岩洞里的稻草人

我们村后山肚脐上，有个岩洞，就像肚脐一样浅浅的，里面摆得开一个篮球场。我升二年级那个夏天，一场暴雨过后，村小的教室倒塌了，我大伯——村小唯一的老师——率领我们把黑板桌凳从废墟里翻检出来，蚂蚁搬家一样搬到岩洞里。

开学那天，我大伯充满期待地说：“我向上面打报告了，等到新村小建好，我们就搬回去。到那时我们还会有操场，有好多体育设施，你们各人发挥想象，画一画新村小吧。”

同学们照我大伯说的画上了漂亮的教室、跑道、球场、秋千、滑滑梯……我画的却是岩洞中亿万年未曾有过的景象：课桌和凳子摆在凹凸不平的地面上，黑板支在岩壁上，蝙蝠倒挂洞顶跟我们一起听课……唯一发挥了想象的，就是老师学生全是猴子，我大伯是美猴王，用金箍棒当教鞭。我太喜欢这个岩洞了，我们上山放牛经常到洞里来玩，把它想象成花果山水帘洞，只可惜洞口没有铁板桥，也没有瀑布。

看过我的画，好多人笑掉下巴。可是日子长了，我大伯打了好几次报告，总是得不到答复，新村小也就越来越缥缈，原先笑话我的人都说，在岩洞里上学就挺好。

在岩洞里上学，的确挺好。

原先的教室泥砖砌墙，杉木为椽，屋瓦残破不堪，一下雨就漏，一吹风就晃，碰到大风大雨只好停课。待在岩洞里，就算外面刮着一百二十级的龙卷风，下着西瓜大的冰雹雨，我们也不再担惊受怕。

原先的教室紧邻菜地，我们课余追逐打闹，难免会造成一些小小破坏，被菜地主人咒骂。岩洞在山上，本来就是我们玩耍的地方，山神爷还提供免费的零食——甜甜的刺莓、酸酸的酸叶子、涩涩的紫色果……

原先的教室离井很远，值周生最重要的任务就是挑水。岩洞最里边有“自来水”，那是一线筷子粗细的泉水，千年万载从洞顶渗注，在地上冲出一只石碗。

原先的教室，挂黑板那堵墙朝北，东墙西墙木门有裂缝，窗户没有玻璃，夏天太阳东西两头晒，冬天寒风呼呼，冷得手指僵硬握不住笔。岩洞里夏凉冬温，好比神仙洞府。

更何况，搬进岩洞之后，我们拥有了升旗仪式。

“不升旗哪像学校？”我大伯说，“以前教室外面是菜地，站不下人，实在没有办法。在这里，我们要像中心小学那样，每周升旗。”

我大伯扛来一根三丈多高的杉树木，在顶端凿了一个孔眼，当中装上一只木轮，将一根长绳穿过孔眼，系上红旗，然后在洞口土包上挖一个坑把杉木竖起来，就可以升旗了。

升旗的时候，我大伯用二胡奏乐。旗手由值周生担任，全校二三十个人，差不多一学期才轮到一次，个个笨手笨脚，总是不能在国歌奏完的同时将红旗升到顶。洞口是倾斜的山坡，我们无法排成整齐的队伍，心情却是那么庄严。看着红旗迎风招展，我们就会意识到脚下的土地拥有一个神圣的名字，中国。

升旗仪式常常中断：杆顶木轮上限制绳子的凹槽凿得太浅，木轮两边空隙又太宽，升着升着，绳子稍稍一滑就会脱离凹槽，卡在空隙里。这时候，男孩表演的机会来啦，乡下男孩哪个不是爬树高手？可是那么多人举手，我大伯一次只能叫一个。当幸运儿在众人的“注目礼”中爬到旗杆顶端，解决了问题，总是要朝底下的人扮个鬼脸，或者是挥一挥手，这才肯滑下来。嘿，不管你爬树有多厉害，如果你没有给升旗仪式救过场，你就没有资本在人前炫耀——好比一个兵，不管他的枪法多么精准，没有上战场，一辈子总会留下遗憾。

