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何其芳的双重痛苦与双重失败

摘 要：何其芳是一位著名诗人、散文家，早期曾以诗歌集《预言》和散文集《画梦录》驰名文坛，被视为京派作家后起之秀。抗战爆发后，他于1938年8月毅然奔赴延安参加革命，成为文艺理念的忠实实践者，是20世纪文化界“被改造”的知识分子典型。但他的领袖崇拜与人格缺欠给他带来双重的痛苦与双重的失败。

关键词：何其芳；政治信仰；双重失败；双重痛苦

中图分类号：I206.7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0257-5833(2012)08-0187-06

何其芳曾是一名著名的诗人、散文家，他早期的诗歌集《预言》和散文集《画梦录》凄美而哀婉，是所谓充满着孤独而苦闷的小资产阶级情调的作品，显露了唯美主义倾向，并以此驰名文坛，被视为京派作家后起之秀。抗日战争爆发后，他于1938年8月毅然奔赴延安参加革命，同年11月写了《我歌唱延安》,朴素而真诚、喜悦和憧憬溢于言表。不论在怎样的情形下，对于延安，何其芳始终都坚持着一个原则，这就是赞美与歌颂。何其芳逐渐成为文艺理念的忠实实践者，并且在相当长时期内处于文艺界的领导地位。他是20世纪文化界“被改造”的知识分子的典型。樊骏在1997年何其芳逝世20周年纪念会上说：

何其芳是一个值得研究的对象，是一个有好多问题可以研究也需要研究的作家，但是到现在为止还有不少问题没有得到应有的具体深入的探讨。①

十五年过去了，还有很多问题需要研究和探讨。何其芳虔诚地信仰马克思主义、崇拜，他的信仰和崇拜是发自内心的、主动的、非功利的。从他1976年复出之后的最后一部作品《之歌》就可以证明这一点。大多数重新复出的作家要么是对自己人生经历的回顾，要么是对中国文艺路线的反思，只有何其芳是一以贯之地歌颂，而且仍然是以时期的思维方式，如他在《之歌》中写到：

思想的阳光使我们温暖，使我们生气蓬勃，使我们像绿色的植物一样茁壮成长。它照到哪里，哪里就亮。一个真正的无产阶级的革命者，一个真正受到思想阳光照耀的人，他的肉体可以衰老，但他的精神却永不衰老。……这就是永远应该感谢的照亮了我们一生的金色的阳光。②文艺思想在何其芳的手里，成为放之四海而皆准的绝对真理。何其芳到底是个什么样的人？他被“金色的阳光”照亮了一生，他真的就幸福吗？

一、 何其芳为什么去延安

1940年，《中国青年》杂志向何其芳出题征文《你是怎样来到延安的？》，人们对何其芳去延安的动机产生怀疑，曾说：阶级出身决定对革命的态度。何其芳优越的家庭环境，浓厚的小资产阶级情调，看上去离延安很是遥远。所以他的动机是否纯粹和革命改造是否彻底一直是人们关注的问题。但何其芳认为这是“再平常不过了”，他在《一个平常的故事》中回答说：

我来到了延安。难道还真需要一点解释吗？因为我曾经写了《画梦录》？这不是一个好理由。……它和延安中间是有着很大的距离的，但并不是没有一条相通的道路。

何其芳好像回答了人们的疑问又没有回答什么。《画梦录》与延安的距离确实使人产生疑问，正如何其芳在《一个平常的故事》中所写：“当我把这一类的感触告诉一个参加过‘一二?九’运动的同志，‘我们不同’，他说，‘我们的道路是很容易的，就像自然而然地走到了这里一样’。是的，他们是成群结队地、手臂挽着手臂地走到这里来的，而我却是孤独地走了来，而且带着一些阴暗的记忆。”别人因为没有写过《画梦录》这样唯美主义的作品，没有浓厚的小资产阶级情调，所以不需要蜕变，是“自然而然地”，而何其芳是突变的，当然需要过渡的桥梁。

我试图回答这个问题，我以为，何其芳之所以到延安是因为当时的他缺乏信仰，他到延安去是为了寻找信仰，他是一个需要信仰支撑的人。他到延安来之前的状态正如他在《一个平常的故事》中所说的：

我回顾我的过去：那真是一条太长太寂寞的道路。我幼年时候的同伴们，那些小地主的儿子，现在多半躺在家里抽着鸦片，吃着遗产，和老鼠一样生着孩子。我中学时候的同学们现在多半在精疲力竭地窥伺着、争夺着或者保持着一个小位置。我在大学里所碰到的那些有志之士，多半喜欢做着过舒服的生活的梦，现在大概还是在往那个方向努力。从这样一些人的中间我走着，走着，我总是在心里喊，“我一定要做一个榜样!”我感到异常孤独， 异常凄凉。

何其芳不愿像他的同类那样“抽着鸦片，吃着遗产，和老鼠一样生着孩子”。他认为，他如果不出来，就可能会死在那样的环境里。正如他在诗歌《即使》里说的：

即使是沙漠，是沙漠的话，

我也要到沙漠里去住家，

把我飘零的身子歇下；

即使那水土不适宜于我呀，

总适宜，适宜于我的死吧。

要死也死在外面，哪怕是沙漠里。[注：何其芳：《何其芳全集》第6卷，河北人民出版社2000年版，第352页。]他曾经试图将文学作为一种信仰，但文学究竟太过单薄，不能承受其重。他要摆脱过去的生活，就必须走出去，寻找另一种完全不同的生活，于是，他选择了去延安。他首先是为了摆脱无聊而去延安的，因为“每一个夜里我寂寞得与死临近”，“清楚地想到一个诚实的个人主义者除了自杀便只有放弃他的孤独和冷漠，走向人群，走向斗争”。同时，也带着寻找信仰的心情来延安。但是，何其芳并不知道延安到底是什么样的，能否既找到信仰，又不丢失自由。我们看到在他来延安的路上对延安的期盼：“当我坐着川陕公路上的汽车向这个年轻人的圣城进发，我竟想到了倍纳?萧离开苏维埃联邦时的一句话：‘请你们容许我仍然保留批评的自由。’”（《一个平常的故事》） 所以，虽然他之前的生活与延安的生活有着很大的距离，然而正是这个距离促成了他的向往，促使他走出原来那个令他窒息的环境。他是既要信仰，又要自由的。但是，他没有想到，在当时的延安这两点是不能两全的，革命并非像他想象的那样浪漫美好。

二、 何其芳的领袖崇拜与人格缺欠

在延安，何其芳希望自己是一个关心政治的艺术工作者，同时也是一个诗人，我们从何其芳1941年创作的《叫喊》中可以看出他的愿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