深山夜半查毒记

案情

一天，我正在办公室，听到有敲门声，刚说“请进”，门就开了。一个陌生女人出现在面前，年龄50岁左右，看衣着即知是山区来的农村人。

“你是管农村的记者吗？”她说话干脆，听口音是晋北人。

我说：“是呀，我是搞农村报道的。”

她黝黑的脸上露出了笑容，不客气地坐到门边的沙发上，使劲喘了几口长气。“我从火车站走来的，我血压高，走快了累人。”她说，“我们村的支部书记偷种鸦片，这事你们管不管？”

我马上一激灵：“真的吗？要是真的当然管！”农村党支部书记种罂粟？这可是一条颇有新闻价值的“活鱼”。

她在手上拎着的破旧布包里摸索一会，即掏出一个核桃样子的东西递给我说：“这是我儿子从他家的地里摘的。”那物体呈白灰色，外壳粗而硬。

“这是――”我接在手里，犹疑不定。

“鸦片壳呀！”她靠近了我，用手在指划着。随之，一种田野的草泥味道沁过来。“你看这上面，一道一道的，是今年夏天取里面的果汁时用刀割的，那汁干了就是鸦片膏。”

“啊？”我如同抓了个烫手的山芋，赶快把这臭名昭著的东西撂于办公桌上。

她哈哈哈地笑了。

我让她从头道来：

她说叫邓福然，是五台山以北的代县人，家住大山深处，村子叫探马石，距县城30公里远。这几年，村子周围有人偷偷进山辟荒犁田，种了政府严禁的罂粟苗，等开花结果后再采割了私卖，大发其财。她说：“支书种罂粟是我儿子亲眼见到的。”那支书开的田在离村老远的大山中，从村子去得翻越三四道高岭，需走大半天才能到。而她儿子是刻意操了心的，便终于发现了那狐狸的真面目。与此同时，对方亦觉察了他，恼羞成怒遂起报复心。到底寻了个借口，指称邓福然的儿子参与偷盗，领来乡派出所的人将其抓走，后送去劳教了一年。

邓福然的儿子一年后归来，把个支书是恨入骨髓，什么事都不做，专门就盯他的梢。他借钱买了一架照相机，又很快学会了使用，只要支书往山里走，他就拎了相机在后边跟。终于有一天，在翻过几道峻岭后的林深草密处，青年找到了支书种植的罂粟田，他趁没人时拍了几张照片留作证据。

此刻，邓福然便又从包里拿出一堆照片给我看：在杂树野草交织的山坡上，被人垦出一块田，田里长着半人高的一片罂粟苗。苗上的果已让人采走，只剩那光溜溜的杆子，一排挨一排，似在夏风里觳觫。

“这就是我儿子拍到的那支书种的鸦片田。”她变得激忿，恨不得我现在就随她去村里把支书抓起来。

“有一个问题，照片上怎么没有一个人呢？那支书没拍到吗？”我问。

“是呀。我儿子跟着人家，是多危险的事啊。如果离得太近了，一旦让对方发现你是要拍照片，那可真是狗急了会咬人，说不定要拼出人命的。”她这样说，确也有理。

“这就复杂了。光有一块鸦片地，那不能证明就是支书种的。也许是别人……”

“我说是支书种的，那就一定是。我活50岁了，从不讲谎的。”农妇提高了声音，是关着门在楼道里都能听到的那种。

我赶忙说道：“我信，我信。你先回吧，等我给领导汇报过，随后就去你们村。”

她走了后，我即着手准备。先去查了鸦片的资料，其植物学里的名字是罂粟，每年2月播种，四五月时开花，花朵可现出红、粉红、紫、白等多色，色艳无比，好像歌女的妖媚。当果实成熟之际，花瓣即自行脱落。再过约半个月，到果实完全成熟，用刀将罂粟果皮划破，渗出了乳白色的汁液，这便是百毒之源。此汁经自然风干，凝聚成黏稠的膏状物，即是鸦片。而禁毒以掌握植物的规律为最有效：春季抓禁种，不让栽种是目的；夏季抓禁采，见了罂粟果即打落毁尽，也是重要一环。所以对晋北一带，除过冬季，这里的人大半年都可能会与此物打交道。

夜访

十冬腊月，我叫了一名刚分配来的女大学生小美，选一个风轻日和的上午，我们皆穿了加倍厚的棉衣，坐长途汽车北上了。午后1点多，车停代县城。

代县是一座历史文化名城。凡看隋唐以来的官史、演义，常能见到代州、代县字样，均指此地。其境北自东向西绵延横亘着五岳之一的北岳恒山，山峦间有千古名塞雁门关。传颂千年的杨家将的故事，就发生在这关门内外的古战场上。后人专门在代县城东建立了杨家祠堂，以祀英魂。