我们是那么喜欢这个岩洞，一到节假日就跟着我大伯建设“校园”：将洞里坑坑洼洼的地面用泥土铺平，夯实；把黄泥和水捣成糊状，将岩壁抹平，做宣传栏和画板；从山上砍来箭竹，在洞里围出一间篱房做老师办公室；在洞口斜坡上修筑台阶，我们可以在台阶上列队参加升旗仪式、做操；后来我大伯还打了一口灶，吃住都在洞里……

说起我大伯，人人竖大拇指。

古人说某人武艺高强，常常说“十八般武艺样样精通”。我大伯精通的技艺，何止十八般！

岩洞里虽然只有二三十名学生，勉强拼成一个班，但是这个班有五个年级，十几门课，全靠我大伯一个人包圆。那多么课本，似乎全部缩小了装进我大伯的脑子，他只消摸着下巴说一句“二年级上语文课，其他年级自习”，然后就胸有成竹地上起课来：“二年级的同学翻到第五课，这一课相当有意思的啦……”

我大伯上课喜欢讲故事，古今中外，天上地下，无所不包，不是本年级的课大家也喜欢听，高年级的温故知新，低年级的超前学习。看着我大伯口若悬河滔滔不绝的样子，看着他在课桌间踱来踱去，浑不在意地解答千奇百怪的问题，我心中满盈着钦佩之情。

音乐课，我大伯用二胡为我们伴奏。他的手指在琴弦上跳跃，那么灵活，似乎每根手指都有灵魂，而且个性迥异。有时我会怀疑，我大伯当真是这个小小山村养育出来的吗？村里那些男人，那双手除了对付粗笨的农活、劈柴，就只有掰手腕、划拳。我大伯这双手会用纸片、木头和泥巴制作各式各样的教具：正方体、锥体、圆柱体、球体……时钟、地球仪、日晷……我敢打赌，如果你看到我大伯制作的中国地形图，你的眼珠子肯定会掉下来：那是一幅立体地图，用泥巴塑在木盘中，江河湖海，高山平原，各具其形；还用水彩将平原、沙漠和雪山分别染成绿色、黄色和白色，给河流湖泊和大海染上美丽的蓝色。

我大伯还写得一手好字，跟书法家比也不逊色。一到春节，我大伯就在门前摆开纸墨笔砚，给乡亲们写对联。镇集上那些卖对联的，手边要放一本书，照着抄。我大伯的对联全记在脑子里，一副一副不重样，而且可以现编。不消说，村里的布告标语都是我大伯写的，墙上、电杆上、告示牌上，随处可见。后山有一块朝向村庄和公路的崖壁，我上三年级那年，我大伯用绳子从崖顶缒下去，挥舞一支自制的巨笔，用红漆写下“尊师重教”四个大字，龙骧虎步，气势雄浑，透着一股震撼人心的力量。人们在路上嬉笑，抬头看到崖壁，立即严肃起来。十年之后的一个秋天，村长在公路边上晒谷子，一辆飞驰而至的黑色轿车在不远处刹车，下来两个干部模样的人，对着悬崖指指点点，然后那个戴眼镜的过来问村长：“老乡，崖上的大字哪个写的？”村长说：“我们村的，当老师的，已经疯了。”“疯了？”戴眼镜的拍了一下手：“可惜啊……我们领导说，这几个字很有劲道……”

谁也不会想到，我大伯疯了半年，突然又好了，那个让我大伯不治而愈的人，恰恰是我。

先说我大伯疯了的事吧。

有人说，如果我大伯不是长期打光棍，也许就不会疯。

我在岩洞上学那些年，我大伯三十多岁，人又标致，名声又好，媒婆纷至沓来。媒婆来到洞口，哪怕我们正在上课，也要站在旗杆底下肆无忌惮地高叫：“当老师的，出来一下，给你看一张相片！”我大伯总是腼腆地冲我们笑着，说：“真讨厌，又来了……”然后就拍拍手上的粉笔尘，过去跟媒婆说话。此时我们七嘴八舌，议论纷纷。议论多了，我们达成一个共识：我大伯肯定会娶一个女老师，只有同样当老师的，才配得上我大伯。

