源于浩气,本于仁志

时间:2022-05-26 12:43:32

摘要:《风骨》是《文心雕龙》富有争议的篇章之一。学界历来对刘勰所定义的“风骨”之内涵众说纷纭,仅童庆炳先生《——“风清骨峻”说》一文,便总结出了十种对于风骨的不同定义。刘勰在《文心雕龙》中对“风”、“骨”二字进行了分别的论述,细较之下,现今学者对于“骨”之涵义并无较大分歧,然而对于“风”的内涵,尚无明确定论。现有学说中,对“风”的诠释较多倾向于美学范畴,如童先生在《“风情骨俊”说》一文中,认为“风”乃是为读者带来审美体验的文章内质之美。除此之外,牟世金、金庆国等先生曾在其著作中对“风”应具备的思想性有所阐释,然而在文中只占数语,并未铺陈而论。于是,本文试图在参考前代研究、回归刘勰创作《文心雕龙》本意的基础上,结合“风”的汉字起源等要素,对“风骨”之“风”的内在思想性试作一简短概述。

关键词: “风骨”;“气”;《宗经》;《情采》

中图分类号:I206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5-5312(2012)12-0009-02

一、对“风”之内涵较有价值的数种解说

曾有评论指出,《风骨》一篇是《文心雕龙》中最激动人心的命题之一,也是刘勰的文学理论中最出色的成就之一,然而同时,它也是一个扑朔迷离的理论命题。学界对其内在韵意,向来众说纷纭,童庆炳先生单在《——“风清骨峻”说》中便总结了十种观点。童先生从历来观点之中萃取熔铸,得出“风清骨峻”一说,主要是将“风骨”定义为对文章的一种内在的美学要求。而陆侃如、牟世金、金庆国先生则将周振甫、宗白华先生的“志气情感说”发扬深化,其中牟世金先生提出,“风”要求文章“表达出鲜明的思想感情,并具有较大的教育意义与感动人的力量”。

对“风骨”的剖析,童先生在《“风清骨峻”说》一文中的表达如下:“刘勰认为,文学作品的构成要素不外乎两大要素,这就是‘情’与‘辞’……作品作为实体由经线和纬线编制而成,而经线是‘情’,纬线是‘辞’,这是‘立文之本源’。”童先生由此提炼而出他的观点:风是“情”的内质之美,骨是“辞”的内质之美,两者皆由“气”生成,柔气成风,刚气成骨。这在刘勰的原文中能够找到论据:“昭怅述情,必始乎风。沉吟铺辞,莫先于骨。”这种美究竟是如何的美?原文也有陈述:“意气骏爽,则文风清焉”、“结言端直,则文骨成焉”。然而,童先生将“风骨”带来的审美感受作为重点进行讨论,而对于《文心雕龙》原文“化感之本源,志气之符契”中的“化感”、“志气”,究竟是如何的“化感”与“志气”,并未详述。对此,金庆国先生在《之篇义析论》中提出:“《宗经》篇所谓‘风清而不杂’,要求文章必须有纯正的思想,很强的教化作用,犹如‘风过而草偃’……还要思理畅达,富有气势,既有教化的力度,又有思理清通奔腾的力度”。

不难发现,此两种观点纵然落脚点不同,一在于外在审美体验,一在于思想内涵(纵然思想性或可被涵盖于美学范畴之中,然而童先生在文中并未重点阐明),然而对于“骨”的阐释并未有甚大分歧,最大的争议,仍在于“风”上。究竟刘氏所谓之“风”为何物?下文将试从“风”字在汉文学中的起源与传统,加以浅薄论述。

二、从《易》、“风”字之起源等试论“风”之内涵

古文人鲜有不通《周易》者,刘勰自不例外。《易传》言:“是故易有太极,是生两仪,两仪生四象,四象生八卦”,万象遂成。即言,太极成图,只一长横,长横又分两横:一横不断,曰阳;一横中断,曰阴,是为两仪。两仪两两组合,分列上下,成四象,四象两两组合,成八卦。这简单的线型构图,表达了古华夏人深入浅出的世界观——天地万物各具形象,然总脱不了“太极”一横。世间万类,化变万千,皆由“太极”而生。“太极”为何物,非只言片语可表,或可被理解为本真的规律或本质的属性。上至宇宙,下至尘埃,万物皆有其“太极”一横,同时又是更高存在的分支与派生。

刘勰精通《易》,《文心雕龙》亦难免在字里行间昭示了《易》的原则:全文围绕一个规律或原则铺陈开来,呈万象之势。而这一规律或原则,便是开书三篇之一的《宗经》。刘勰著书的目的,是从儒家经典中探索创作规范、评价标准、文体渊源、救弊方法。这便是《文心雕龙》的“太极”一横。因此,试解“风骨”之“风”为何物,需从儒家定义的“风”入手。