下车即见邓福然等着。身边一个青年，中等个头，体瘦干练，她介绍是其儿子。

正午的塞上，阳光明丽，天蓝如靛。我们租了一辆微型面包车，驶向大山的怀抱。山路蜷婉如带，依河谷山势起伏盘曲。两边山崖耸峙，坡梁上偶见的油松泛着苍绿，背阴处不时有冰凌在阳光照射下熠熠反光。

车行将近两个小时，见半山腰上一处灰黄萧索的村落，比起一路的景致反倒逊了色，这就是探马石村。在村口停了车，下来默然而行。看远近四周，幢幢陈年旧院散散落落，从房屋街巷即知村子经济尚处温饱水平。升至村子最高处，走进一个不起眼的农家小院，一排窑洞便出现在面前。

在路上我们给邓福然提了两点要求：一是注意保密，我们要见谁，她去将人悄悄叫来即可，一定不要惊动那支部书记；二是保证我们两个的安全，防止万一出现的不利后果。她和那青年连声保证：“没问题，没问题。”而这一天一夜里，他们是倾了全力来践诺的。为了保证我们的安全，她儿子找了几个同村青年一直守在院子周围，每人手上还备了长木棒，仿佛巡逻队一般。晚上更是加倍小心，彻夜未眠。

后来我们才知道，为了接待我们，邓家全体行动起来。她特意到信用社贷了两千元的款，提前从县城买了猪肉、蔬菜、大米、火腿和烟酒（她不知道我们都不吸烟）。她老伴则把屋里院中打扫了个遍。她仍不住地说：“咱条件差，来是委屈你们了。咱山里人有句话：为了一口气，卖了二亩地。只要能把那支书告倒，卖房子卖地我都干。”

在认真商量后，我们排出了要采访的人的名单，邓福然便安排她老伴及其他几人出去张罗了。临去时，我听到她叮嘱他们：“记者说了，要保密。你们不要一块走，要绕着路走。叫他们天黑了再来，一个一个地来，不要一下子都来。”

晚饭丰盛到近于奢侈：各种熟肉、炒肉菜、炒青菜、蒸莜面、煮红薯等等，土洋结合，摆了一大桌，大概凡能想到的全备上。饭刚吃了一半，得了通知的乡民便脚前脚后进来了。

邓福然忙招呼来人一起喝杯白酒。农民们都很朴实，也不就菜，接过一大盅酒置于嘴边，“滋儿――”一声就喝掉了。

窗外大黑如墨，室内高朋满座。屋里仅有的两张椅子让给了我和小美。来者或盘腿于土炕，或围坐在炉前，或背倚着墙壁，不大的窑洞里挤了八九个人。初起时，这些乡民还略有顾忌，说过一阵后，旱烟抽开了，腿也伸直了，笑也清朗了。没一会，室内烟气弥漫，直熏得我眼疼。

他们讲地道的山里话，这可苦了我们。我农村走往多年，尚有训练，可也只听了个半懂，而刚出大学未久的小美，则如闻天语，不得不让邓福然和我为其进行“翻译接力”。七嘴八舌说村事，义愤填膺骂支书。经过他们多人的反复叙述，到凌晨两点多钟人皆散去时，我们把事情的前前后后终于搞明白了。

山村有60多户人家、250多口人，大伙丰年有余，荒年不足，日子倒也过得去。最近几年，不知怎么地就有人在山里种起了罂粟。其中有从不知何处漂来的外乡人，也有越来越多的本地人参与进去。有了罂粟的暴利，山区的安宁遂彻底打破。

村子周围林深灌密，荒远，常有陌生人潜居。他们穴住洞藏，携枪带刃，在山里开一块田就种上罂粟。从春种到夏采也就几个月时间，每做完一季，则要另换觅他处。当地农民有时进山采药材，偶尔会不期而遇操“蛮语”的外乡人。对方用警觉甚至仇视的目光盯着来人，仿佛看着鬼蜮一样。这农民赶紧说：“走错了，走错了，啥都没看见。”然后逃命似的钻入林中狂奔回村了。到家后一摸，全身衣裳俱湿透，却不知是跑的还是吓的。

有一次，当地一青年上山后便再没回来，家人四处寻找无果。好久以后，别人才在山里一树丛下发现其尸体，已呈腐烂状。据说尸体上有弹洞，大约是中枪致死。还有一次，有人在山上发现了一具被浅埋于土里的尸身，经当地发动周围各村排查死者身份，最后判断其是外地来的流窜者。

有种便有禁。县乡每年都派干部来村里组织民众进山找罂粟，一旦发现即刻铲除销毁。当地人叫这行动是“打洋烟”。因为上级规定并不是“白打”，只要进山每天都能有几块钱的补助，可这等好事在探马石村却只有村支书等少数几名干部独享。另外，这笔补助款最后仍旧落在每个农民的头上，是由大家分而摊之。在乡、村收的摊派中专门有一项“打洋烟款”，每人每年少则80元，多则100元。群众皆出钱，便宜干部占，矛盾就此遍及全村。加上邓福然一家与支书有宿怨，几股反对的力量自然就结合了。

