贵州省少数民族村寨经济的结构转型与社会约束

摘要：自从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的整体经济水平在不断提高，同时，少数民族借助这经济发展的浪潮使其村寨经济也有了明显提升。生态环境、生计模式、社会文化三者共同将我国少数民族村寨经济构筑成总体性的经济社会共同体。然而，我国少数民族村寨经济的现代转型，是在社会制度的约束和引导下展开的。它们不单单展现为外生性的现代化改造机制，更展现为以互惠为核心的内生性社会制度。

关键词：村寨经济 经济发展 经济结构

国力的增强与经济整体的发展，对少数民族村寨的经济转型起到了推进的作用。然而在增长的同时，我们也应该针对少数民族村寨经济发展的结构和动力特征进行详细的分析。资源约束的强制性在中国民族村寨的经济转型中表现得尤为突出，经济的转型关系到人们生活方式是否转变，所以在转型时，一定要从实际情况出发。

一、我省少数民族村寨经济结构的特点

贵州是一个多民族的省份，全省有49个民族成份，除汉族外，世居地少数民族有苗、布依、侗、彝、水、回、仡佬、壮、瑶、满、白、蒙古、羌和土家等17个。

在八十年代以前，我省少数民族的村寨经济结构是主要以粮食种植为主，产业结构等同于“农业”，也可以认为村寨经济的结构构成非常单一，主要的构成形式即为农业，由于受到了地理条件的影响严重，少数民族村寨中也很少有其它产业形式，对于林业、牧业、渔业发展都很缓慢。后来，中国改革开放，随着市场经济的发展，人们的思想也发生了转变，市场经济已经在贵州省少数民族村寨当中初现成效，将单一的以农业为主的经济结构，向更加复杂的产业结构转型，村寨经济结构的构成模式，已经由最初的二级结构转型为三级结构，这种结构的主要模式是由生产结构、类别结构、产业结构这三大类型组合而成的。

二、我省少数民族村寨的产业结构特点

关于产业结构，至今为止，除了发展特别落后的村寨以外，大多数村寨已经形成了以农业为主，并协同二、三产业一起发展的产业模式。工业和服务业的出现，为村寨经济发展带来了机会，加快了村寨经济发展脱贫致富的步伐。从生产结构上来看，农业的产业结构以种植业为主，林业、牧业为辅。重点从事种植业，主要是因为在少数民族村寨中，自给自足的自然经济仍然是占有重要的地位。然而，人们发展副业的出发点仅仅是为了获得货币，以换取生产资料，以及急需的日用品。少数民族村寨的第三产业结构主要是以商业、饮食、服务、运输业为主。在第三产业中，劳务以及运输业，是经济收入的主要来源。

三、我省少数民族村寨经济实现两大阶段的结构转型

在漫长的历史长河中，我国最早的中央集权制度主要是依靠小农经济结构来进行推广的。一方面，使中国的传统经济体制以一个多民族、多样化的情态存在，另一方面也有力的推动了少数民族村寨经济多层次、多结构的历史转型。

我省少数民族村寨经济发展的第一阶段转型，主要是把政治作为出发点。国家从少数民族村寨的生产模式和生产关系这两大方进行了总体改造。在经济基础决定社会性质的认识基础上，以集中的形式对各民族传统经济类型进行强制性转型。在以国家为核心力量的转型过程中，随着传统生产方式、生产关系、社会组织的改变，村寨经济的整体结构也开始瓦解。

我省少数民族村寨经济第二阶段的经济转型，出发点已经开始从政治转向了市场经济。虽然转型的核心仍然是围绕生产方式与经济组织两方面展开，但与第一阶段不同的是，第二阶段的少数民族村寨经济的转型是在环境生态与资源约束、生产方式与产业结构调整、市场经济与传统文化变迁等力量的共同推动下得以实现的。随着社会主义市场体系的建立，为中国民族村寨的经济转型营造了良好的外部环境，同时也为经济转型增添了动力。

四、我省少数民族村寨经济的社会约束

对于少数民族村寨而言，社会约束在两大层上可以得到充分的体现：其一，在现代历史发展的过程中，政治与经济制度变革的力量，通过对少数民族村寨的生产模式、资源配置的全面重新构造，进而构成的外生性的社会制度性约束。其二，不同的少数民族村寨共同体，依赖传统社会组织对经济要素的结构性操作，所延续的内生性的社会制度性约束。可见，在国家与市场强大的外部力量的主导下，少数民族村寨经济因为传统经济的整体性和独立性极大丧失，进而发生了根本性质的转型。但同我们也应该注意到，传统的经济体系并不是因为这种转变从此就土崩瓦解了。少数民族村寨社会结构的延续，不仅仅从根本上保证了它经济要素的继续存在，而且还在与现代因素的相互交织、融合中，让经济转型呈现出长期的过渡状态，不断趋向于更为多样化模式的发展。

少数民族村寨经济在现代转型中所遇到的困难，可以充分的从两种约束力量中得到解释。但是二者之间的的关系并不只是相互抵触，更多的还是相互融合。将约束力化为少数民族村寨经济发展动力，少数民族村寨经济的转型是传统与现代、经济与社会相互交融碰撞的，充满多重色彩，呈现了多元化的发展方向。

五、总结

综上所述，少数民族村寨经济的现代转型是在社会制度性约束的指导和制约下开展的，它不单单体现为国家与市场主导的、外生性的现代化改造机制，更体现为这两种制度之间相互融合的可能性。正因如此，解决少数民族村寨经济现代化转型问题的关键便是两种制度之间的相互适应。这就需要我们要进行更加深入的调查，积极探寻解决制度之间相互约束的方法。我们必须在对外生性制度的持续反思和审视中，不断的去尝试、认知并且积极发展内生性制度中的合理方面，从而在有效降低相关社会成本中增强制度的针对性和适用性。另一方面，少数民族群体也需要更主动地参与社会主流，从而制度的约束中更好地实现自身的现代转型。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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