我小学毕业的那个春天，我大伯终于谈上对象，还真是个女老师，姓李，中心小学的。我们只有我大伯一个老师，他走不动，李老师就时常来。有一次李老师来到岩洞，我们正在学歌，《让我们荡起双桨》。我大伯对李老师说：“这首歌你来教吧，你的拿手曲子。”不等李老师答应，我大伯对我们说：“李老师是教音乐的，科班出身，不比我，滥竽充数。”在我们的掌声中，李老师原本红得像苹果的脸更是红得放光，不过她并不推辞。她打拍子的手势多么好看，仿佛一对孔雀在跳舞。她的声音多么动听，一只耳朵，立即钻进你的心，激起层层涟漪。岩洞之中，回声特别明显，好像岩洞也在学唱呢（难怪我们鼓掌的时候，它那么热情地加入我们）。而我们，因为看着李老师着迷，总是有人走神，结果唱得参差不齐。

放学回家，我大声宣布：“我大伯快要娶李老师了，噢耶！等到他娶了李老师，岩洞小学就有两个老师，噢耶！”

我妈却说：“这个李老师不靠谱……人家是公办老师，哪有代课老师娶公办老师的？公办老师娶代课老师还差不多……”

我赶紧问：“什么是代课老师？”

我妈说：“代课老师本来不是老师，也是当农民的，像我们这样的地方，公办老师不肯来，就找人代课。”停了一口气，我妈愤愤不平地说：“代课老师那点工资，打发叫花子的，亏了你大伯，干了一年又一年，穷成什么样！论房子，富的住了洋楼，一般的也住了平房红砖房，你大伯家还住几十年前的泥砖房；论电视，除了你大伯家，哪家没有彩色的？那台黑白的还是我们家淘汰下来的……”

果然，春天还没有过完，李老师再也不到岩洞来。我大伯病了一个多月，瘦了许多，两个颧骨高高突起，却坚持上课，一天也没有耽误。

也许是为了给自己打气吧，我大伯生病那一阵，把多年收集的学生来信全部贴在宣传栏，有长达七页的长信，有廖廖数语的明信片，字体五花八门，来自四面八方——最近的来自县城，初中生写的；最远的来自首都，寄信人那一栏写着北京大学。说起那个上北大的，我大伯真是语重心长：“人家也不是特别聪明，就是好学，大年初一给我拜年还问题目。我希望你们哪个考上清华大学。从我当代课老师的第一天起，我就期待着，我的学生将来也能考上北大清华。现在北大有了，就差清华了。你不知道啦，考上北大清华，送喜报的敲锣打鼓！”

晚上我梦见自己变成了清华大学的新生，拿着信去邮局投寄。邮局那个姑娘穿着黑纱裙，袖子又长又宽，她打量着我说：“是给你大伯寄信吧？”我吃了一惊：“你怎么知道？”姑娘微微一笑，露出又白又尖的细牙，变成一只蝙蝠，翅膀比床簟还要大：“我也在岩洞里读过书呀，我们是校友。”它驮着我飞上天空，穿云钻雾，眨眼间就来到岩洞……

八年之后，我当真上了清华。八月二十五号，到校的第一天，我入学手续都顾不上办，第一件事就是给我大伯寄明信片。从十七岁代课算起，这张明信片，我大伯盼了整整三十年！我给它画上翅膀，希望它在教师节之前飞到我大伯手中。邮局的人说：“尽管是山区，教师节总赶得上吧……不过也说不准，各地方不一样……”也许冥冥之中自有天意，我大伯接到明信片那天正好是九月十号，教师节。然而那不是美好的祝福，而是无情的嘲讽：八月二十三号早上，我启程赴京，我大伯还以老师的身份带领岩洞小学的孩子们送我到村口，才半个月多一点，他就被剥夺了那个平凡而又高贵的称号。

我是七月二十号接到录取通知书的。就像我大伯说的那样，送喜报的人一路上敲锣打鼓。我们一家正在剥花生，准备拿到集市上去卖。听到村口传来欢喧的锣鼓声，我妈说：“怪了，没有听说哪家要办红喜事呀。”我奶奶说：“也许是慰问退伍军人……”我爸说：“建军节还没有到。”

锣鼓声越来越近。

我出门去看，只见村长大步流星走过来，老远就嚷：“你考上清华大学了！通知书来了！”