探马石村的党支部书记名叫李得红，上任快两年了，也没给村里办什么事，“打洋烟”的好处他倒是得上了。他进山，无论春夏，总喜欢一个人出动，像个独行客似的，连个伴都不叫，这便引起了大家的怀疑。邓福然的儿子王美生就是疑心并跟踪支书的骨干。特别是他劳教回来后，更是将一腔忿恨化为行动，对支书已到如影随形的地步。找到那块种罂粟的田及拍摄照片，便是这半年来的成绩。

到了8月，王美生又发现了一个蹊跷：村支书家的院门每天都关闭严实，连白天也如此，这在农村十分罕见。他心里嘀咕道：保不齐这家伙又搞什么鬼哩。有一天，他见李得红家的人全都出去了，便悄悄来到支书家的院子后边，顺墙爬到了窑洞顶上，向院里一看，“哇――”，果然关着个天大的秘密：只见支书家的院子当中正晒着一大片罂粟壳。经几天来的阳光照耀，青绿的果壳已呈半干。

“终于揪到了你的狐狸尾巴。”王美生向院子里啐了口痰，便一个翻身下了窑顶，绕至前门的矮墙，又一个猿猴跳跃窜上墙头，如老鹰扑食般地跳进院子里，找了个编织袋迅速把那些罂粟壳一股脑地装了进去，开了支书家的院门，理直气壮地跨到了街上。边走边向四下的村民们吆喝：“快来看啊，这是李得红家搜出来的鸦片！”

有不少人先后围拢过来看，他就打开袋口让大伙瞅个仔细。不多久，几乎全村人都知道了这一惊人消息：支书李得红家里查出“货”了，那抄家者居然是他的仇人王美生。

王美生背着那一袋“战利品”巡游全村一圈后，来到村外路边，搭乘一辆公共汽车就进了县城。这天下午黄昏时分，他昂首挺胸地迈进了县公安局禁毒大队的门，将那些证据如数上缴。

接下来的情况，是我们回到代县城后从公安部门获知的。禁毒大队队长阎丙元接了王美生送来的罂粟壳，当然不敢怠慢，忙叫来几人当场清点，共有462个壳，均是开过刀的，又问了缘由种种，记录在案。

第二天，公安人员持了搜查证，“呜哇”一路警笛嘶鸣，来到探马石，下了车直奔李得红家。一阵抄检，在其南房又搜出216个开过刀的罂粟壳。随后，对李得红进行了传唤。

其后的说法有了分歧：禁毒队传唤了李得红后，李说这些罂粟壳是他奉命上山“打洋烟”时打回来的，准备往乡里交，可乡领导说车调不开，让李先存放在家里。但是，包括邓福然一家及其他一些村民却认为，这些很可能是李得红自己在山里种的，至少也是他发现罂粟后自己开刀取了汁的。“要不然，他为什么要在院子里晾干呢？就是想悄悄拿了去卖钱。”王美生对公安局最终的认定非常不满意。随后，县公安局以“私存罂粟壳”为名，对李得红处以半个月的治安拘留。

李得红出来后，回村继续当他的支部书记。这更让邓福然他们愤怒了。村中几名老党员对记者说：“得红犯了这么大的错，支书咋还能当呢？”他们几次给乡里干部反映这意见，要求撤销李得红的党支部书记职务，另选他人。可没有人听。

更深夜静，四野寂寂。我躺在农家的土炕上，久久难以入眠。窑洞中那消散不去的烟味、汗味以及不知什么味，时而袭击我的鼻孔。

查处

第二天下午，返回县城的我们，分别见到了代县的县委领导、公安局负责人及探马石村所在乡的干部。我们把头一天夜里听来的民声民议，一五一十地讲给这些党的基层干部们听。

县委领导当即表示：责成该乡党委迅速依照党纪有关规定，撤销李得红的党支部书记职务，通过召开党员大会，选举出新的党支部书记；县委、县政府要进一步加大禁毒工作的力度，特别是准备组织力量深入那些偏远山村去检查督促禁毒工作。

此次夜访就此告一段落。对记者来说，有些事只能如此。

回到太原好久了，我还惦记着代县的事。

这天，我正在办公室看稿子，“咚咚”，有人敲门。我刚要张口，门就开了，见邓福然气喘吁吁地站于我的面前。“她一定又是从火车站走来的。”我想。

她对我说：“告诉你个事，李得红被撤职了。”

她从那个旧包里摸索一阵，拿出一个东西，外面用布包裹得很严实。说：“这是我做的10副鞋垫，你和小美一人5副。”边说边打开，露出厚厚的一摞，上面绣了花草鸟兽一类的五色图案。

又闻到了她的泥草味，是踏实清爽的感觉。

“我知道你们城里人不稀罕这个，可这是我熬了好几个晚上做的。”她说。

“不，我很稀罕的。”我接过来，捧着，再不知该说什么了。

（王泓，男，平面媒体记者，以农村报道见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