资金出路 第3期

这几年来一直承担流动性蓄水池的房地产，在通胀治理下蒙上了阴影，多年来在民众心里形成的房地产价格上涨的单向预期开始被动摇。山雨欲来风满楼，在实体经济投资仍然缺乏明显吸引力的今天，流动性似乎失去了方向，资本开始了彷徨。

刚刚过去的这个春节，通胀和房地产话题频繁出现在亿万老百姓的年夜饭、聚友餐上：传统佳节引起的几亿人大挪移，使人们真切地感受到物价的上涨无处不在，而一直以为“部分城市过快上涨”的房价。其泡沫已蔓延到了四、五线城市。

事实上，宏观调控政策已于年前悄然转向：去年第四季度2次加息直指通胀，各地首套房贷利率上浮，银行纷纷由房贷转向经营性贷款，1月份全国信贷规模比去年同期减少在10％或以上，吵得沸沸扬扬的房产税试点也终于起航了。

之后，就在节后第一个工作日，央行又宣布加息。短短数月内，央行连续加息三次，频率之高，直追2007年，而北京的“京十五条”也因以本地户口及纳税五年作为门槛被称为“最严限购令”。首都的示范效应，将使限购令进一步覆盖二三线城市。

央行货币政策委员会委员、清华大学教授李稻葵指出，“京十五条”力响正确，抓住了投资需求的七寸，但是力度太猛。他相信房价稳定后未来一定会回调。国泰君安总经济师李迅雷将之理解为限制需求。他认为这种做法颇受争议，但十分必要。“海外普遍认为，中国房地产泡沫很明显。要将地产的销售和投资打压下去，治理通胀才会变得容易”。

几大重拳同时砸下，使投入房地产的资金流向悄然发生改变。不少敏感的投资者已于2010年开始撤离房地产市场。滞留其中的炒房客突然发现退出的大门正在逐渐关闭。

一位投资房市的实业家告诉记者，做实业的投资者和捂盘惜售的地产商有着本质区别，做实业的投资者更关注现金流，追求快进快出。记者采访的一个服装业老板谈到，早在2010年，他就抛售，现在除了两套价值1200万元自住房之外，其余均抛售完毕。而在他周围的炒房群体。大多也已经将资金撤出房地产市场，正寻求新的投资方向。

显然，这几年来一直承担流动性蓄水池的房地产，在通胀治理下蒙上了阴影，多年来在民众心里形成的房地产价格上涨的单向预期开始被动摇。山雨欲来风满楼，在实体经济投资仍然缺乏明显吸引力的今天。流动性似乎失去了方向，资本开始了彷徨。

地产已非投资洼地

关于北京房价，网上流传过一个帖子：

最近，国家某部公布了一项统计数据，告诉人们：你要不是三大式人物(大款、大官、大腕)，而想在北京买套100平方米总价300万的房，社会阶层所付出的代价请看：

农民：种三亩地，每亩纯收入400元的话，要从唐朝开始至今才能凑齐(还不能有灾年)；

工人：每月工资1500元需从鸦片战争上班至今；

白领：年薪6万，需从1960年上班就拿这么多钱至今不吃不喝；

……以上还不算装修、家具、家电等等费用。

这个帖子中除了“某部公布了一项数据统计”这句话是虚构，其余内容基本属实。目前北京的房价，在五环内的新房，基本上都是3万每平米以上，即使是通州的房子，一般也都在2万左右，所以一百平米的房子三百万并非夸张。

国外普遍认为，国内的房地产市场已经被吹起了一个巨大的泡沫，前有海外热钱，后来又有国内热钱争先恐后不断流入：温州炒房团、山西煤老板、专职炒房人、社会上的相对富裕阶层，这种资金疯抢的状态也感染了众多的刚需，一些人不幸被挟裹进来，成为高房价的牺牲品。

随着房价的节节攀升，通胀的预期日益加剧，专业的投资者首先恢复了理性。一位沉浸在房地产数年的投资人早在去年就告诉记者：现在进入地产领域。已不是一个好的选择。尤其是经过2010年疯狂的现在，不进入房地产市场的理由似乎更为充分。

首当其冲的原因是：房价太高。高得严重脱离了社会的需求。

就以2010年的北京房价来说，从2009年到2010年的顶峰，涨了大概有百分之六七十(虽然官方的统计数字不到百分之十)。资本的追逐，使房价对普通老百姓来说终于成为一个传说，当房价对众多刚需来说只是“数字的攀升”时，房地产就成了投资者的游戏场。

