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文贵:说故事的隐者

摄影师杨光拍摄完毕，身子陷在椅子里没有挪窝，他十指交叉抵着下巴，显得聚精会神。眼看下一场拍摄时间要到了，他终于不舍地欠身离开，对陈文贵先生说了一句，听您说故事，真舍不得走！

陈文贵本人的故事和他写过的故事质地相同，再跌宕的命运，强烈的情感，都可以转化为丝丝入扣的述说，间或有抽离现实的曲折离奇，亦如同戏剧的高潮，把人的情绪吊上一处山崖，然后再“啪”地落到地上，让人心里试练了一次“蹦极”。然而无论是形而下的柴米油盐，还是形而上的精神食粮，他的故事都很招人，也极容易让人在他的故事里找到某种确信。

“阿灿”说书'

要在想象中抵达35年前的香港有些困难，不如想象一下以下场景：电影《喜剧之王》里，尹天仇在陋巷深处的公用电话亭，一次又一次给剧组打电话，希望得到一个跑龙套的机会。

上世纪80年代初的香港，某个茶餐厅，制片公司老板架着二郎腿读报，不时抿口茶，他的面前有位“阿灿”（彼时香港对初来的大陆男性青年的称呼）走来，然后恭谨站定，开始讲一段故事。他不时观察老板的脸色和反应，再根据他的神情变化，看故事是要讲得更离奇？还是更好笑？直到把老板的目光从报纸上吸引过来，而这个过程不能超过10分钟。如果老板说，这个好，你去写，算是讨到一个活儿，有份儿钱赚。通常，这样的机会很少，“阿灿”从一家茶楼说到另一家茶楼，直到踏着星星回到租屋，心头被失望的潮水一次次漫过。怎么办？不断暗暗握拳？在心里一遍遍强调“我是个编剧”吗？

陈文贵说，“那个时候大陆去香港的人不多，我从下乡知青回到厦门做工人，是人生第一个离奇，再从厦门来到香港，父亲为此倾尽家财，一家人像浮萍一样落在香江，尽管已经30岁，但对这个全新的世界仍然充满渴望。”

前三年里，陈文贵尝试过各种工作后，发现只有文学能改变命运，开始往各类报刊投稿，因为稿费低，这个行当能不能养家糊口是未知数。这时他认识了一位牟先生，给他讲了个故事。说得是香港电影未分级时期，有一位审的检片员，在看了大量后，精神出现问题，开始疯狂杀人。后来，陈文贵据此写了一个悬疑推理小说《菲杀》，刊登在邵氏电影公司出品的杂志《南国电影》 上，引起不小轰动，他因此进入邵氏成为拿薪水的编剧。但此时邵氏电影已近尾声，他的《菲杀》因审查制度而没能拍摄。不久之后，他与蔡澜 及几位同事进入“新星”电影公司，但好景不长，公司倒闭，他才开始了茶楼讲故事的生涯。

“要老板掏钱，就要讲得生动舒服，讲几十次能有一次成的也好。那时候的香港电影好看，说白了，你能把老板抓住就能把观众抓住，可以说很功利，但也很实际。”

木心说，人生就是时时刻刻不知如何是好。

香港培养实际，实际可让人逆势而上，也能令人顺流而下。尽管陈文贵已经混得比初到香港时强多了，但大部分时间就这样浪费掉，也没有办法规划自己的人生。没戏开的日子，他仍旧像初涉香江的阿灿一样，想尽办法写专栏，写小说，能赚几个算几个。

那时的香港编剧还有一个特性，因为剧本是聊出来的，监制导演等在一边聊，编剧在旁边记，再用大量时间改，算是集体创作。比如功夫片，如何打得精彩，脑子就用在如何让打斗更好看。如果是喜剧片，就要单纯想好多笑料看塞在哪几场重头戏里，然后用一个故事把情节串起来，老套不怕，但一定要有爆点。这样虽然迎合了市场，但弱化了编剧，编剧要长期附庸在一个团队里，从头到尾地混在一起，才可能有戏开，有钱赚。因此很多编剧把大量时间用来陪合作伙伴打球、唱歌、娱乐，在香港称为“买堆”。很多有才华的编剧因此埋没，就像王家卫在做编剧时籍籍无名，直到做了导演，有了《旺角卡门》这部翻身之作，才有机会成为大师。

那时期陈文贵写了很多搞笑片、僵尸片，功夫片，写了几年，仍然像蹲在街边找活的泥瓦工，只是身边多立了块牌子，他开始与伙伴合开电影公司自己拍电影，他笑称是皮包公司。

奇遇总是有的。一次，他们在茶楼里与一位老板谈戏，碰到一位美丽女子，她问，你还在讲故事啊？他答，要拍自己的电影。女子说，我先给你们60万，你赚了钱再还我。原来，这女子三年前初来香港，陈文贵和朋友的上一部电影找新演员，因为同乡情缘，而给了她演出的机会。“60万相当于电影制作的三分之一资金，结果她把这个钱给了我们，欠条也没打，甚至连个电话都没留。遗憾的是电影不成功，更遗憾的是直到今天都没有再见到她。”陈文贵说。

