深山村，是指海拔800米，相对高度300米，坡度25度以上，主要粮食作物一年一熟的高寒山村、住户。深山村由县级人民政府具体确定到村、户，报市(地)人民政府批准，并报省计划生育委员会备案。
第四十条县级以上人民政府可根据《条例》和本《细则》从严制定实施措施。
第四十一条本《细则》由省计划生育委员会负责解释。
第四十二条本《细则》自之日起施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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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xx年11月16日，国家卫生计生委明确，启动实施单独两孩政策，全国不设统一的时间表，将由各地区根据实际情况，确定具体时间。同时明确，现阶段不会实施普遍两孩政策。
20xx年国家启动单独二胎新政，部分学者和专家认为是我国计生政策松动、普遍二胎将全面放开的信号。对此，卫计委副主任否认将实施普遍二胎政策，并强调调整政策不等于放松计划生育。
单独二胎政策适用于一方为独生子女的夫妇。全国不设统一时间表，将由各省(区、市)根据实际情况确定具体时间。有关专家表示，最快有望在今年年底和明年年初，各地两会召开时，计生条例调整就会提上日程。预计20xx年有1/3的省份启动新政策。
现状：不敢生二胎
河南实施双独生二胎政策两年来，我们社区申请生二胎的双独家庭只有一个，郑州市北下街办事处新华社区一名工作人员说，他们社区总共有2512户，每年办的准生证在30个左右。
据悉，20xx年年底，河南正式启动双独政策，此前，河南省的一项专题调研结果表明，河南实行双独夫妻生育第二个子女政策后，全省每年将多出生1.8万人左右。
而据统计，两年来，河南双独家庭申请二胎生育指标的只有600多例。
河南省二胎政策：生育二胎的条件
目前河南的二胎政策是这样：符合下列条件之一要求生育的，经批准可以按计划生育第二个子女：
(一)经县级计划生育医学鉴定组织鉴定，报省辖市计划生育医学鉴定组织确诊第一个子女为非遗传性残疾，不能成长为正常劳动力的; (二)经鉴定患不育症，合法收养一个子女后怀孕的;
(三)夫妻双方系归国华侨或回本省定居的港、澳、台同胞，身边只有一个子女的;
(四)夫妻一方为二等乙级以上伤残军人或者烈士的独生子女的;
(五)夫妻一方连续从事矿区井下采掘作业五年以上，只有一个女孩，且继续从事井下采掘作业的;
第二个五年计划篇6
北京市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公告
[十四届] 第23号
《北京市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关于修改〈北京市人口与计划生育条例〉的决定》已由北京市第十四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二十六次会议于2016年3月24日通过，现予公布，自公布之日起施行。
北京市第十四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
2016年3月24日
北京市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关于修改《北京市人口与计划生育条例》的决定
(2016年3月24日北京市第十四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二十六次会议通过)
北京市第十四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二十六次会议决定对《北京市人口与计划生育条例》作如下修改：
一、将第十条第二款修改为：本市各级卫生和计划生育、发展改革、公安、民政、统计、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等行政部门应当建立信息通报制度，促进人口信息资源的综合开发和利用，实现人口信息共享。