第二个原因是，作为投资品的房子。投资者击鼓传花已到了最后一棒。

很多人将外资炒房当作先知先觉者，而记者采访的某高档地产负责人表示，外资对高档住宅和写字楼更有兴趣。当媒体开始连篇累牍炒作“炒房客接手外资高档物业”时，外资就已经悄然退出了；从外资手里接过接力棒的无疑是那些有组织、有资金的职业炒房者，他们大多是生意人、私人老板，商业嗅觉灵敏，比如山西煤老板、温州炒房团等，据各类公开数据和报道显示：这类人早在2009年就开始出货了，2010年，“炒房团”字样已经几乎绝迹于媒体。

从2009底年开始到现在，炒房市场的主力变成了手里持有多套房产的第三类相对富裕人群。这类人群由企业高管、行业高收入者以及一些富有的公务员等组成，他们买房作长线投资用，因为不专业，这类人买房多没有贷款，即使有贷款，也占很小比例，他们既是买房者也是潜在的卖房人，因此并不急于出售手里的房子，而宁愿一直放着保值升值。这也是目前房价一直坚挺的原因之一。但是很明显，这是目前有能力买房子的最后一批人了，他们要么割肉，要么不得不接受“炒股成为股东”的现实。

第三个要考虑的因素是：作为居住属性的房子，是不是已经足够多了?

以北京为例，有专事囤房的松散式炒房机构曾经就北京的住房情况进行调查分析，发现：一是房子的空置率很高，投资人手中房子的数量是巨大的；二是在北京的青年中，拥有房子的比例也是很高的(虽然很多房子榨干了几个家庭的积蓄)，买房的人很多都很年轻。三是自住需求的量并不十分巨大。

他们在调查中发现，当前北京没房子主要有以下几种人：

1、部分收入较高、工作地区不固定，由于种种原因没在北京买房的高收入人群；

2、有职业竞争力的白领，这部分人工作时间不长，工作稳定，未来前景很好；

3、竞争力一般或偏下的毕业生，这部分人工作时间不长。工作不稳定；

4、学历比较低的打工者们，这部分人主要从事中低端服务业；

5、外来民工和技术工人，这部分人很多准备回中小城市。

在这几类人中，第1，3类租房的倾向比买房更大，第4、5类一般没有买房的想法，只有第2类人购房需求比较强烈。于是他们得出结论，如果投资需求得到抑制，北京已入市和即将入市的房子，完全能够满足人们在五年内的居住需求。

最后一个原因对所有投机者的打击都是沉重的：中央调控房地产的

政策将是系统的，长期的。

可以预见的是，由于各国为应对金融危机而实施的刺激政策，将使抗通胀成为我们未来几年的要务，宏观经济政策偏紧亦将成为常态。而中央为推进财税制度的改革。房产税的推出恐怕已如离弦之箭，可进而不可退。大面积征收房地产税，将使地方财政摆脱土地财政，这也将成为压倒最后一批接盘者的最后一根稻草。“股东”们抛售房子，就是房地产开发商噩梦的开始。

记者发现，这几年来，大部分上市房地产公司的总现金流虽然是正的，但他们的经营净现金流都是负的，这说明：大部分房地产公司都处于大规模扩张；而所有的房地产公司都是靠大规模贷款生存的。这些年来，财政政策屡次调控。也没有阻止地力’政府或银行或明或暗输血给房地产企业。只要他们资金链不断，捂房囤房就不绝。

但是，房地产市场单向预期已经动摇，无论开发商还是投资者，捂房囤房将变成无利可图，风险极大。这也是众多资本这一年多来陆续撤离房地产市场的原因。

当房地产已不是好的投资选择，庞大的资本将何处去?是否能盘如中央所愿进入到实体经济的领域?

回归实业有多难?

2009年年底，经济学家马光远所在团队在浙江一带做了一个调研，对象是一些民营企业家，结果显示：70％的人愿意投资房地产，这个数字在世界上绝对是遥遥领先的，而愿意投资实业的人只有4.7％。

企业家为什么对实体经济如此“敬而远之”?

