好品味,坏品味

品味到底是个人追求还是做给别人看的?“品味”一词到了中国就意味着没有硝烟的商业战场。

在法国曾经流行过一本描写中国城市的书――《深圳》，里面有一篇漫画令我非常感兴趣：一个法国旅行者来到深圳，他发现街上的男人都穿着一样的衣服，女人都留着相似的发型，总而言之，那么多相似的男人与女人让他有些恍惚。这则漫画的时间背景是刚刚改革开放那阵子，现在的中国当然完全不同了：告别了同一样式的中山装、相同格局的住房，以及单一的精神生活。

如今，人们既能够在明亮宽敞的大型购物商场闲逛、也可以去喧闹拥仄的批发市场购买生活必需品，或是在小巧精致的街边小店寻找个性产品。走进餐厅，随手拿起一张菜单，上面肯定写满了各式各样、令人眼花缭乱的菜品。过去在咖啡厅里说一句“咖啡”，只能喝到味道平淡的速溶咖啡。现在却根据种类和口感的不同，被仔细得分为曼特宁、蓝山、摩卡、拿铁、萨尔多瓦、卡布奇诺、意式特浓……不仅仅是咖啡，如今任何一种商品，我们都可以列出很长的一个单子，如果你愿意的话还可以分得更加细致。中国入驻足在丰富的、或者说让人眼花缭乱的商品前，已经不得不做出选择了。

选择题一开始，答案就注定了千差万别。答案本是没有对错之分、高低之别，可是人们却非常乐意比较、排序、模仿别人甚至贬低别人抬高自己、划清界限突出自己。总之，一些群体总是喜欢显得比另一群人优越，或者显得比他真实的地位要高。为什么有比较的必要呢?因为这群人急切需要借用一些外在的东西，把自己与其他群体区分开来。因此，差别就成为品味的核心意涵。

“品味”本来就是好的

相信我们对这样的话并不陌生，“你穿衣服很有品味啊”、“她男朋友没有什么品味”之类的。这些话都接受了一种预设，即有品味是好的、没有品味是不好的。“品味”这个词暗含褒扬，并不是完全地情感中立。几乎每个人都希望通过自己的衣着搭配、言谈举止，给别人留下“有品味”的好印象。

也许很多人固执地认为，有钱就会有品味，经济水平的高低具有决定性。实际则不然，如果一个人开着豪华跑车，满身名牌，却在等红灯的时候、摇下窗户吐一口浓痰，估计所有人都会觉得厌恶，他连起码的文明都已经丧失了，更别提品味了。一个人具有什么样的品味，是从多个方面表现出来的，不仅仅用收入和财富去衡量，还包括谈吐、举止、闲暇时的兴趣爱好、对生活的态度、对社会的认知等，这些都是比较软性的。

品味这个词本身含有的赞扬意味，使得商家们瞄准商机、对它青睐有加。去商场里买衣服，售货员小姐最常用的话就是：“你穿这件裙子很有气质、特有品味”，说得大家都开心，赶紧掏钱买卞这件衣服。约女朋友吃饭，如果她觉得吃西餐的时候配红酒最有品味了，要是不想拂美人意，你就只好花钱表示认同。广告商们最擅长拿品味说事了，明里暗里捏一捏你的痛脚：想变成你希望成为的那种人么，来消费吧!鲍德里亚曾经说过，人们消费的不是商品本身，而是商品中所蕴含的符号，一本内容晦涩的书暗示了读书人的知识兴趣，一块名表暗示了持有者的财富地位。

品味是一种符号性消费。根据西方学者的研究，对品味变化的灵敏度最高的社会阶层是中产阶层。因为所谓中产，对于自己不上不下的社会地位最为敏感，时刻要与下层保持距离，同时热切地表现出向上层努力靠近的姿态，自然对“品位”追捧有加。当然也有一些不买账的人：一种是买不起、但是自视甚高，所以对品味嗤之以鼻或者极尽尖酸刻薄之能；还有一种就是直接超越了品味“看不见的顶层”，他们已经不需要借助任何东西去提升自己的地位、将自己与其他等级区分开来，他们演绎的是洗净铅华后的内敛与从容。

有差别的品味

其实品味本没有好坏、高低之分；品味只是表现了个人的选择，或者是个人受到经济水平、文化水平的限制而做出的选择。但是社会阶层却有等级之分的。在法国，人们通常认为橄榄球是属于体力劳动者的运动，网球则是上层社会人士的运动。平时闲暇的时候，如果一个男人喜欢跟邻居们或者同事一起玩橄榄球，在第三赛段豪饮啤酒或者红葡萄酒，那无疑表明了他的平民身份。而在1978年，摄影记者拍到一张吉斯卡尔・德斯坦挥动网球拍的照片，这位法国前总统为了改善他的姿势，坚持定期参加早上的网球课。