显然，香港十年的多数经历是“成功”的反义词。香江的浮华，商业社会的种种规矩，都在考验一个大陆青年的适应能力。三十多年后，当它作为一段往事留在录音笔里时，仍然难掩过客的眷叹，以及昔年精神的飘泊。

然而，谁非过客？

徐克有部电影曾这样描述香港：这是借来的时间，借来的地方。当陈文贵的下一个十年转到台北时，他对香港的日子做了充满感情的总结：“香港的日子虽然苦，但心情特别好，充满挑战，充满机会。而我进了这个圈子，渐渐没有人再把我当成‘阿灿’，这一路不断地往上走，每天都有能看到希望的感觉。生活条件比国内好太多了，吃碗馄饨面都觉得很香，还有书店：图书馆，真的觉得好开心！”

台北“救火队”'

听得出，陈文贵很爱台北，他用这样的语言描述：两百多万人的台北，整个步调都是舒缓的，有情调的。电视里全是俊男美女，爱得要生要死。街头都是小小的咖啡馆，布置得又考究又优雅。

木心有首诗：从前的日子很慢，车、马、邮件都慢，一生只够爱一个人。

从香港的高速快车下来，陈文贵的脚步慢下来，身边的景致也便不同。如果说剧本是他的爱人，那么，来到台湾写戏，他终于可以好好地爱这个人。

上世纪90年代初，台湾电视剧创作蓬勃，剧本可以先完成再卖给制作公司，电视剧编剧收入不错。最让他高兴的是，台湾人品性的自在和文化正统的自信心，让他可以跟好的编剧交流，学到很多东西。早年他曾在台湾落了籍，因此一来便不打算离开。仍旧有三年的适应期，他坦言写了不少，各种类型，甚至包括言情戏。

因为台湾的电视剧是边拍边播，华视、中视、台视竞争非常激烈。很多时候是这样，一部戏如果前三集收视率不佳，电视台就会找出品人谈话，原定30集的戏有可能要被压缩到20集或15集，反之，收视率高则要延长。老板的心态是尽量减少亏损，得到电视台的通知后，原来的编剧已经撤了，再找编剧来救火，用最省钱的办法把戏写完。这批编剧就被叫做“救火队”，陈文贵是其中之一。

1993年，华视推出136集《包青天》，火遍东南亚。谁也想不到，这部戏最初只是夹在档期缝隙中的一个小戏。陈文贵说，“那时电视剧一年的档期是排满的，什么期间播琼瑶，什么时间播杨佩佩，都已提前订好。正好刚过完春节，有15天的空档。因为春节家家都要喝春酒，没有人看电视，而且15天的戏赚不到什么钱，好点的制作公司不愿意做，这个空档怎么填？”

后来华视找了个小公司，一番威逼利诱：“这可是黄金档哦，你不做以后可没有机会了。”小老板觉得，毕竟能上黄金档，就算赔本也认了。他找了三个编剧，一人写一个单元，陈文贵是其中之一，写了《狸猫换太子》。“我当时觉得这是难得的机会，斗智和推理是我的强项，是能展示我特长的剧本。结果这部戏第一个单元就一炮而红，华视决定延下去，一直延到136集，我们因此做了一年多，连拍边播，最高峰时五个摄制组同时开拍，我写得最多。”

《包青天》像一张镶了金边的名片，在第二年的金钟奖上大出风头，陈文贵所写的《真假包公》和《狸猫换太子》两个单元，助演员拿到最佳男主角和最佳男配角。对整个台湾电视界来说，这部戏是缠绵之风中的一股阳刚之气，甚至敢于影射李登辉时代的黑金贿选，观众十分解气。同时，这部百集长剧输入中国大陆，受到观众追捧。

或许一部好戏令人喜欢的理由是相同的，在这个顺着民间传奇的纹路行进的故事里，人们品尝着戏剧的另一种味道，在包公这个不平常的人身上，潜藏着人们对公平的渴望，对正义的向往，这才是戏剧受欢迎的本质。

此后陈文贵进入个人创作最好的时期。在他看来，艺术形式无高下之分，只有好坏之别。专注于写电视剧后的陈文贵，有点像说书人，他的大脑就像一个打开的隐密的小匣子，或胸有成竹，或老谋深深算，或插科打诨，他隐藏在影像背后，写出满满的人和事，爱与痛，生活的此时此地，或历史的幽微尘埃。于是有了172集《施公奇案》、《七侠五义》、《小李飞刀》、《老房有喜》，等等。

台北十年，整个华语影视圈的往来也更加密切频繁起来。到1998年，一张神秘的签文，把陈文贵送到北京。

上上签'

“有没有想过自己写到什么时候？”