全家人来到门外，兴奋得不知说什么好。我妈还拿着花生在剥，却把花生米扔在地上，把花生壳留在手心。

很快，锣鼓队出现了，走在前面的是我的高中班主任和任课老师，个个笑容满面。

我拿到通知书，等不及让在场的人一一过目，分开人群朝后山跑。

我大伯正在岩洞外边砌围墙，几个孩子做他的帮手，远远望去，仿佛暴雨将至，蚂蚁正在巢穴入口抢筑堤坝。

当我递上通知书，我大伯看了看沾满黄泥的双手，喜悦地说：“到洞里来，到洞里来！”

来到洞中，我大伯到“自来水”那儿将手洗净，用毛巾擦干，这才接过通知书，很仔细地看——那神情，如同鉴定一件重宝的真伪。他像初学认字的孩子一样，用食指点着清华大学四个字，轻声说：“清华大学，是清华大学。”又点着我的名字说：“你的名字起得好，印成印刷体真好看！”他抚摸着通知书上的精美花纹，又抚摸着下方那座著名的三拱门，声音终于大起来：“这是清华门！清华门好比是龙门，你跳进龙门了！”

那天我们家把养了两年多的大公猪宰了，宴请所有教过我的老师和亲友乡邻。宴席上，我大伯兴致勃勃地拉起二胡，也不知是什么曲子，时如万马奔腾，时如惊涛拍岸。也许那把二胡太老了，也许是我大伯用力过猛，拉着拉着，一根弦断了。我大伯意犹未尽，一根弦照样拉，引来几声醉醺醺的喝彩。谁也没有想到，这竟是我大伯疯病的征兆。

我大伯的病根子，三十年前就埋下了。

从当上代课老师那天起，我大伯心里就打了一个结。日复一日，年复一年，这个结吞噬他的青春年华，不可抵抗地变得越来越大，越来越沉，先是像个秤砣，然后就像磨盘，像巨石，像大山。三十年过去，我大伯未老先衰，五十不到就两鬓斑白，背也微驼了。

——这个结就是，代课老师很难转正，要是不能转正，总有一天不得不离开讲台。

上了中学，我寒暑假仍然时常到岩洞去，跟我大伯住在一起，一是我俩处得来，二是岩洞幽静，最宜读书。只有我才知道，作为一个代课老师，我大伯每到假期就惴惴不安，睡不好觉，生怕下学期当不成老师了。总是要顺顺当当开学了，忙碌起来了，他才能将烦忧暂时抛开。

该来的，迟早会来。

当我在沐着朝霞开往首都的火车上，想象着即将投入的大学生活，中心小学的副校长——也是代课老师——去到岩洞，对汗流浃背加紧筑墙的我大伯说：“这墙不用筑了……接到上面的精神，代课老师一律清退，下学期，你的学生全部转到中心小学。”“清退？”我大伯像是遭了雷击，五官扭曲得可怕。“清退！”副校长朝地上唾了一口，苦涩地说：“我下学期也不能教书了。有人要上访，我想，我们知识分子，还是不给国家添麻烦吧。”副校长不知道再说什么好，拉起我大伯的手用力握一握，下山去了。我大伯木桩一样钉在那儿，从早晨直到天黑。清退，对一个代了半辈子课的人来说，这是何等的羞辱：这意味着他赔上了一生最好的年华，不是坚守，而是赖皮；不是教书育人造福桑梓，而是鱼目混珠误人子弟。叫人情何以堪？

第三天，也就是我迫不及待从清华园给我大伯寄明信片的那天，我奶奶上山采蘑菇，路过岩洞，发现我大伯正在备课。当时我奶奶不知道那个坏消息，也就没往坏处想，只当我大伯责任心强。到了九月一号，全村人都知道我大伯疯了：岩洞里没有学生，他竟然扎了好多稻草人，给这些草疙瘩上课！

……

我大伯疯了，我爸在信中只字不提。

寒假姗姗迟来，我像南归的燕子飞回久违的家乡，心里在想：待会儿，我大伯得到他的礼物，肯定喜出望外，那是一枚清华大学的校徽，我要亲手给他别在胸前。

可是我刚进家门，我妈第一句话就是：“你大伯……他疯了……”

我的脑袋顿时嗡嗡作响，好像里面有一群蜜蜂在乱飞。我大伯怎么会疯？那个文质彬彬的老师怎么会疯？他会拉二胡，会制作各种各样的教具，写得一手好字，一个能工巧匠般的人物怎么会疯呢？