保罗・福塞尔在研究美国的社会等级与饮酒的关系时提到，一个人喝什么酒、喝多少，都能暗示出他的社会地位。如果一个中年人在酒会上要了一杯白葡萄酒，那他传递出这样一个暗示：我是一个上层或者中上阶层社会的人。除了白葡萄酒和含碳酸质的水之外，上层阶级的饮料还有血玛丽、伏特加、苏格兰威士忌；而大多数中产阶层是马提尼酒的忠实粉丝。

那么个人能够脱离所属阶层的烙印，跨越社会阶层的阻隔，去实践另一个阶层的品味与行为吗?福塞尔在他的书中提过，西式套装“不仅使懒散的人显得优雅妥帖，还能使体力劳动者显得难看”。想一想你周围那些熟悉的或者不熟悉的人吧，他们是不是曾经穿着漂亮的衣服却显得局促难看；或者，想象一下给你送外卖的小伙子穿着西装会是什么样子。

当然我不是保守的、为现有等级划分说好话的人，我只是诚实地指出：上层社会为了使自己与其他社会阶层区分开来，发明了那么多有趣的服饰，包括曳地长裙和西式套装，使得劳动者群体即使穿上他们最好的衣服还是会落在下风。

社会阶层当然不是固定不变的，它是时常流动，有的阶层上去了，有的阶层下去了……单就品味而言，社会上多了两个新的阶层，“没落贵族”和“暴发户”，这二者对于生活方式的观念与其经济水平并不统一：前者住在破落的大房子里，生活拮据，喝汤的银盘子上却印有家族徽章；后者生活富足，出手阔绰，却经常在细节处栽跟斗，有失教养。在社会结构稳定、经济平稳发展的年代，这种情况是少见的，子女大多重复父母的道路、沿袭父母的品味。然而在社会动荡的年代，无论是残酷的战争、经济萧条还是短暂的经济繁荣，大规模的社会阶层间的向上、向下流动是频繁的、剧烈的。经济的改变可以是迅速的，各种大奖不断着人们“一夜暴富”的激情，即便如此，你也不可能在第二天醒来时，脱胎换骨变成一个全新的人――品味的培养是滞后的、长期积累而成的。品味也不是一成不变的，原有的生活方式被模仿、盛行开来，新的生活方式会被培养或创造起来。

中国：品味是个战场

福塞尔的《品味》已出版了11年，美国各社会阶层的品味可能已经发生了改变，但不变的是，这些细节性的生活品味仍然是辨识各个社会阶层非常重要的标志。欧美已经形成了相对稳定的阶层与品味的对应规则，那中国社会呢?

我认为现在中国不同阶层之间的品味区分不大，也不稳定；对品味的概念仍然是模糊的、尚未形成清晰的定位；对品味的有意识的培养，也只局限在一部分群体的努力中。我很关注这个社会现象，这对形塑未来中国的品味结构具有深远的影响，然而就目前而言，品味就是一个战场。各方力量云集、竞争、施加影响、确立势力范围。品味的背后蕴含着政治话语中对“文明社会风尚”的倡导；时尚界引入欧美或者日韩的流行元素、色彩搭配、高级时尚成衣等概念；传媒界以信息搭建了一个思想交流的平台，逐渐把理性、独立的思维方式传播给广大的读者。

近些年来，我在中国的所见所闻让我敢断言，中国人距离确定品味结构的日子已经越来越近了。中国的各大城市里，人们参与文化活动愈加频繁：比较大众的活动可以是去电影院看电影、去剧场看话剧、去礼堂听音乐会、去博物馆看展览等；小众的活动可能是参加一次创意活动、一部独立电影的观赏交流或者与文化名人座谈。这些年来，中国顶级的艺术家与世界级的艺术家齐聚北京、上海、广州、武汉、南京、成都等城市，高端文化的交流与碰撞无疑为中国准备了培育品味的肥沃的土壤。那些对艺术创作、实践有着浓厚兴趣和无限创意的年轻人也逐渐集中和活跃在这些城市里，在兼容并包中外文化精华的同时，也尝试了培养文化鉴赏力的实验。

品味对于中国社会各界而言，仍是一片值得攻城略地的战场，锐意创新的试验田，待到尘埃落定便是属于中国品味的结构性定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