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别让我走》中克隆人的伦理困境

[摘要]改编自英国日裔作家石黑一雄同名小说的电影《别让我走》是一部独特的反映克隆人问题的科幻电影。影片中的克隆人是作为一般意义上的器官捐献者被创造，但也是作为特殊意义上的人类而存在。他们不仅外表和人类无异，而且身体里竟然也会住着和人类难以区分、甚至更加纯净的灵魂。然而他们的伦理身份无法确定，他们的伦理意识被人类怀疑，他们的生命伦理被人类践踏。他们所面临的伦理困境让人类不得不审视自己的行为和伦理选择是否正确。

[关键词]克隆人；人类；伦理困境；《别让我走》

一、引言

“克隆人”一直是科学界最具有争议性的话题之一。我们该不该克隆人？如果克隆人存在，那么他们的身份又是怎样的？他们有没有灵魂？他们的生命与我们有何不同？这些问题，引起人们对克隆人一系列伦理问题的困惑。尽管《联合国关于人的克隆宣言》已明文规定禁止克隆人，但人们从未停止过担忧。改编自英国日裔作家石黑一雄同名小说的电影《别让我走》就是这样一部反映克隆人问题的、独特的科幻电影。它与《逃离克隆岛》《第六日》等关于克隆人的科幻电影不同，没有对克隆技术的描写，没有跌宕起伏的情节和精彩的打斗，没有变异和特异功能等神秘色彩，而是从一个克隆人的视角展现了他们的遭遇及内心世界。影片从始至终都是以一种灰暗的色调为主，伴随着克制舒缓的节奏，悲怆的宿命基调，给观众留下无尽的忧伤感。克隆人的悲惨命运是如何造成的？他们究竟面临着怎样的伦理困境？

二、我是谁――克隆人的伦理身份困境

克隆人首先面对的一个问题是伦理身份困境。“伦理身份是指个体在一定的伦理关系中的归属和定位。”[1]而克隆人的伦理身份应该如何界定？“我是谁？”――电影中以凯西为代表的克隆人从未停止过对这个问题的追问，这表现出“主体对自身认知的渴望”[1]。

电影是以一连串的DNA字符开篇的，然后是关于医学的新突破――一切疾病均可治愈、人类人均寿命可以超过一百岁的背景介绍。从凯西的叙述中可知，这些所谓的突破与一群特殊的器官捐献者，即克隆人有关。电影并没有明确地称之为克隆人，而是大部分时候称之为学生，因为他们的外表和普通人并无两样。从凯西的回忆中，我们可以看到他们也曾是一群可爱的孩子，一双双炯炯有神的眼睛、一张张稚嫩的脸在灰色毛衣的衬托下显得格外忧郁。他们身着统一的服装，年龄几乎不相上下，喝着同样的牛奶，有着同样的步调。我们不禁疑惑，他们是谁？他们的父母是谁？他们来自哪里？似乎谁也不知道。他们的名字是以字母命名，如凯西・H、汤米・D，他们手腕上的身份识别链也许是识别他们的唯一标志。

电影始终都没有展现过他们的家人或是与家人的联系。他们是谁？校长只是一直告诫：他们是特殊的。这种特殊性从一开始就显现出来。校长声称天下所有的人都可以抽烟，就是海尔森的学生不能抽，否则后果很严重。对他们来说，健康是最重要的。这里暗示着他们作为器官捐献者的首要任务。这就是他们被带到这个世界的目的。他们唯一的身份就是捐赠者。然而，他们长期以来生活在一种“被告知却又没有被告知”的状态，关于“捐献”的事情，他们似懂非懂，因为从来没有监护人正式地跟他们提过此事。

在黑尔森度过了欢乐而懵懂的童年之后，孩子们被分到了不同的地方，等待着发育成熟后捐献器官。凯西、汤米和露丝一起被分到了一个与世隔绝的村舍。正处于青春期的克隆人此时对自己的身份有着越来越强烈的兴趣与好奇心。他们渴望知道自己的身世，他们想通过找到自己“可能的原型”了解内心深处的自我或者预知自己的未来。[1]一天，露丝十分激动地告诉凯西，克莉西和洛尼（比他们早一年来到村舍的情侣）外出时看到了露丝“可能的原型”。对于没有自我认同感的克隆人来说，通过窥视“可能的原型”来想象自己的身份是一件多么令人兴奋的事情。于是，露丝在朋友们的陪伴下满怀希望地寻找“可能的原型”来确认自我的身份。

