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俄金融体制转轨模式的比较分析

摘要：中国和俄罗斯经过多年的金融改革，大大改变了金融制度环境，取得了较大的成效。通过对两国金融体制改革路径的评析和中央银行改革、政府职能定位和金融市场存在问题等方面的比较，本文得出结论认为，必须增强转轨国家中央银行的独立性，从而有效保障央行货币政策目标的实现；必须准确界定证券市场的功能，科学推进证券市场的发展；必须加强中小银行建设，满足转轨国家中小企业的融资需求；必须加强转轨国家在金融转型进程中政府职能的重新定位。

关键词：中国；俄罗斯；金融体制；转轨模式

一、中俄金融体制改革的路径选择评析

1990年代以来，中国和俄罗斯相继实行了金融体系的制度变迁。由于国内政治、经济环境的不同，两国选择了不同的改革路径。实行激进转轨的俄罗斯，在较短时间内摆脱了旧体制的束缚，迅速建立起适应市场化需要的单轨运行的金融体制；金融的对外开放程度很高，在较短时间内实现了经常项目的完全开放和资本项目的高度开放。实行渐进转轨的中国，金融改革形成了新旧两种体制长期并存的局面，旧体制的弊端无法迅速根除，新体制的优势也难以充分发挥，致使金融企业的改革明显滞后。

从中俄两国金融改革的相似性看：第一，这两种改革都建立了中央银行为主导的二级银行体制，都构建了所有制主体多元化共同发展的金融中介体系，而且，金融中介的股份制、商业化和市场化的经营机制也已经建立，大部分金融市场制度建设已经基本完成。第二，目前，这些国家金融体系总体弱小，未能形成与发达国家相抗衡的竞争力，在经济中的职能作用还远未能有效发挥。金融市场环境建设、金融市场主体建设、金融市场规制建设以及金融市场理念建设等都很不完善，需要相当长的时间逐步加以提高。

所不同的是，俄罗斯对国有银行业的垄断已基本被打破。除了极少数由国家出资并受国家控制的储蓄银行、对外贸易银行和工业建设银行等商业银行以及一部分由国家控股的从属于一些工业部门的银行，其余的大部分商业银行均属于完全按照市场化运作的不受政府控制的股份制银行和外资银行，尤其是外资银行在俄银行业中占有重要的地位，其资本占俄银行业的资本比例已经超过1／4。目前，俄罗斯金融体系运行状况趋于稳定，对经济增长的作用愈加显著。而中国大量存在的是以国有控股为主体的金融机构，且大部分又属公有制性质，只有几家完全民营或民营控股性质的金融机构和少量的外资金融企业。国家仍然在银行领域占据主导地位，银行之间仍然存在着较多的行政关系，这使得银行商业化和市场化的金融创新运行机制不能充分发挥作用。目前，中国试图通过引入多元化的投资主体以打破国有独资单一产权结构。

总的来看，中国前一阶段的金融改革保证了金融环境的稳定，从而保证了我国经济多年的稳步增长。但中国金融领域潜藏着复杂的问题，面临着“入世”后巨大的金融风险压力，又亟须实现金融改革目标和路径的整体市场化推进。俄罗斯虽历经危机和动荡，但金融体制改革已经基本到位，这从长远来看是符合未来发展要求的。由于实体经济的衰退以及中央银行的独立性问题未能正确定位和有效解决，金融基础设施建设还处于发展和艰难的完善当中。因此，如何在已有金融改革成果的基础上加速推进中国的金融体系建设，成为改革迫切需要解决的问题。

二、中俄金融体制改革面临的问题比较

1、中央银行的独立性有待提高。

转轨以来，中俄都建立了中央银行为主导的二级银行体制，央行的独立性都有了提高，而且，俄罗斯央行的独立性较中国大，但两国中央银行在一一个很长时期内未能改革成为真正的中央银行。这表现在：

第一，从中央银行的隶属关系看，与发达市场经济国家还有很大的不同。中尉人民银行至今仍是国务院的重要行政隶属机构；俄罗斯央行对国家杜马负责。中俄政府或议会在央行政策制定上起很大的作用，致使中央银行独立制定和执行货币政策的权力被削弱。在行长的任命上中俄受制于政府或议会，他们的任期基本和政府首脑的任期一致，随着政府的换届，银行的最高决策机构也会发生相应的变更，有时甚至中途行使任免权。

第二，信贷资金的财政化现象依然存在。由于央行与政府之间的隶属关系没有完全摆脱，中央银行不能有效履行其职能。政府财政预算可以通过向央行透支的办法来解决或达到平衡，有时信贷资金的财政化由前期的直接性转变为后期的间接性，这个现象在中国和俄罗斯、东欧国家依然存在。但俄罗斯更多表现为前者，如在1998年金融危机以后，俄一改以往不向政府提供用于弥补财政赤字的贷款规定，又重新规定中央银行可以向政府提供季度性的用于弥补财政收支小平衡的贷款；而中国更多表现为后者，如信贷资金在国家控制下向国有企业的注资，实质上是在间接履行财政义务。

2、中俄金融转型中政府职能需要重新定位。

为顺应全球金融自由化的发展，俄罗斯等激进转轨的国家在金融领域采取了急于弱化管制的自由化改革措施，从而在较短的时间内使金融市场得到发展。但由于过快过早地放弃政府对金融的必要调控，金融转型中政府职能被严重弱化，失去了内部和外部的有效监管，加之经济政策措施多变，市场运作规则不能得以有效贯彻实施，致使金融体系运行脱离实体经济，并在金融领域引发了频繁的金融危机。同时，由于政府职能的严重弱化，金融业出现了新的市场垄断问题。俄罗斯转轨以来频发的金融危机和由此造成的不良后果，其实质是急于求成的金融自由化与无效而乏力的政府监管，造成了金融部门的脆弱性。