二、将第十一条第二款修改为：机关、企业事业单位、社会团体和其他组织应当做好本单位的计划生育工作，接受卫生和计划生育行政部门的指导、监督、检查;其法定代表人或者负责人对本单位计划生育工作负主要责任。
三、删去第十二条第三款。
四、将第十六条修改为：依法办理结婚登记的夫妻，除享受国家规定的婚假外，增加假期七天。
五、将第十七条修改为：提倡一对夫妻生育两个子女。生育两个以内子女的，按照国家有关规定实行生育登记服务制度。符合下列情形之一的，夫妻双方可以要求再生育一个子女：
(一)再婚夫妻婚前仅生育一个子女，婚后已生育一个子女的;
(二)再婚夫妻婚前生育两个以上子女，婚后未共同生育子女的;
(三)夫妻共同生育两个子女，其中一个经指定医疗机构鉴定为非遗传性病残，不能成长为正常劳动力的。
再婚夫妻按照本条第二款第(二)项规定共同生育的子女，经指定医疗机构鉴定为非遗传性病残，不能成长为正常劳动力的，可以要求再生育一个子女。
要求再生育子女的夫妻应当向一方户籍所在地乡镇人民政府、街道办事处提交相关材料;乡镇人民政府、街道办事处核实后，报区卫生和计划生育行政部门确认。需要提交的材料、办理程序及期限，由市卫生和计划生育行政部门制定并公布。
六、删去第十八条。
七、删去第十九条。
八、将第二十条改为第十八条，修改为：机关、企业事业单位、社会团体和其他组织的女职工，按规定生育的，除享受国家规定的产假外，享受生育奖励假三十天，其配偶享受陪产假十五天。女职工及其配偶休假期间，机关、企业事业单位、社会团体和其他组织不得降低其工资、予以辞退、与其解除劳动或者聘用合同。女职工经所在机关、企业事业单位、社会团体和其他组织同意，可以再增加假期一至三个月。
九、将第二十一条改为第十九条，第一款第一句修改为：已经获得《独生子女父母光荣证》的夫妻，凭证享受以下奖励和优待，并删去该款第二项。
十、删去第二十二条。
十一、删去第三十三条。
十二、将第三十九条改为第三十五条，第二款修改为：享受本条例第十九条规定的奖励和优待的夫妻，再生育子女的，停止其奖励和优待，收回《独生子女父母光荣证》。
十三、删去第四十一条。
十四、删去第四十二条。
十五、将有关条文中的市和区、县修改为市、区，区、县修改为区，计划生育行政部门修改为卫生和计划生育行政部门，劳动和社会保障行政部门修改为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行政部门，新闻出版、广播电视修改为新闻出版广电，机关、社会团体、企业事业组织修改为机关、企业事业单位、社会团体和其他组织。
本决定自公布之日起施行。
《北京市人口与计划生育条例》根据本决定作相应修改并对条文顺序作相应调整，重新公布。
北京市人口与计划生育条例
(2003年7月18日北京市第十二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五次会议通过 根据2014年2月21日北京市第十四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九次会议通过的《北京市人口与计划生育条例修正案》修正 根据2016年3月24日北京市第十四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二十六次会议《关于修改北京市人口与计划生育条例的决定》修正)
目 录
第一章 总 则
第二章 人口规划与管理
第三章 生育调节
第四章 奖励与社会保障
第五章 计划生育技术服务
第六章 法律责任
第七章 附 则
第一章 总 则
第一条 为了实施《中华人民共和国人口与计划生育法》，结合本市实际情况，制定本条例。
第二条 本市各级人民政府应当采取综合措施，控制人口数量，提高人口素质，改善人口结构和分布。
第三条 市、区人民政府领导本行政区域内的人口与计划生育工作。
市、区卫生和计划生育行政部门负责本行政区域内的计划生育和与计划生育有关的人口工作。
市、区人民政府其他有关部门在各自的职责范围内，负责有关的人口与计划生育工作。
