隐居都市的“农民农”

在都市生活中，他们是一个被人们的视网膜自动过滤的群体。当菜场中的泥泞与嘈杂遮蔽了人们的感官，当菜品的价格高低、新鲜与否吸引了所有的注意力，没有人再去留意这群满面尘灰十指乌黑、操着外地口音出现在菜场的农人来自何方，又去向何处，偌大的城市里，他们栖身在哪里。

然而，与之相关的另外一个词却一直颇受关注——“菜篮子”问题，每隔几年，它便以“姜你军”、“蒜你狠”、“豆你玩”等各种形式卷土重来。

是时候让我们重视这群从内陆农村背井离乡来到上海的“农民农”和他们的实际生存需求了。华东师范大学社会发展学院日前的课题报告《都市庄客——城郊“农民农”群体的边际生存与发展对策研究——基于上海的实证调查》（以下简称《“农民农” 调查》）中，他们有了一个与农民工相对的名字——“农民农”。

“隐居”上海

小隐隐于野，中隐隐于市，大隐隐于朝。 如果没有华东师范大学社会发展学院学生们的带路，人们不会注意到，在上海闵行区塘湾镇莲花南路旁如荫碧树的掩映下，有一座座低矮的棚户。一条铺满碎石和煤灰的道路，和柏油铺就的主干路不露痕迹地完成了交接，我们所熟知的城市忽然变了样，原来，这里“别有洞天”。

眼前俨然是一座位于内陆乡间的村落，农田仿佛一块块旧手帕被杂乱摊放，既不整齐，也不广袤。河里的死水上漂浮着藻类植物，散发出腐败的味道。穿梭于水沟与肥料堆之间寻寻觅觅的，是满身污秽的鸡鸭鹅狗和几个未及总角的孩子。 这些与之前看到的公路，只不过一排树木和一座土墙的距离。

华东师范大学社会学研究所所长文军在接受采访时表示，多年来自己一直带领学生们致力于对郊县农民的研究，在调查的过程中逐渐发现，上海的外来农民群体很大，占到了上海农业全行业从业人员的41.6%。之所以将这一群体列为重点调查对象，并取名“农民农”，是因为四年前的一次偶然。

“当时学院里一位叫李露萍的大一学生，参加了学校组织的志愿者家教项目，为贫困家庭的孩子提供课余的义务家教服务，因而结识了就读于闵行区塘湾民办小学的陈刚。陈刚当时上小学二年级，因为患有先天性心脏病，动手术落下了一些课。”

到陈刚家里补课，是李露萍第一次走进“农民农”的家中，虽身在上海，可眼前迥异于城市的生活环境使李露萍感到震撼，并开始对这个“外来务农人员”的群体开始小范围调查。

一年前，华东师范大学社会发展学院“农民农”课题组正式成立，针对“农民农”群体的第一次大规模深度调查也开始了。同行的课题组成员姚冠华告诉记者，在一年的时间内，小组成员共走访了上海市7个郊区区县，回收了1253份有效问卷，完成深度访谈58位。基于这些丰富翔实的取样，课题报告《“农民农” 调查》出炉，并将参加今年的“挑战杯”全国大学生系列科技学术竞赛。

棚户人家

在一小块郁郁葱葱的青菜地旁边，记者找到了一户方姓农人。方家儿媳石学燕是一位约30岁的年轻妇人，她告诉记者，自己的丈夫在外面开车，大女儿上小学二年级，自己平时和小女儿及婆婆一起生活。当记者提出可否进屋看看他们的住处，石学燕显得有些不太情愿，说屋里太乱怕惹人笑话，后来又推说小女儿正在里面睡觉。

“我们在这里包下了一亩半地，除去我们住的这块地方，能种的还有一亩多，现在地里种的主要是萝卜和花菜。”站在自家的棚户旁边，石学燕这样告诉记者。说话间，石学燕的婆婆走出了“屋子”（其实是临时搭建的棚户），矮小精瘦的老太今年73岁，老家在安徽。老太说不出自己具体的名字，只记得娘家姓陈。与之前儿媳的扭捏不同，得知记者的来意，陈老太热情地邀请记者进屋，并把自己的住处向记者介绍了一番。

“这是我儿子和媳妇住的。”陈老太指着最近的一间棚户告诉记者，又指了指旁边两间，“这里我平时和一个侄子住，那一间是邻居的，他们夫妻俩是这一片的教会负责人。” 半亩不到的一块地方挤满了一座座以竹子为桩，并覆盖塑料、毡布等材料搭起的棚子，有的给人住，有的用来养鸡和鹅。比之传统意义上的农家小院，这里的空间要狭小得多，“建筑”也更简陋随意。