相反，中国一开始就选择了渐进式的改革路径，金融改革中政府一方面实施需求诱致性的金融制度创新，同时又执行强化管制和严格限制金融机构的市场准入，限制其业务范围和业务活动自由度的政策。政策上分业经营的严格限制，致使金融机构问的竞争是有限的。直到目前，中国金融体系的特征依然是政府主导型的。诚然，政府对经济保持有效的调节是至关重要的，这至少可以保证金融市场化改革次序的有条不紊。但由于政府的行为导向过于明显，对金融管得过多，且基本上是一种粗放型的管理，因而效率不高，创新不足问题颇多。

在金融全球化时代，随着转轨国家金融体系全面融入全球金融市场，任何外部因素都将对转轨国家金融产生较大的影响，甚至带来金融风险。这“使得政府的作用更为重要，它不仅体现在应付这些冲击(如金融危机)，而且体现住帮助人民和企业抓住全球市场的机遇上”，在这一过程中，政府在宏观调控、计划指导、法制构建和市场监督等方面都要实行转轨。

3、中俄金融市场发展等若干问题。

第一，由于中俄都存在金融制度创新准备工作明显不足的问题，因而，转轨过程中刚刚建立起来的资本市场，有先天性的缺陷，致使以股票和债券为特征的风险型金融中介体系至今未能走向有效而规范化的运作。

第二，总体上资本市场规模明显偏小，少数投资

者(如厂商、银行)在市场份额中占据垄断优势，在中国国有企业占有垄断的市场份额，在俄罗斯外国投资者和本国的金融工业集团占主导地位。

第三，俄罗斯股票市场和国家有价证券市场对实体经济的贡献十分有限；而在中国，证券市场仅仅是给企业提供了一条融资渠道，流通股所占的比重较小，这只是单纯发挥了证券市场融资。此外，中俄两国资本市场对企业和金融中介治理结构影响普遍还很弱。

第四，以养老金、人寿保险和互助基金为主的机构投资者普遍发育不足，数量和种类都很少，在很大程度上制约了证券市场的发展和金融中介的治理。

第五，金融市场开放后金融监管体系不健全，防范金融风险的能力差。

第六，转轨国家金融体系普遍存在以大银行集中资产为主导，证券市场作为重要组成部分，而中小银行发展缓慢且资产比重小的特点，这严重影响到占有重要地位的中小企业的融资和发展。

三、中俄金融体制改革的若干启示

通过对中俄金融体制改革路径选择的评析和金融体系构建中存在问题的比较分析，可以得出几点启示：

1、中央银行的独立性必须增强。历史经验表明，在维系宏观经济和金融稳定方面，拥有独立的中央银行的国家，更为成功。转轨国家由于市场发育先天不足，直到目前仍然没有形成较为完善和发达的市场经济体系，因此，像发达国家中央银行那样在金融管理职能上单纯发挥以利率为中心的货币政策传导机制的作用，会使转轨国家中央银行金融管理职能作用的发挥大打折扣。俄罗斯中央银行自由化的改革模式对金融稳定和社会经济稳定造成的负面影响值得中国借鉴。

2、必须准确界定证券市场的功能，科学推进证券市场的发展。在资本市场的所有功能中，融资功能是基础。但单纯局限于筹资功能的角度发展资本市场还远远不够，必须要进一步拓展其他形式的功能，其中，融资结构的变化对公司治理的影响是很重要的方面。资本市场以其“用脚投票”和“用手投票”的机制对企业和金融中介的公司治理结构施加影响，强化了企业(或银行)内部管理层的外部约束力，真正实现政企分离，从而保护股东的权利。但在实践中，转轨国家由于相关的制度安排不合理，降低了公司治理监督与制衡机制的效率。因此，证监会积极加强管理，提高资本市场的质量成为当务之急。

3、加强中小银行建设，满足转轨国家中小企业的融资需求。在转轨国家，中小企业是经济增长的主力。满足中小企业的融资服务需求，是金融市场发展的重要的内在要求。而转轨国家金融体系普遍存在以大银行集中资产为主导，中小银行发展不够且资产比重小的特点。这样的市场结构造成了中小企业的融资明显不足。在这种情况下，大力发展中小银行，并将其上升为银行体系的中坚力量，才能满足中小企业的融资需求，从而促进转轨国家的经济发展，解决大量的社会问题。当然，为了重塑转轨国家中小银行的良好形象，必须在提高门槛、加强监督的基础上为中小银行的发展创造宽松的环境，而不是人为地限制其发展。

4、必须加强转轨国家在金融转型进程中政府职能的重新定位。转轨国家政府在金融体系构建中，政府职能的转换应顾及现代市场服务型政府在经济管理和职能上的一般性和转轨国家自身的特殊性。特别是要把反金融垄断、促进金融市场健康有序运行，保证金融机构稳健经营，防范和抵御金融风险，保证国家的金融安全作为职能转换的重点。其中，重要的方面是必须完善金融监管体系和提高金融监管的有效性，政府要赋予监管当局高度的自，保证其充分运用各种监管措施和惩罚手段，否则，监管宽容只会加剧现有银行问题。政府要提供和保障与金融相关的公共产品的供给和强化政府的服务性的职能，尤其是加快人事制度改革，按照全球化的金融标准健全金融基础设施，重新定位政府的服务性职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