乡镇人民政府和街道办事处负责本辖区内的人口与计划生育工作。
第四条 工会、共产主义青年团、妇女联合会以及计划生育协会等社会团体、企业事业单位、其他组织和公民，应当协助本市各级人民政府开展人口与计划生育工作。
村民委员会、居民委员会应当依法做好计划生育工作。
第五条 本市各级人民政府应当把人口与计划生育经费纳入财政预算，逐步提高人口与计划生育经费投入，保证人口与计划生育工作的开展。
任何单位和个人不得截留、克扣、挪用人口与计划生育工作费用。
第六条 本市各级人民政府或者卫生和计划生育行政部门对在人口与计划生育工作中做出成绩的机关、企业事业单位、社会团体、其他组织和公民给予表彰和奖励。
第二章 人口规划与管理
第七条 市、区人民政府应当根据上一级人民政府的人口发展规划，结合本地实际，编制本行政区域人口发展的中、长期规划，并将其纳入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计划。
第八条 市、区人民政府应当根据人口发展的中、长期规划，制定本行政区域人口与计划生育实施方案并组织实施。
市、区卫生和计划生育行政部门负责本行政区域人口与计划生育实施方案的日常工作。
乡镇人民政府和街道办事处负责人口与计划生育实施方案在本辖区内的贯彻落实工作。
第九条 本市建立和完善有利于合理调控人口数量、人口年龄结构、人口分布的政策及制度，使人口状况与本市经济、社会发展水平和资源、环境的承载能力相适应。
第十条 市、区人民政府应当建立和完善人口与计划生育综合信息系统，负责人口与计划生育综合信息的汇集和管理工作，开展人口总量、人口结构、人口出生和死亡、人口迁移等人口变动和发展趋势的中、长期预测工作。
本市各级卫生和计划生育、发展改革、公安、民政、统计、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等行政部门应当建立信息通报制度，促进人口信息资源的综合开发和利用，实现人口信息共享。
第十一条 人口与计划生育工作实行目标管理责任制。上一级人民政府应当每年对下一级人民政府下达人口与计划生育目标管理责任，并对执行情况进行考核、评估和奖惩。
机关、企业事业单位、社会团体和其他组织应当做好本单位的计划生育工作，接受卫生和计划生育行政部门的指导、监督、检查;其法定代表人或者负责人对本单位计划生育工作负主要责任。
第十二条 公安部门应当根据人口与计划生育工作的要求，做好户籍人口和流动人口的管理工作。
民政部门应当配合卫生和计划生育行政部门在婚姻登记工作中做好宣传教育工作;将计划生育服务、管理纳入社区服务工作中。
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行政部门应当根据人口与计划生育工作的要求，制定相关的劳动就业和社会保障政策。
农业行政部门应当在农村经济政策方面支持计划生育家庭发展经济。
教育行政部门应当指导学校以符合受教育者特征的适当方式，在学生中有计划地开展人口基础知识教育、青春期教育和性健康教育。
科技、文化、新闻出版广电等行政部门应当组织开展人口与计划生育的宣传教育。
大众传媒应当开展人口与计划生育的社会公益性宣传。
第十三条 村(居)民委员会应当将人口与计划生育工作纳入村(居)规民约，积极开展人口与计划生育宣传教育，实行村(居)民计划生育自我教育、自我管理、自我服务，协助卫生和计划生育行政部门及有关部门做好计划生育管理和服务工作。
第十四条 流动人口的计划生育工作，由其户籍所在地和现居住地的人民政府共同负责管理，以现居住地为主。
流动人口的计划生育工作，按照《流动人口计划生育工作管理办法》和本市有关规定执行。
第三章 生育调节
第十五条 公民有生育的权利，也有依法实行计划生育的义务，夫妻双方在实行计划生育中负有共同的责任。
公民实行计划生育的合法权益受法律保护。
第十六条 依法办理结婚登记的夫妻，除享受国家规定的婚假外，增加假期七天。
第十七条 提倡一对夫妻生育两个子女。生育两个以内子女的，按照国家有关规定实行生育登记服务制度。
符合下列情形之一的，夫妻双方可以要求再生育一个子女：
(一)再婚夫妻婚前仅生育一个子女，婚后已生育一个子女的;