在此次采访之前，曾有一位课题组的学生向记者提起，在他走访的农户中，有一户曾遭遇火灾，棚户因为材料易燃，被烧成了灰烬。上海城郊各乡镇有明确规定，禁止农户在农田边进行违规搭建。“住别的地方离菜地太远了，种地就是要在地边上守着。”陈老太说。

记者问到前几日上海的台风及暴雨是否影响到他们的正常起居，石学燕的回答是：“台风没事，刮不倒我们的房子，大概是因为搭得比较矮吧。前几年台风比较大时，生产队都来人通知了，让我们去镇上一个老年活动中心避一避。”

最里面的一间棚户，被陈老太叫做“活动室”，是住在附近的几户基督教徒每日祷告的地方。活动室大概10平方米左右，除了墙上一幅褪了色的基督教挂画和地上几个叠在一起的塑料椅子外，别无他物。

陈老太喜欢向身边的人传播她信奉的基督教教义。她告诉记者，自己信教有二三十年了，自打老伴去世后就开始信。“我媳妇自打嫁过来之后，也跟着我一起信了。”

陈老太告诉记者，自己带着儿子来上海租田种已有近20年。“刚到上海时，人生地不熟，找不到教堂做礼拜，我儿子就骑自行车带着我满街找，后来终于找到了，现在这附近信的人多了，一到周日就一起去。不过这几年，我儿子倒是不跟我一起去了，他在外面开黑车，起早贪黑，只有媳妇陪我。”

除了皮肤有些粗糙外，石学燕的言行举止其实与城市年轻人无异。10年前，这位老家江苏的农村女孩来到上海打工，经人介绍嫁给了方家的小儿子。石学燕原本已经摆脱了农民身份，来到城市变成打工妹，如今又重新成为了一名农妇。不同的是，在自己的老家，家家务农的大环境使她心中坦然；而在上海，这个身份却有些与城市的基调格格不入。

“我不会种地，以前在老家也没种过，这地里的东西都是我婆婆种的，我不懂也搭不上手。这些菜要卖时，都是菜贩来收，我婆婆跟他们打交道，我不知道多少钱一斤。”在采访的过程中，石学燕似乎总是想特意拉开她与“农民”的距离。

关于孩子上学的问题，石学燕表示，这附近几所民办小学都可以就读，大女儿已经上二年级了，当年孩子入学只要提供父母身份证和一家人的居住证就可以。“听说今年查得严了，上学的话父母还要有社保卡。社保只有在企业打工才能交，所以我想，等明年小女儿要上学时，我就出去打工。反正家里的地也是婆婆一个人种。”

生存门槛

4年前李露萍辅导过的陈刚，就住在陈老太家附近。陈家住的是半座砖房——大概30平方米的房子，被中间立起的一块木板隔成了两个半间，木板的最上端与屋顶上有一段距离，能听到隔壁人家搓麻将的声音此起彼伏。

陈刚年近40的父母告诉记者，这间房以前是生产队的仓库，现在连地一起包给了他们，这半间房一年的租金为1200元，与一亩地的租种价格相同。“我们2001年来这里租地种时，一亩地租一年才500元。”

“我们跟当地人签合同，都是一年一签，人家不肯签更长时间，怕土地政策有变动。”陈母表示，好在这里的外来户们，种的都是“青货”（即青菜），平均2个月收一次，有塑料大棚，一年四季都可以种，没有什么农闲时间，虽然对农人们来说很辛苦，但地倒是被充分利用了。

问及陈刚的去向，陈母的脸上出现了一丝落寞。她告诉记者，陈刚已经在一个多月以前被送回了安徽寿县的外婆家。“孩子今年六年级了，小升初需要父母提供社保卡，我们不打工没有社保，只能让他回老家念书。因为我们那里小学的教材和上海的不一样，念完六年级再回去读初中就跟不上了。”陈刚家附近有一所可以招收外来农户子女的中学，但陈母告诉记者，那所中学只招收成绩好的，“我们家陈刚成绩一般，想进也进不去”。

陈刚患有先天性心脏病，动过手术后，身体比其他孩子弱。“他前几天还从老家打电话来，说想我们，可那怎么办呢？我们在老家种地，一年到头挣的钱只够一家人吃饭，有时候吃饭都不够，更别提存下钱来了。如果我们也回去陪他，拿什么攒钱给他上大学？”

说这些话时，陈父始终蹲在门口的摩托车旁一言不发。“我们两人，一天书没念过，现在进厂里打工要求高了，不认字都不行，只能种地。我也想让他爸像别人一样出去开车，可是他不认字，连驾驶证也考不到。”