当发现那个身着蓝色职业套装的办公室女士并不是自己的原型时，露丝失望至极，她的自我意识崩溃了。她甚至怀疑自己的原型就是“人渣”“吸毒者、、酒鬼、流浪汉，甚至罪犯，只要不是疯子”。同样，作为一个善于观察、善解人意的女孩凯西也不自觉地从色情杂志的中寻找自己的原型，理由是她觉得自己的很旺盛。不管是在生理还是在心理层面上，这些克隆人无法确认自我身份，难以产生自我认同感，因而变得极其自卑。这也解释了极度缺乏自信的露丝为什么会模仿电视上人类情侣间的亲密动作对汤米调情；在外出时假装对人类实际生活很有了解，但真正点餐时却又不知所措。他们想从模仿人类的行为中得到自我身份的认同感。当他们想通过“自己的原型”确认自己的身份并失败后，他们彻底崩溃了。他们丧失了自我，找不到在这个世界上的归属感，这也许就是他们最后没有反抗、任人类屠宰的原因所在。

三、我有灵魂吗――克隆人的伦理意识困境

伦理意识是文学伦理学批评中的核心概念之一。根据文学伦理学批评的观点，“由于理性的成熟，人类的伦理意识开始产生”[2]。人之所以进化成人就是因为“人具有理性，而理性的核心是伦理意识”[2]。也就是说理性尤其是伦理意识是区别人与兽的本质特征。以此观点反观电影《别让我走》，我们不禁会问：克隆人是人吗？他们有理性吗？他们有灵魂吗？对这些问题的思考有助于我们理解电影中“克隆人”的伦理意识困境和他们所做出的伦理选择。

电影其实一直都在极力展示克隆人与普通人实在没有太大的区别。从凯西的回忆中，我们可以知道，凯西与露丝和汤米之间也曾有过友谊，有过争吵，有过和好，还有过纠缠不清的三角恋。他们在海尔森也接受各种形式的教育，生物、画画、打球，甚至他们的优秀的绘画作品和诗歌还会被送去玛丽克劳德夫人的艺廊里展出。然而这正是学校的残忍之处，一方面创造出他们的肉体，另一方面却又赋予他们感情和灵魂。[3]其实，学校办艺廊的真正目的并不是检验他们的品格，而是想从画作里窥视克隆人是否也有灵魂，或者是否是人。海尔森是“最后一个考量器官捐赠伦理的地方”，至于捐献者是否也是人这个问题根本没人关心，因为“如果要人类重回黑暗，为各种癌症和罕见疾病所苦，他们只会断然拒绝”。最后海尔森的关闭意味着克隆人的命运就是直接成为人类器官的供体而存在，根本不可能被看作是人。“克隆人非人”的判断看似是基于克隆人没有灵魂、不足以成为人类的事实；但实际上是人类把自己的利益凌驾于一切之上而做出的“反伦理的行为”[1]。

难道克隆人真的没有灵魂吗？当露西老师告诉学生们真相时，一阵风把老师的讲义吹落在地上，汤米将它们拾起放回桌上。孩子们得知自己残酷的命运却没有埋怨和反抗，只是默默接受。当露丝向凯西表示忏悔不该抢走汤米并希图赎罪时，流露出了她善良的本质和人性的光辉。当他们三人重逢讨论时，他们把捐献的次数多看作自己的荣耀和责任。从他们的天真无邪和无私奉献中，我们看到的是克隆人高贵的灵魂和符合他们身份（作为器官捐献者）的伦理选择。

而与之对照的人类，却显得无比冷漠和自私。当夫人来海尔森收集画作时，孩子们满怀期待地出来相迎，而夫人却像害怕蜘蛛一样地躲过他们。当孩子们欢呼雀跃、激动地问邮递员送来什么玩具时，邮递员只是冷冷地简单重复孩子们的话。当凯西对送蔬菜的送货员满面笑容地表示感谢时，那人却是看都不看她一眼转身就走了。最刺痛人心的一幕是，当监视器告急发出嘀嘀的警报时，医生们依旧毫无异色地从露丝身上取出一大块脏器，然后拔下呼吸机将其弃之于手术台上。这些场景无不让人看到人类的残忍和无情。这一切不禁让我们扪心自问，人类还有灵魂吗？人类还有理性吗？丧失了理性的人类还能称为“人”吗？“另一个世界的人，（获得了我们的捐献）生活会更好吗？”正如凯西在片尾追问，这一切让人质疑。