(二)再婚夫妻婚前生育两个以上子女，婚后未共同生育子女的;
(三)夫妻共同生育两个子女，其中一个经指定医疗机构鉴定为非遗传性病残，不能成长为正常劳动力的。
再婚夫妻按照本条第二款第(二)项规定共同生育的子女，经指定医疗机构鉴定为非遗传性病残，不能成长为正常劳动力的，可以要求再生育一个子女。
要求再生育子女的夫妻应当向一方户籍所在地乡镇人民政府、街道办事处提交相关材料;乡镇人民政府、街道办事处核实后，报区卫生和计划生育行政部门确认。需要提交的材料、办理程序及期限，由市卫生和计划生育行政部门制定并公布。
第四章 奖励与社会保障
第十八条 机关、企业事业单位、社会团体和其他组织的女职工，按规定生育的，除享受国家规定的产假外，享受生育奖励假三十天，其配偶享受陪产假十五天。女职工及其配偶休假期间，机关、企业事业单位、社会团体和其他组织不得降低其工资、予以辞退、与其解除劳动或者聘用合同。
女职工经所在机关、企业事业单位、社会团体和其他组织同意，可以再增加假期一至三个月。
第十九条 已经获得《独生子女父母光荣证》的夫妻，凭证享受以下奖励和优待：
(一)每月发给10元独生子女父母奖励费，奖励费自领取《独生子女父母光荣证》之月起发至其独生子女满十八周岁止;
(二)独生子女的托幼管理费和十八周岁之前的医药费，由夫妻双方所在单位依照有关规定报销;
(三)独生子女父母，女方年满五十五周岁，男方年满六十周岁的，每人享受不少于1000元的一次性奖励;
(四)农村在推行养老保险制度时，应当为独生子女父母优先办理养老保险。农村安排宅基地，对独生子女父母应当给予优先和照顾;
(五)乡镇人民政府和农村集体经济组织应当扶持独生子女家庭发展生产。
在国家提倡一对夫妻生育一个子女期间，第一胎生育双胞或者多胞的夫妻，不领取《独生子女父母光荣证》，凭女方户籍所在地乡镇人民政府或者街道办事处出具的证明，享受前款第(三)项规定以外的奖励和优待，但只享受一份独生子女奖励待遇。
第二十条 独生子女发生意外伤残致使基本丧失劳动能力或者死亡，其父母不再生育或者收养子女的，女方年满五十五周岁，男方年满六十周岁的，所在区人民政府应当给予每人不少于5000元的一次性经济帮助。
第二十一条 本市各级人民政府和各有关部门应当制定和完善有利于独生子女父母的老年保障制度和措施。
本市有条件的乡镇，可以根据政府引导、农民自愿的原则，实行多种形式的养老保障办法。
第二十二条 本市各级人民政府对农村实行计划生育的家庭发展经济，给予资金、技术、培训等方面的支持和优惠;对实行计划生育的贫困家庭在扶贫贷款、扶贫项目、以工代赈和社会救济等方面给予优先照顾。
第二十三条 区人民政府可以根据本地区的实际情况，制定有利于推行计划生育的奖励、优惠政策。
第二十四条 本条例规定的奖励费发放和经济帮助的具体办法，由市卫生和计划生育行政部门会同有关部门制定。
第五章 计划生育技术服务
第二十五条 本市建立婚前保健、孕产期保健制度，防止或者减少出生缺陷，提高出生婴儿的健康水平。
第二十六条 市、区人民政府应当合理配置、综合利用卫生资源，建立健全由计划生育技术服务机构和从事计划生育技术服务的医疗、保健机构组成的计划生育技术服务网络，改善技术服务设施和条件，提高技术服务水平。
第二十七条 从事计划生育技术服务的机构应当在各自的职责范围内，针对育龄人群开展婚前教育和优生指导，对已婚育龄妇女开展孕情检查、随访服务，承担计划生育及生殖保健的咨询、指导和技术服务。
第二十八条 政府免费向已婚育龄夫妻提供避孕药具，避孕药具由村民委员会、居民委员会、机关、企业事业单位、社会团体、其他组织或者计划生育技术服务机构负责发放，卫生和计划生育行政部门应当加强监督和管理。
第二十九条 本市各级人民政府应当创造条件，保障公民享有计划生育技术服务，保障公民知情选择安全、有效、适宜的避孕节育措施。
第三十条 实行计划生育的育龄夫妻免费享受国家规定的基本项目的计划生育技术服务。
第三十一条 接受节育手术的，机关、企业事业单位、社会团体和其他组织的职工凭医疗单位证明，享受国家规定的休假，休假期间视为劳动时间;农村居民由农村集体经济组织给予照顾。
第三十二条 实施避孕、节育手术应当保证受术者的安全。