关于上海外来农户的收入问题，“农民农” 调查课题组的调查显示，2011年，上海“农民农”群体中，有50%以上人均年纯收入超过15000元。而同年，全国农民人均年纯收入也仅为7000元左右。这正是很多农民选择背井离乡，来到上海种客田的最主要原因之一。

在陈家的墙上，记者看到一张颁给“陈朵朵小朋友”的奖状，颁发机构是一所叫做“康贝尔”的幼儿园，陈朵朵是陈刚的妹妹。一直没有说话的陈父这时忽然插嘴：“女儿今年才5岁，还在上幼儿园。希望到了她要上中学时，国家对我们这些外来农户的政策就变了，孩子就不用回老家念书了。”陈母则表示：“如果那时候还不能在这里念，我们就全家都回去。女儿和儿子不一样，不在父母身边更让人不放心。反正那时候我们儿子也念上大学了，不用我们继续在这里辛苦种地赚钱了。”

陈母伸出双手，记者看到她布满老茧的手上，关节处似乎有些不太对劲。“你们不知道种地有多苦，儿子刚动手术那一阵，我们为了尽快把跟亲戚借的手术费还上，天天就睡两三个小时，晚上11点上床睡觉，凌晨1点多就起来下地干活。那时候我们两个人也还年轻，干活拼命，租了6亩地种。现在钱是都还上了，我们两个也40多岁干不动了。6亩地匀给别人2亩，现在只种4亩。我现在一到晚上，胳膊和手的关节就生疼。”

“我们在这里种田没有医保，老家的医保只有得了大病才给报销一些，小病不管。所以像这样的小毛病，我们一般能挺就挺过去了，话说回来，真要是得了大病，老家报销那点钱能干什么？”陈母表示。

“菜荒”隐忧

长期以来，大都市已经习惯并逐渐开始依赖农民工群体的存在。大量欠发达地区农村的人口，成为城市第二、第三产业的主要劳动力。正因为他们在城市中的作用如此重要，国家及各地区针对这一群体所出台的相应政策正在逐步改进。

然而，对于“农民农”这个由农村走入城市但依旧在务农的群体，却一直鲜有人关注。江苏省社会科学院叶克林研究员在接受采访时表示，同一些大城市曾经出现过的“用工荒”一样，上海种客田的农民如果因为政策限制而大量流失，造成的最直接后果就是上海的“菜篮子”问题，甚至可能导致出现“菜荒”。

叶克林告诉记者，由于农村工业化的迅速崛起，我国上海及苏南地区出现了大量本地农民进厂做工的现象。“本地农民走上了非农化的道路，但地总要有人来种，于是，受经济利益的驱使，内地尤其是欠发达的中西部地区大量异乡农民来到这里‘种客田’。这群人的问题目前不像农民工那样凸显，但本质一样。”

“目前，上海人口所需的主粮基本上依靠外地输入，主要输入地有江苏和黑龙江等主产粮区。因此，市面上看到最多的是东北大米和苏北大米。但与大米等主粮不同，蔬菜等农副产品受保鲜、物耗、物流成本等特有属性因素所限，不适合长途运输，必须就近供给。”叶克林表示，这正是目前上海郊区农业形势发生变化，农户普遍种植大棚青菜以及从事养殖业的一个重要原因。“我们都市人现在的饮食结构也发生了变化，主粮消费趋少，瓜果、蔬菜、鱼肉在饮食中的比例增大。因此，这些外来农户在上海城市中的作用越发变得不可忽视。”

出生于上世纪80年代之前的上海人，大都有过一段关于上海副食品蔬菜等供应一度高度紧缺的记忆。80年代后期，朱镕基到上海来担任市长，常挂在嘴边的一句话是：菜篮子满，上海形势就好；不满，形势就不好。在当时的经济水平下，菜篮子占市民日常支出的比例很大，可以说，菜篮子是安民心、稳社会的基础性工程。

叶克林告诉记者，现在，外地人到上海种客田，解决的正是当年就出现过的菜篮子问题，可是现代城市人，恰恰看不到这一点，而政府的相应政策似乎出现盲点，使这些人的基本生活都缺少保障，从长期来看，这会导致部分外来农民离开，农田被闲置，从而直接造成农副产品供应短缺。

“与广为人知的‘农民工’这一‘大众’问题相比，种客田的‘农民农’目前可能暂时属于‘小众’问题。但要汇集全国大都市的总量，其问题重要性及其政策含义不可小视。”叶克林表示，上海这样的大都市要有更加开放包容的政策理念，如同高度重视农民工的待遇，尽快将“农民农”问题纳入统筹城乡发展和城乡一体化的政策取向框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