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议非法证据排除规则

【摘　要】　非法证据规则排除是现代刑事诉讼中一项比较重要的诉讼规则，它受到各国学术界的普遍重视。从非法证据排除规则的内涵出发，进一步分析此规则在我国司法实践应用中存在的困难并提出相对应的完善措施。

【关键词】非法证据；规则；困境；完善

中图分类号：D92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6-0278(2012)03-076-01

一、非法证据排除规则的内涵

非法证据排除规则通常是指执法机关及其工作人员使用非法行为取得的证据不得在刑事审判中采纳的规则。这个规则于20世纪初在美国产生，后来逐渐被其他的国家和联合国机构所采纳。非法证据则是非法证据排除规则中的核心内容。非法证据主要包括非法言辞证据与非法实物证据。而非法证据这一概念的内涵最初起源于美国联邦《宪法》，原来是指违反美国联邦《宪法》第四条修正案关于非法搜查、扣押所获得的证据。《牛津法律辞典》中将“非法获得的证据”解释为“通过某些非法手段而获得的证据”。在我国《诉讼法大辞典》中将其解释为“不符合法定来源和形式的或者违反诉讼程序取得的证据资料”。 针对非法证据这一概念的内涵的界定，我国刑事诉讼理论界持有两种不同的观点，即“广义说”和“狭义说”。“广义说”认为，非法证据具体是指证据内容、证据形式、收集或提供证据的主体、收集或提供证据的程序或方法上有一个或几个方面不符合法律规定的证据材料。“狭义说”则认为非法证据仅是出于法定人员违反法定程序，用不正当方法收集证据材料，导致证据不合法。本文采纳了狭义说的观点，因为非法证据最根本的属性体现在取证的非法性，与其相关的规定和论述都是从违法取证和侵犯公民权利的角度出发。

二、非法证据排除规则在我国的发展

我国现行宪法规定：公民的人身自由、人格尊严和住宅不受侵犯，禁止非法搜查或者非法侵入公民的住宅；任何公民，非经人民检察院批准或者决定或者人民法院决定，并由公安机关执行，不受逮捕。在我国，对非法证据排除规则的研究相对较晚些，1979年的《刑事诉讼法》并没有对非法证据排除规则作出相应的规定，但已经对其涉及到的相关问题有所陈述。该法第32条规定：“审判人员、检察人员、侦查人员必须依照法定程序，收集能够证实被告人有罪或者无罪、犯罪情节轻重的各种证据。严禁刑讯逼供和以威胁、引诱、欺骗以及其他非法的方法收集证据。”1986年中国签署了联合国的《禁止酷刑和其他残忍、不人道或有辱人格的待遇或处罚公约》。1988年此公约在我国生效。此公约第15条规定：“每一缔约国应确保在任何诉讼程序中，不得援引任何未经确定系以酷刑取得的口供为证据，但这类口供可用作被控施用酷刑者刑讯逼供的证据。”1998年，我国最高人民法院在《关于执行若干问题的解释》第61条明确规定：“严禁以非法的方法收集证据。凡经查证确实属于采用刑讯逼供或者威胁、引诱、欺骗等非法的方法取得的证人证言、被害人陈述、被告人供述，不能作为定案的依据。”《公安机关办理刑事案件程序规定》第51条规定：“公安机关必须按照法定程序，收集能够证实犯罪嫌疑人有罪或者无罪、犯罪情节轻重的各种证据。严禁刑讯逼供和以威胁、引诱、欺骗或者以其他非法的方法收集证据。”

三、非法证据排除规则存在的困境及完善

（一）存在的困境

笔者认为，对非法证据排除规则在中国确立产生影响的因素主要体现在以下四个方面：首先，历史方面。数千年的封建社会使人们更倾向于法官个人的权威，从而对法律权威的树立造成阻碍，同时也会人们降低对诉讼保护意思的认识；其次，社会方面。打击犯罪是维护社会稳定的一种方式，得到了社会上大致的认可。但相对非法证据排除规则而言，当司法人员所收集的证据在一定程度上违法了法律的规定，就会导致部分违法者无法定罪，从而逃避了法律上应受的惩罚，使非法证据排除规则在某些方面不能得到认同；再次，硬件条件。目前，我国基层公安机关面临着办案条件差、任务量大、时间紧，对口供的依赖性在短期内很难改变。陈光中先生所言，“非法取证的存在，与刑事犯罪通常具有复杂性、隐蔽性，侦查技术落后，司法干部队伍量少质弱等多方面原因有关”。最后，司法独立在我国还未能完全的实现，在此种情况下，法院在选择是否采取非法证据排除规则时需要考虑其他部门是否通过，同时也面临着公检两个机关的压力与摩擦。

由以上因素可得知，非法证据排除规则在我国的确立仍面临着很大的阻碍。

（二）完善措施

在我国，许多学者关于如何完善非法证据排除规则提出了自己的观点，笔者认为，完善非法证据排除规则在我国的应用最关键的一点即观念的转变。目前，“重实体、轻程序”的思想观念迫使司法机关为了查明案件的事实采取了一些非法手段，导致非法证据的排除受到了阻碍，从而使正义、公正性变得模糊。 应从“重实体、轻程序”转变为“既重实体、也重程序”。其次，结合我国具体国情建立适合我国的非法证据排除规则。在司法实践中，只针对非法言辞的排除作出相应的规定，但还不完善。因此，我国应先对非法言辞证据的排除进行完善并出台新的立法或作出相对应的解释。再次，在完善非法言辞证据排除的基础上逐渐建立非法实物排除的规则；最后，将“毒树之果”理论应用司法实践中，使保障人权、司法公正得到更好的体现，实现刑事诉讼的最终目标。

参考文献：

[1]杨宇冠.关于中国确立非法证据排除规则的思考[M].刑事法评论.2003(12).

[2]杨宇冠.非法证据排除规则研究[M].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3]陈光中.陈光中法学文集[M].中国法制出版社.200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