个体医疗机构不得从事计划生育手术。
第三十三条 严禁利用超声技术和其他技术手段进行非医学需要的胎儿性别鉴定;严禁非医学需要的选择性别的人工终止妊娠。
第六章 法律责任
第三十四条 违反本条例的行为，法律、法规已有规定的，依照相关规定处理。
第三十五条 违反本条例规定生育子女的夫妻，应当依法缴纳社会抚养费。征收社会抚养费的具体办法，由市人民政府制定。
享受本条例第十九条规定的奖励和优待的夫妻，再生育子女的，停止其奖励和优待，收回《独生子女父母光荣证》。
第三十六条 机关、企业事业单位、社会团体、其他组织的职工违反本条例规定生育的，由其所在单位给予行政处分或者纪律处分;分娩的住院费和医药费自理，产假期间停止其工资福利待遇;三年内不得被评为先进个人、不得提职，并取消一次调级。
农村居民违反本条例规定生育的，在给予农村福利时予以适当限制;聘任为干部的，应予解聘。
第三十七条 对机关、企业事业单位、社会团体、其他组织不落实本条例规定的计划生育奖励和优待政策，有关当事人可以向卫生和计划生育行政部门举报;卫生和计划生育行政部门应当督促落实，并对当事人维护合法权益予以支持。
第七章 附 则
第二个五年计划篇7
从官方人士处获悉，2014年12月末，国家发改委邀请有关人士和各领域专家召开了“十二五”规划评估座谈会，就目前规划的实施情况等作出评估，并提出意见建议。有知情人士称，“十二五”规划提出的24个主要指标，过半指标的实施进度好于预期，但环保、能耗等指标仍有较大差距。此外，2015年仍需加快各项改革的步伐，为下一个五年规划打下良好基础。
从主要指标看，经济目标完成无虞，就业指标呈现出亮点，而作为“十二五”规划突出特点的民生方面，预计将在今年取得大面积的突破性进展。
新常态：从实际出发不攀比
在经济发展方面，“十二五”规划列出了国内生产总值（GDP）、服务业增加值比重和城镇化率三个主要目标。
在经济下行的压力下，GDP能否如期完成最为受到关注。此前，发改委发展规划司司长徐林在公开会上表示：完成“十二五”规划提出的GDP年均增长7%的目标是“没有任何问题”的。
在此前三年里，GDP增速分别为9.2%、7.7%和7.7%。2月26日，国家统计局2014年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统计公报，数据显示，初步核算，全年国内生产总值（GDP）达636463亿元，同比增长7.4%，符合全年目标。
值得注意的是，尽管整个经济基本面保持平稳，但许多地方从2013年的“十二五”中期评估开始，出现了陆续调低经济增速目标的现象。比如，北京市“十二五”规划中期评估报告将北京地区GDP年均增速由8%调整为7.5%左右;苏州市将增速目标由12%左右调整为10%。四川省也将年均增长目标由12%左右调整为11%左右。
地方发改委人士称，制定目标初期地方经济都发展得较好，进入调整期后发展有压力，调整目标也属正常。
国家发改委人士称，从一开始就没有对地方“十二五”期间经济增长指标作出强制性安排，而是更强调各地从实际情况出发，不要攀比。
在经济增速背后，经济结构的调整是中国经济转型的重要标志之一。根据国家统计局公布的《2014年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统计公报》数据显示，初步核算，2014年全年国内生产总值636463亿元，比上年增长7.4%。其中，第一产业增加值58332亿元，增长4.1%;第二产业增加值271392亿元，增长7.3%;第三产业增加值306739亿元，增长8.1%。
从产业结构中不难看出，2014年第一产业增加值占国内生产总值的比重为9.2%，第二产业增加值比重为42.6%，第三产业增加值比重为48.2%，比上年提高1.3个百分点，高于第二产业5.6个百分点，这意味着中国经济正在由工业主导向服务业主导加快转变，整个经济结构向中高端迈进的态势非常明显。