“和炒房相比，做实业操的是卖白粉的心。赚的是卖大白菜的钱”。记者认识的一位做实业的企业家在深圳学会了这句话。这几年赶上楼市上涨，他也拿出部分资金投入房市，没想到意外大赚了一笔，用这笔钱补贴他的企业，使企业发展上了一大步，在他看来也是一件不错的事。他表示，身边很多企业家都减少做实业了，2008年之前，大家有钱都会全部投入实业，滚动发展；自从开拓了炒房这个赚快钱的渠道，很多人不再将盈利用于滚动发展，尤其是“新合同法”颁布实施之后，随着人力成本的大大增长，很多人索性将企业维持在一定规模，保持盈利，却不肯投入再发展了。

据记者了解，这些能吃老本的企业多多少少有点竞争力，有渠道优势，在北京更多的是有专利优势的企业，由于在产业链的某个环节具有一定的影响力或者话语权，即使是不再扩大规模，他们也能在炒房和实业之间游刃有余，优哉游哉。

看来做实体经济“难”。首先是因为搞虚拟经济炒房来钱太容易，自然就显得做实业难了；那些从资产市场挣过快钱和大钱的投资人，但凡还有一线在资产市场倒腾的机会。恐怕也不会一心一意回归实业去挣那辛苦钱了。其次，实体经济面临的经营环境这几年呈恶化趋势，这倒真是难了!

“我们公司是2009年年底倒闭的。”原先做外贸加工的夏老板告诉记者，2005年之前，他们出口一个亿，有数千万的利润，到了2007年只能有6-7百万的利润了；而近几年，随着土地、原材料和人工成本的提高，利润被压缩到5％以下。

“在关闭工厂之前，我们也想过企业的转型升级，但考虑再三，还是决定放弃。”夏老板无奈地说，这几年，传统产业的经营环境被房地产和土地的暴利给破坏殆尽，再加上国外金融危机导致外需不振，国内同行都喜欢拼价格，市场环境不容乐观，而转型需要大量资金的投入，需要时间，将产业链延伸到设计和品牌。“风险太火了。”

最后，夏老板关闭了北京1000多个员工的工厂，自己跑到学校里读书去了。

其实如夏老板这样身心疲惫的人大有人在。2011年，做实业的刘总贷了他做实业21年以来的第一笔款，因为维持现状已经有些困难了，又不想把多年的基业放掉，心情有点复杂。他告诉记者，做实业太费心血，压力很大，特别这几年，来自国企的竞争，使得企业原有市场不断萎缩，如果这次把三分之一的资产抵押了也不能熬到春暖花开，他就想收手了。

王先生是记者见到的一个目前做得比较顺风顺水的企业家。他的工厂不断扩大规模，目前已有自己的产业园。但王先生也向记者大倒苦水。

“奋斗这么些年了，这几年才让我有一种喘过气来的感觉。”谈到实业，王先生有一肚子的苦：“在中国，民营企业真的是三等公民，三等公民不好当啊，各个部门都变着法子来‘卡’你，一个部门不爽了你的日子可能就不好过，工商、税务、质检、商检、环保、消防、劳动、治安、卫生，个个都是难缠的主。”王先生公司经常要和质监局打交道，每年一两次送检，两次抽检，每次抽检送检他们就要掉一层皮，如果一家企业有几十个品种，一年的检测费就是一笔不小负担!这样的检测，又不允许民间机构进入；还有那些劳民伤财的各种论证，吓退了很多发明人；一年辛辛苦苦下来，如果正常纳税，收入的60％要流进政府的腰包。

“没有一定的心理承受能力，我劝你还是不要进来。”王先生接着谈到；现在各级政府口口声声要求产业升级，更新换代，但是有多少技术是可以颠覆性升级换代的?大家最熟悉的汽车从它问世以来，经历了数代精英的努力才有了现在的外观和技术，技术都是一点一滴的积累才有今天。

“实业利润太薄了，企业需要减负。需要更好的营商环境，这样才能给实业家坚持下去的信心。”

实体经济的投资机会

“我有一个生产可再生水泥的力子。我相信你肯定知道，每生产一吨的水泥就会有一吨二氧化碳排放，但我的水泥不仅不会这样，在生产的过程中，它还能从空气中吸收二氧化碳。”一个工程师在写给青云创投总裁叶东的信中这样介绍自己的产品。

在进行投资之前，叶东与这位工程师也不过只有一面之交。而当两个人仅仅交谈了一个小时之后，他告诉那个工程师，“我不在乎你其他的商业计划。你也不用计算成本，不需要给我算现金流。赶紧雇5个人，开一个实验室，做吧。”

叶东的爽快让这个工程师很吃惊，“你知道这是有风险的。”