我妈接着说：“也难怪你大伯想不开，他书教得好，这一带是有口皆碑的，突然一个通知下来，他就给清退了——清退，好像是处理冒牌货，多难听啊，你认为人家不合格，先前就不请人家代课嘛……你快去岩洞看看他，他疯了，每天给稻草人上课。”

上山的时候，我的脚步一会儿虚飘飘的，好像踩在棉花上，一会儿又是那么沉重，如同穿着铁靴。山上覆盖着一层薄薄的雪，薄得像讲台上的粉笔尘，草木枯而不倒，在寒风里瑟瑟发抖。道旁有瓣似的冰凌顽强地拱出来，那样晶莹剔透的事物，生长在那样卑贱的泥土中，如同奇迹，又有谁会注意呢？

洞口的围墙没有完工，我从缺口进去，我大伯果然在上课，“听课”的是一群稻草人。

一学期不见，我大伯模样大变：原先毛刷一样齐整的平头变成一蓬乱草，当中卧着几只雏雀都不会令人意外。衣裳明显是长期没有换洗，领子像老剃头匠的磨刀布一样，乌黑油亮——他仍然不忘为人师表，扣子个个都扣着，风纪扣掉了，就用绳子系一个田螺壳代替。那些稻草人，有的把胳膊放在本子上，像是做笔记；有的双手托着腮，陷入深思；后排那个扎红领巾的还举着手，要提问呢。——奇怪，其他的座位都有稻草人，唯独挨着讲台的那个座位空着……

我正纳闷，我大伯瞪着我，生气地说：“你找谁？人家正在上课。”

我大伯，我的恩师，在我心里播梦的人，竟然认不出我了……我说不出话，心儿阵阵悸痛，像是无形的鞭子在抽打。

“你们不要分神，要好好学习。”我大伯指着空座位，对那些不出声的稻草人说，“你们不要小看这个岩洞，这里出去的学生能上清华，以前他就坐在这个位置！”他又指着宣传栏说：“看，那是他寄给我的明信片！”

可不是，宣传栏贴着我五个月之前寄出的明信片。我浑身震了一下，双眸立即被滚烫的泪水包围。我小学时特别调皮，我大伯就把我的座位调到讲台跟前……我大伯心里装着我……就连他疯掉了，也还记得我带给他的荣光……

我坐到空座位上，仰着面，抽泣着，艰难地吐着字，语不成句：“大伯……是我……我……”

我大伯的表情突然凝固，身子定在那儿，连眼珠子也无法转动。

我拿出校徽，绝望地叫喊：“我就是上清华那个！你侄子！”

我大伯眨一眨眼，活泛过来，目光中透着无尽的屈辱和羞愧，脸皮迅速变红，又转成酱紫色。他叫一声我的名字，过来抱着我的头，号啕大哭。我也大哭。我们的哭声和着回声，如同滚雷。

当晚我和我大伯同床而眠，在那间没有盖顶的小小篱房之中侧身对面，聊到半夜。蝙蝠早已冬眠，洞中那么悄寂，唯有“自来水”嘀嘀沥沥，仿佛要把我们的对话融入记忆。

我大伯绝口不提清退的事，只是不停地问我，清华大学究竟有多大？有多少学生？有没有外国人？图书馆里有多少书？我学了哪些课程？大学生要不要做操？……这个年近五旬的人就像五岁孩童，好奇心极强，连我睡什么床都要问一下。我不厌其烦地回答着，解释着，心间突然透亮，仿佛吞下一轮明月——我大伯多想去清华看一看啊！于是我说：“过了年，我带你一起去北京。”我大伯吃了一惊，连声说：“我不去，我不去，每个学生都带老师去，你们学校还不挤爆？”

早上醒来，洞口投进耀眼的晨光，床上只有我一个。侧耳听听，除了“自来水”不绝于耳，没有别的动静。

我走出篱房，没有看到我大伯，黑板上赫然写着两行字：

不必找我，

我到需要我的地方去了。

我跑到洞口，昨晚不知何时下了一场大雪，漫山遍野白茫茫一片，一串黑色的脚印从洞口走向山下，那么孤独，那么执拗。我徒劳地叫了两声“大伯——大伯——”，猛一抬头，只见旗杆上方，红布在寒风中不屈地飘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