数据显示，2013年，服务业占GDP比重及其对经济增长的贡献均超过第二产业。2014年，我国服务业增加值30.7万亿元人民币，同比增长8.1%，高出GDP（国内生产总值）增速0.7个百分点。服务业增加值占GDP比重进一步提高到48.2%，高出第二产业5.6个百分点。这也使得“十二五”规划中的服务业增加比重目标有望得以提前完成。
国家发改委主任徐绍史向全国人大做报告时还透露，2014年上半年，服务业新兴业态发展迅猛，电子商务交易额超过6.4万亿元，同比增长26.7%，其中网络零售额增长33.4%;软件和信息技术服务业业务收入增长21%，实现利润增长22%。
新思维：先就业后增长
“大家都关心中国经济增长的数据，但是对于中国政府来说，最关注的还是中国的就业情况。”国务院总理2014年9月在夏季达沃斯论坛上关于就业的言论显示了中国经济增长的另一个变化。
根据国家统计局公布的《2014年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统计公报》数据显示，2014年我国就业继续增加。年末全国就业人员77253万人，其中城镇就业人员39310万人。全年城镇新增就业1322万人。年末城镇登记失业率为4.09%。全国农民工总量为27395万人，比上年增长1.9%。其中，外出农民工16821万人，增长1.3%;本地农民工10574万人，增长2.8%。
这个数字与2014年规划全年城镇新增就业1310万人不相上下，并且2014年新增就业1000万人的就业目标前三季度就已实现。在2014年经济增长比上年放缓的情况下，实属不易。
“十二五”规划明确提出“实施更加积极的就业政策”，要求五年期间全国城镇新增就业4500万人（即年均新增城镇就业900万人）、城镇登记失业率控制在5%以内等。由于这几年来城镇新增就业都高于年均新增城镇就业900万人的目标，失业率也都远远低于5%，完成目标难度不大。
官方人士称，“十二五”规划纲要首次提出要实施就业优先战略，即采取更加积极的就业政策，千方百计地扩大就业和创业的规模，特别是要重点解决高校毕业生、农村转移劳动力和城镇困难人员的就业问题。
在高层和政府对就业问题的关注度持续加码的同时，就业政策的制定思路也发生了一些变化。上述官方人士称，人社部往年在确定就业目标时，一般参考的都是经济增长速度。但2014年开始，这一思路发生了转变，有关部门开始先考虑让就业达到一定水平，再考虑经济增长，遵循“保就业是经济增长的下限”的思维。
居民收入跑赢GDP、财政收入
早在“十二五”规划纲要时期，官方解读人士就曾称纲要的一个突出亮点是民生优先。国家发展改革委副主任徐宪平表示，“十二五”规划纲要首次提出建立健全基本公共服务体系，明确了“十二五”期间基本公共服务体系的范围和重点，涉及公共教育、就业服务、社会保障、医疗卫生、人口计生、公共文化、基础设施、住房保障、环境保护等九个方面。“无论东部，还是西部，不管是城镇居民，还是农村居民，政府都要提供同样水平的公共服务”。
此外，有专家表示，在发展和改革的过程中，提高国民收入和收入分配也是“十二五”规划聚焦的重要内容。规划纲要提出，要努力提高居民收入在国民收入分配中的比重，提高劳动报酬在初次分配中的比重，要合理调整收入分配关系，提出城乡居民收入与经济发展同步，劳动报酬的增长与劳动生产率的提高同步。
根据国家统计局公布的《2014年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统计公报》数据显示，2014年，农村居民人均现金收入、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同比分别增长11.2%和9.0%，增速同比下降1.2和0.7个百分点，扣除价格因素实际分别增长9.2%和6.8%，增速同比下降0.1和0.2个百分点，但居民收入均高于GDP的增长速度，全国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实际增长8 %，高于经济增速0.6个百分点。
2014年前三季度农村外出务工劳动力月均收入达到2737元，较2013年同期上涨10.1%，较2012年同期增长24%。城乡居民收入差距继续缩小，上半年城镇居民与农村居民的收入倍差为2.77，比上年同期缩小0.06，同比连续5年缩小。