“写到死！算命的说过。”陈文贵笑笑说。

他不是个宿命论者，书房却放着一张用签得拼图：“深山多养道，忠正帝王宣，凤遂鸾飞去，升高过九天。大吉。”这是1997年陈文贵在东京浅草寺求来的一个上上签。

当时他有一部戏要在内地播出，他想占个运势，正好自己也想回国内发展，就抽出这个签。与他同去的这部戏的台湾制作人，也抽了个签，大凶，结果戏在台湾没有播出。果然，内地有制片人因这部戏看上陈文贵，之后请他为张国立写了《财神到》。

“我毫不犹豫就过来了。我觉得一部戏有上亿观众看很兴奋，台剧在内地播出的火爆也给我很大鼓舞。如果内地要做商业电视剧，我这批台湾编剧是首选。最重要这里有我的根，在香港台湾工作多年，我始终是过客，这之后，我才是归人。”陈文贵说。

在陈文贵创作生涯的第三个十年里，故事的产地又变了，而他拿什么来给这方宝地呢？

这时，港产片黄金时代逐浙落幕，内地影视产业开始崛起。陈文贵作为职业编剧，不再为温饱忧劳，可以非常优雅从容地写戏。只是，一出手发现难题仍然不少。“我是港台商业剧写法，百无禁忌，国立他们当时是有很多忌讳的，要把财神还原成一个人，还要有一个金钱是万恶之源的立意，这本身与财神的形象很拧巴。我当时的速度是一天写一集的量，但这部戏前七集我写了有七个月，我们不停地聊，不停地磨。记得当时郑老师说，别看你是台湾第一编剧，国立是最优秀的演员，我们都不一定能做一部好戏。”

果然不幸言中，《财神到》收视不如预期。并且，陈文贵还有一个更大的困惑，不敢写现实题材的戏。不同于土生土长的编剧，加之当时成名已久，陈文贵坦言自己缺乏现实生活体验，成了一个地地道道的书斋里的编剧。当然，他没有硬碰硬，他自问，有生之年还能写多久呢？于是在书斋里坚实了一条更适合自己的路——历史剧。

陈文贵坦言，直到写出《铁齿铜牙纪晓岚》时，他才算摸准了门道，也写出了自信。这戏不能光戏说、斗智了，还要增加文化味儿。这些想法让剧本更生动，他记得拍摄时，工作人员看着三个老男人逗嘴，一个劲儿地乐呵，他心里终于有底，知道这部戏播出一定会火。

“电视剧要把观众抓住，你要系扣儿，故事里有什么，故事背后有什么，这比立意、情怀、境界重要的多。虽然现在我也在乎这些，但前提是一定要把故事说好。”

就像《赵氏孤儿案》那样一个宏大的立意，陈文贵从一个“案”字切入，如同某个雷电交加无法入眠的长夜，他娓娓讲出一个令人惊心动魄的故事，再慢慢托出一个忠魂义骨的人来，才让一群惊惶的灵魂归于宁静。

现在，陈文贵年过六旬，除了写作30多年多出个肚腩，他脸色红润步履轻盈，早睡早起作息规律，一天保持八小时左右的书写。看上去，无论生活还是写作，都保持着平和的调性。他说自己是白羊座，想法简单有活力，神色里果然没有半点与生活挣扎过的痕迹。

“有一次编剧们在郑州开会，邹静之上台问，过了60岁还在写剧本的有谁？我是唯一一个举手的。我希望每个年轻的编剧，除了赚钱，还能保持创作的兴奋。创作带来的快乐不是一句空话，带着这种心情去创作，一定会成功！”

此时，夕阳洒入西窗，一篷浅金色光芒照在陈文贵花白的头发上，像月光映入古老的河床，河床里淌过一个个亘古的动人故事，这些故事通过他的笔端，正换上各色新鲜面孔，乘着现代光纤四处传扬。

Circle：有哪部作品自己觉得比较满意？

陈 ：确实还没有，影视是一个集体工程。做编剧很多时候心理总有落差，因为他写的时候脑子里装着整个画面，在大脑里做的是导演的工作，但可能一部戏导演跟编剧的诠释方式是不同的，难免会有点失落。

Circle：所以多年来一直坚持写小说？

陈 ：我的确热爱写小说。编剧工作作为电视剧的第一个环节，然后用很多人的力量来呈现，有加分的，有减分的，但未必是你想要的。就像你的孩子被领出去打扮化妆，有可能你自己都不认识了，但小说是自己的东西，它带来的满足感更大。

Circle：比较欣赏谁的作品？

陈 ：国内的编剧我佩服得相当多，戏剧风格多样，每个编剧都有自己的天地。比如《士兵突击》，兰晓龙写这样一个纯男班，没有爱情，主角也长得不好看，似乎不符合电视剧的规律，但他有信心写出来，还写的那么好，这就是编剧的本事！他一定是充满自信，有一定的生活经历，这是我做不到的，我佩服这样的编剧！

Circle：作为编剧最想说的话是？

陈 ：老百姓是有智慧的，是想看好戏的。我们的电视剧要走向市场，但不要妥协，更不要跟不好的倾向妥协，泱泱大国不应该做这样的事。观众是要培养的，也许一部不行，但十部、二十部总是行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