“……你已经拿到钱了，快忙起来吧!”据叶东自己说，他仅仅用了30秒就判断出这个项目值得做。

不仅仅是叶东，很多PE对于新兴优质企业出手也是从不手软的，这个领域蕴含了许多有价值的投资机会。比如备受资本关注的北京普能世纪科技有限公司，这家专注于新兴大容量储能产品的公司无论在技术、模式、概念、市场，还是想象力空间上，都是投资人乐于投资的。

有一个流行的说法是“2010年时中国私募股权投资基金元年”，意指PE投资非常热闹，大家都在一哄而上。很多人认为这种现象正好反证了一个好的现象――实业俏。北京振华投资副总经理王军表示，实体经济的企业赚钱慢，但收益稳定而持久，因此从去年开始，很多资金就已经从股市和房市中撤出，流进实体经济，并在资金转移的过程中产生了很多新的投资机会。但实体经济并不是遍

地黄金，经过一轮洗牌，投资门槛也悄然增高。

“比如轻工行业、消费、家电、服装、设备制造业和生态农业等产业，由于大量资金流入，促使这些产业开始产业升级。由产业链低端向高端迈进。”王军指出。

“海底捞”所在的行业一点都不酷――传统餐饮行业中的火锅，既没有垄断性，也没有高科技含量；而它的成长速度根本谈不上快，做了十七年。才有60个连锁店，营业额也就十几亿；商业模式更是平淡无奇，卖完一锅又一锅，开了一个店再开另一个店。可就是这样一家看似平淡无奇的企业，却成为哈佛商学院的经典案例。

张勇在谈到创业初期的困难时说：“创业时我连炒料都不会，只好买本书边抄边学，做出来的味道可想而知。而要想生存下来，只有态度好点，客人要什么速度快点，有什么不满意多陪笑脸。”因为“海底捞”的服务好，上菜速度很快，客人都愿意来吃；而他发现优质的服务能弥补味道的不足后，更加卖力，帮客户带孩子，拎包、擦鞋等。不论客户有什么需要，都一一满足。这样做了几年之后，“海底捞”慢慢地起来了。

给顾客提供优质服务的同时，“海底捞”也给了给一线员工足够的权限，让其自己管理自己；比如，一线职工可以根据情况给顾客送菜、减单或免单。对于店长，可以授权3万的签字权，小区经理30万，副总100万以下……竭尽全力创造让员工愿意工作的环境。

“海底捞”的成功其实并无秘诀，张勇所做的就是一直秉持传统实业精神，踏踏实实做企业：第一是专注和坚持，在利润不高的情况下长期不懈地坚持；第二是做到极致的服务，十几年如一日热情周到的服务。十几年前。做什么产品都可以卖出去，而今天是服务导向。“海底捞”卖的是食品，可是不管它在哪里开店，门口排队_一个小时，排队时你还不觉得那么烦，因为他出售的不是产品，是服务：在客人排队时有人帮他擦鞋，有人端茶送水，还可以吃免费水果，客人感觉被真实关怀着，所以“海底捞”出售的是卓越的服务而非产品。

“海底捞”引起了很多人的思考：在浮躁气息弥漫整个商界，大家都忙着赚快钱的时候，我们是否该考虑去浮躁。回归那种踏实专注的实业精神?

环宇飞扬起家于摄像头，这是IT产业链中微小的一个环节，其董事长铁守侠创业的初衷就希望像著名的罗技公司一样，将一些小配件都能做到极致，最终变成世界级的大公司。几年后，当传统的摄像头利润越来越稀薄时，公司开始在满足客户多方面需求方面下功夫，升级为具有自主知识产权的监控设备设计制造商。这时，他们的升级和创新带动了公司整个产品线发生了改变，环宇飞扬开始为客户提供远程视频管理等系统解决方案这些软服务。与此同时，公司发展日新月异，2009年之后，公司的客户也开始出现升级，大型超市、银行、别墅区、医院等大型机构开始成为公司的主要客户群。

“我们致力于IT的细分领域，并将这个领域做到极致。几年后的今天，环宇飞扬在行业内基本拥有了定价权，并率先升级到数字监控，几块业务板块的利润分别为：30％，50％，100％以上。下一步我们将致力于创业板上市。”