四、我的生命有何不同――克隆人的生命伦理困境

一个人的出生本是偶然的，并无特殊目的性，于是，他便成为存在主义哲学意义上的人――“存在先于本质”[4]。这就意味着“人是自由的，具有无限可能性，可以选择并创造未来”[4]。然而，影片中凯西等克隆人的出生是作为工具的目的性存在。他们要为将来可能罹患重病的人类提供器官。其实他们和任人宰割的猪羊没有什么区别，只不过他们向人类提供的是器官。他们失去了自由，失去了可能性，失去了未来，而且他们没有任何反抗的余地，因为他们的自纵在人类手里，或者说他们的自已经不可逆转地被人类剥夺了，他们的生命伦理被人类随意践踏。

可实际上，与人类一样，克隆人同样希望能够有尊严地存在，渴望生命能够延续。甚至在黑尔森流传着这样一个传说：如果克隆人情侣能够证明他们之间的感情是真挚的，他们就能申请缓捐，从而延长3～4年的生命。凯西和汤米重拾爱情后，打算申请缓捐。为了证明他们的感情，汤米翻出了自己所作的厚厚的一叠动物画，那是一幅幅充满想象力和创造力的画，在画中他画出了自己对于生命的理解和生命的脆弱。对于他们的命运，他们没有反抗，而是企图通过画作证明他们的感情而延缓死亡。观众也许会问，这样人类会允许吗？可是，人类根本没有在乎。

当凯西和汤米来到当年选画的女士家申请缓捐时，他俩恰巧重逢了儿时的校长。他们被告知成立艺廊是要看他们有没有灵魂，而且“根本没有缓捐的事情”。校长的话彻底击碎了他们最后的幻想和求生的欲望。在返回的途中，汤米对着黑暗的天空绝望地发出撕心裂肺的呼喊让人感到痛心。他似乎想知道，尽管他们有爱的渴求和生的欲望，但却为什么没有这个权利；为什么他们的生死都由人类来决定。他们永远也不会明白，作为工具的目的性存在决定了他们只是被人类利用的对象，永远不可能被人类认为是真正意义上的人。克隆人的命运就犹如影片中反复出现的那只木船独自搁浅在沙滩边，被人遗弃。

汤米最后一次捐赠之前的那个眼神虽然含着暖意和歉疚，但也依然看得出无限留恋。人类之残忍与克隆人命运之悲惨在影片中交织在一起，让人感到震惊和窒息。影片最后凯西的一段独白正是代表这些生灵对人类的含泪垂问，她说道：“我所不确定的是，我们和受赠者的生命有何不同。生命都会终结，也许没有人真正明白自己的遭遇或觉得自己活得足够。”影片到此戛然而止，留下一个让人类深思的问题。然而，谁都知道，那终结在手术台上的生命与你我并不会不同。

五、结语

史铁生曾说，死是一件无须着急的事，是一件谁也无法错过的事，一个必然会降临的节日。正如影片中所言，“生命都会终结”，这本来是一件自然而然的事情，但人类掌握了生命科学的奥秘之后，便忍不住要用已有的技术来干预生命的进程，他们制造生、延缓老、解决病、抗拒死，不惜用更年轻旺盛的机体来续写或者重写自己的人生。影片中的克隆人作为一般意义上的器官捐献者被创造，但也是作为特殊意义上的人类而存在。他们不仅外表和人类无异，而且身体里竟然也会住着和人类难以区分、甚至更加纯净的灵魂。他们拥有人的一切感情和欲望，却没有作为人的权利。他们被人类当作动物一样宰割，然后被人类终结生命。我们不禁要问，人类有什么权利这样做？在科技发展与伦理道德之间，人类应该做出怎样的抉择？克隆人这一技术到底是罪孽还是福祉？答案在电影中显而易见。

[基金项目] 本文系湖南省哲学社会科学基金项目（项目编号：14WLH15）和湖南省教学改革项目（项目编号：湘教通〔2015〕291号：479）资助成果。

[参考文献]

[1] 杜明业.《别让我走》的文学伦理学解读[J].外国文学研究，2014（03）.

[2] 聂珍钊.文学伦理学批评：基本理论与术语[J].外国文学研究，2010（01）.

[3] 李里.浅析《别让我走》中的反乌托邦色彩[J].电影文学，2015（03）.

[4] 刘晓华.克隆人的身份危机与伦理困境――解读科幻小说《镜舞》[J].焦作大学学报，2014（04）.

[5] 朱小丽.《别让我走》：一首人性缺失的悲鸣曲[J].江西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3（05）.

[作者简介] 马慧（1981―），女，湖南湘潭人，硕士，湖南科技学院讲师。主要研究方向：英美文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