第二个五年计划篇8
第二条凡在*市行政区域(包括市辖各县、市)内从事生产、经销、储运、使用和管理散装水泥的单位和个人,都必须遵守本办法。
第三条市、县(市)计划委员会是同级人民政府管理散装水泥的主管机关。市、县(市)散装水泥办公室(以下简称散办)是负责实施本办法的管理机构。各级人民政府应加强对散装水泥管理工作的领导,银行、城建、税务、物价、公安、规划、标准计量、物资、建材、交通等有关部门,应积极配合散装水泥的发展工作。
第四条各级散办的主要职责:
(一)贯彻发展散装水泥的有关法规、规章和政策;
(二)编制散装水泥的发展规划,制订年度散装水泥的生产计划和使用计划,经主管部门批准后,组织实施和监督、检查。
(三)按规定征收并统筹安排使用发展散装水泥的专项资金。
第五条水泥生产企业应配备散装水泥发放设施。凡年产量在五万吨以上的,在一九九二年年底前应配备使水泥散装率达到百分之三十五以上的水泥发放设施;年产量在五万吨以下、三万吨以上的,在一九九四年年底前应配备使水泥散装率达到百分之二十五以上的水泥发放设施。年产量在三万吨以下的,应积极创造条件,配备散装水泥发放设施。
第六条凡新建、扩建或改建的水泥生产企业,均须把散装水泥发放设施列入建设内容,同步建设,水泥散装率应达到百分之五十以上。其扩初设计须有同级散办参与审核。
第七条水泥生产企业应按时完成散装水泥生产计划;供应单位应按散装水泥分配计划进行供应。有关业务主管部门应将计划执行情况作为考核企业的指标之一。
第八条水泥生产企业和储运单位应加强发放、运输散装水泥的计量管理,严格执行计量法律、法规。
第九条凡市区建筑面积在三千平方米以上以及投资额在五十万元以上,并具备车船通行条件的各种建设工程,都应使用散装水泥,散装率必须达到百分之五十以上。以水泥为主要原料的水泥构件制品厂等生产企业,都应使用散装水泥;凡年水泥耗用量在五百吨以上的生产企业,散装率必须达到百分之七十以上。由于指令性计划由外埠调入袋装水泥,或因施工环境、散装水泥供不应求等客观因素以及其它特殊情况不能使用散装水泥的,应经市散办审核认可。承接建设工程的施工单位,应具备与使用散装水泥施工相适应的设施。未具备与使用散装水泥施工相适应设施的施工单位,不得参加建设工程施工投标。
第十条生产、经销、储运散装水泥的单位应照章纳税,纳税确有困难的,可向当地税务机关申请减免税。
第十一条散装水泥专用车辆进入市区,公安部门应视同其它特种车辆予以方便。
第十二条水泥生产企业供应散装水泥节省下来的包装费按各级散办会同各级物价管理部门确定分配比例,分别上缴同级散办、返还用户和企业留用,均作为专项资金管理使用。
第十三条对下列情况,由各级散办直接或委托银行等有关部门征收发展散装水泥专项资金:
(一)对使用计划调配袋装水泥的单位和个人,按每吨二元征收专项资金。
(二)对自行采购袋装水泥的使用单位,按每吨四元征收专项资金。
(三)规定应使用散装水泥的各种建设工程和以水泥为主要原料的生产企业,除客观因素影响外,未达到规定散装率的,按未使用部分每吨四元征收专项资金。
(四)擅自将散装水泥供应计划改供袋装水泥的,向供应单位征收每吨四元专项资金。
(五)未完成年度散装水泥生产计划的企业,按未完成计划部分每吨四元征收专项资金。
第十四条水泥生产企业对用户逾期未退还的袋装水泥纸袋押金,百分之五十上缴同级散办列入专项资金;百分之五十作营业外收入处理。
第十五条建设工程应当缴纳的专项资金,属于包工包料的,由承包单位承付;属于建设单位供料的,由建设单位承付。
第十六条各级散办征收的专项资金,应专户存储,严格管理,统筹安排,专款专用于:
(一)购置和建设散装水泥的设备、设施;
(二)发展散装水泥的科研、新技术开发、引进和信息交流;
(三)奖励推广应用散装水泥有显著成绩的单位和个人;
(四)散装水泥的宣传、管理。
第十七条返还用户和水泥生产企业留用的专项资金,主要应用于购置和建设散装水泥的设备、设施;用户系建设单位的,应冲抵工程款。
第十八条本办法由*市计划委员会负责解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