铁守侠告诉记者，随着公司业务的越来越大，他们计划今后将深圳的工厂关闭，公司负责研发，而将都份生产业务外包出去。

“由于支撑几大战略性新必产业健康发展的要素还没有形成”，王军表示。在当前中国产业升级刚刚开始进入实操阶段时，减少成本、在传统基础上对产品或服务进行局部改变或创新。这些都有可能会导致一个企业的新生，如果洞察到这些变化，投资实体经济一定会找到自己新的生存之路。

“今年的上市企业中，很多都是与新兴产业、品牌实业企业和高科技企业相关的，这说明，这些领域的投资机会是巨大的”。

投资渠道的“堵”与“疏”

听说银行不再“嫌贫爱富”，做动漫投资的陈先生兴冲冲去银行申请知识产权质押贷款。陈先生有产品、商标、专利，在业内也有一定知名度。可就是没有固定资产。银行在收到他的材料后也觉得公司前景不错。但要贷款的话，陈先生必须提供部分固定资产抵押，单凭这些“软”实力，银行是不敢贷款给他的。

在“硬”资产面前，陈先生感到气短。不得已便准备去求助于民间借贷。虽然现在月息已经高达6％，但仍然有人咬牙借贷，目前中国企业的融资方式。除了银行和风险投资。几乎没有其他的渠道。而这两者对于处于发展期的中小企业，都是比较漠然的。

与此同时，与陈先生在同一商会的很多人正在为资金流向发愁：这些人从传统制造业中拨身，被房市给惯坏了。再也受不了过去那种慢进慢出的蜗牛式赚钱方式。

但资金新的出路在哪?一边是实体经济融资乏术，另一边是资本投资无门。这说明我们的政策调控不仅要考虑如何“堵”住资金涌入房地产炒作。更要考虑如何引导资金为实体经济服务。

“目前国内缺乏成熟的投资渠道，也没有合理化的投资市场，各地纷纷冒出的产权市场始终停留在概念阶段。”王军告诉记者，要引导社会资本服务实体经济，首先应该建一些公开的、可交易的投资市场，以扩大这些资金的投资渠道。“而国外各类市场很发达，以债券市场为例，美国的债权市场每年有十万亿的交易量，而中国还不到10亿!如‘新三板’那样的交易市场就很好，应该多一些。”

其实，对于社会资本来说，交易市场不仅需要在规模上上台阶，更重要要的是需要在规范上下功夫。以中国股市为例，作为资金联系实体经济的重要桥梁，本来中国民众可以通过股市分享中国经济高速成长的蛋糕，但由于管理不规范，使得股市成为一个圈钱和投机的场所，社会资本要么望而却步，要么损失惨重。在各地大力推进交易市场建设的今天，应以股市为戒，从规范上下大功夫。

其次，须加快金融业对社会资本开放的步伐，鼓励社会资本进入金融和准金融领域。

一贯在房市翻江倒海的温州资本，最近在金融领域的作为让人刮目相看：去年年底，已经筹备两年的“浙商基金”获证监会批准；这只是浙江企业投资金融业的冰山一角，各类名目繁多的金融产品背后都开始出现了民营企业的身影。

而据中国人民银行温州中心支行不久前公布的调研报告称，当前。温州各类融资性中介机构已达1340多家，其中包括担保公司150多家。典当行48家，寄售行360家，投资(咨询)公司780家，估算年周转资金总量约1,880亿元。尤其是温州帮欲收购台银行业结果未晓，更加振奋了众多资金持有者的投资热情。

“民间资本进入PE也是一个不错的选择。”王军告诉记者。目前有很多从房市中流出的资金找到他们。希望做PE，也有部分资金已经自己做。PE队伍的壮大对众多民间资本和民营企业来说是双赢的，既解决了民间资本的出路问题，也将使更多的民营企业受益。

其实更多人认为，对于资金出路，政府应该做的更应该是“引导”，比如可以搭建各类资本引导平台，吸纳民间资本，促进民资转型升级。通过加快地方金融改革步伐，由政府引导建立产业投资基金或投资联盟，作为集聚民间资本的平台，提高民间资本组织化程度，减少投资盲目性，引导民间资本更好地支持中小企业发展，形成实业发展与民间资本的良性循环，实现传统产业转型升级与民间资本发展壮大的双赢。

“政府号召大力发展战略性新兴产业，而这几大产业所占份额极小，不到GDP的1％，这种情况下，可以设立行业性的政府引导基金，由此引导本行业发展，先行的可以有高端制造业、新能源、交通运输等几个领域，用政府引导基金引导社会资本跟投。”王军表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