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警察故事”

这场被媒体誉为：不能宣传且作者无法出席开幕的艺术展上，被另一场“损坏，撕毁与阻止”的“行为艺术”抢占了风头。展览以“红、白、蓝”这三种颜色命名，绕不开牵扯进作者身份的个人经历，家国命运，国际政治等方面的深刻思考，而展览本身巨大的悖论也不言而喻。而作为执法者警察的出现，更是把整个展览划入了犯罪事件的范畴。

这种将艺术场域同犯罪现场的微妙转化令人有种似曾相识的感觉：在两个月前，距离此地8349KM的法国奥赛德美术馆也被警鸣打破了应有的宁静：表演艺术家罗波提斯在名画《世界的起源》前张开下体，与名画同步。两个远隔万里的艺术事件就如同两场敏感度测试，危害公共治安同危害艺术语言在不同维度里都被犯罪的定义囊括。也许应景的警笛恰合了他们的本意，整个事件犹如一场预知死亡的欢庆典礼。

但拨开所谓犯罪的表皮，屏蔽身边充斥着为博人眼球的媒体与文艺愤青们“艺术自由”的叫嚣，在异常活跃的今日艺坛中，警察作为“犯罪”的对立面，日益成为艺术作品及艺术家哄炒的手段之一，二者相生相悖，既谈之色变，又不可或缺。也许今日某些艺术者已经模糊了每件作品和事件背后身体，社会与意识形态的所指，甚至连艺术家的身份也可以同新闻工作者互相置换，借此好好赚足点击率才是正道。

如果以商界的标准，为艺术界中的商业行为划定一个三重底线（即企业必须履行最基本的经济责任、环境责任和社会责任），而并非固守“名声大噪”这一业内守则，是否“救救艺术”这样急促的呼声会得到缓解。

艺术家有表达话语的权利，但他更大的使命远不是肩负政治。艺术创作也不应是一场预谋，更像是一种自发的表达，充满人性的关怀。借警察之手大谈反叛与革新，只会让更多的观者误入歧途。此景正应了隋建国在1994年雕塑展的标题“艺术家没有解决社会问题的必然使命”。

时至今日，频频爆发的冲撞令你我不得不思考，谁才是这一幕幕戏剧的最终受害者。谁又该为我们日益贫瘠的精神土壤负责。谁才是这一场场“犯罪”里真正的“罪犯”。（文/曲海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