试论“风”之内涵,需先知汉字“风”的起源。“风”字最初源于商代甲骨文,甲骨文以“凤”表“风”,“凤”字最初引自东夷族文字,其族人崇拜凤鸟,以为凤鼓翼成风,风由凤生,凤即是风。《广雅·释天》中又说:“风师谓之飞廉。”即“风由飞廉生”。飞廉其人可见于《史记·秦本纪》:“飞廉生恶来,恶来有力,飞廉善走,父子俱以材力事殷纣。”于是不难发现,无论是凤凰起飞而生风,还是飞廉“善走”而生风,“风”字被造之时,便有了代表“气”的流动之义,带有一种速度与力量,简言之,“气”动而生风,“气”是风的根源。

自然界的风,源于自然界的“气”,而“文风”,自是源于作者之“气”。人之“气”如何定义,自古众说纷纭。譬如宋代朱熹,便是以“理”与“气”解释宇宙、人生,认为“理”是形而上的绝对真理,“气”是形而下的由“理”派生出的具体物质。阴阳二气交合变化,生出五行。朱熹认为,理气相合而成人,气中的理,就是人性。气有清浊,性有善恶,所以要居恭持敬,明德修道。

自然,朱熹是刘勰后世之人,这里列举他的观点,并不能作为阐释刘勰观点的论据,然而,毕竟宋理源于汉经,古人对于“气”的思考,源于《易》的思想,各朝不免有着异曲同工之妙。简略而言,不妨将其理解为天地规律在于人的一种特殊属性,是人类美德与恶念的共同根源(即朱熹所说“气有清浊,人有善恶”)。既然这“气”同为善恶根源,那么人必须注重“养气”,这一点上,朱熹的观点与先贤孟子大抵相似——人须养“浩然之气”。至于“浩然之气”为何意,不妨参照《孟子·公孙丑上》中的解释:“难言也。其为气也,至大至刚,以直养而无害,则塞于天地之间。其为气也,配义与道;无是,馁也。是集义所生者,非义袭而取之也。行有不慊于心,则馁矣。”对此,朱熹曾在《四书注集·公孙丑章句上》中作注:“至大,初无限量;至刚,不可屈挠。盖天地之正气,而人得此生者,其体段本如是也。”可见,“浩然之气”并不易用语言解释,或可被理解为君子正大豪迈之貌的本源,即大义大德造就的刚正之气。孟子所说的“浩然之气”,在儒家思想两千余年的传承之中,对知识分子的德行情操产生的影响是本质而深远的。例如晋陶潜曾作诗曰:“至於於陵,养气浩然”(《扇上画赞》),又如文天祥《正气歌》:“於人月浩然,沛乎塞苍冥”,清代俞樾在《春在堂随笔》中亦有“有侠丈夫风,呼卢纵饮,意气浩然”的诗句。

论述至此,结合儒家所言之“浩然之气”与“气动而生风”之“风”字的本源之义,不妨对《文心雕龙·风骨》之“风”的内在思想性试作揣摩:“浩然之气”是为作者行文生“风”之本源,思维、笔法可将其灵动,“气”动而生风,下笔成文,“风骨”之“风”,由此遂成。显然,据此解释的“风”,已并非单纯的、能够令读者获得审美体验的内质之美,而不可避免地带有某种崇高的思想价值、化感作用,其目的在于彰显作者所秉承的“浩然之气”,进而以气生风,感化阅文之人。正如金庆国先生所喻:“风过而草偃。”这是一种柔和、无形然而难以阻挡的力量,世间万物,皆以其势而习之。这便是刘勰所谓的“风”之“龙势”。

刘勰的《文心雕龙》始终遵循《宗经》之理,从而起到“返本救末”的现实意义。谈起如何拥有“风骨”,刘勰提到:“熔铸经典之范,翔集子史之术”。由此不难推断,刘勰所谓之“风”,即是禀赋“浩然之气”之人(与《宗经》思想一致,熟谙儒家道德、治国、处世典范),下以“气”为动力,动“气”而成“风”,下笔成文,旁人读时,醍醐灌顶,势如风过而草偃,从而使经典之范、子史之术风行而传,达到儒家思想的感化作用。由此看来,美学感染力或只是行文生“风”的前提,也就是起到“风过”的效果,而想让“草偃”,风就需要厚度与力量,而这厚度与力量,在刘勰看来,便是儒家思想长存之精华。没有如此厚度、力量的风,纵然满足了外在的审美需求,也只是刘勰一向批判的浮糜、诡奇之辞,不是爽朗骏驰的“风”。由此可见,刘勰所言之“风”,并非是一种单纯的内质之美,同样也是对文章一种内在的思想要求,所谓“风”,实乃以作者自身气质为本源的,一种带有美学价值与感染力的思想之文情载体。

三、小结

曾有评论提出:中国的文学传统认为,仅有情趣而没有意志的文章不能算为佳作。对于尊重“风骨”的中国文学来说,气势恢宏、格调明快、风格遒劲、慷慨激昂、不回避政治及社会现状、敢于直言批判的文学作品,便是拥有风骨的“龙势”之作。《诗序》曰:“风,风也,教也,风以动之,教以化之……上以风化下,下以风刺上。”可见“风骨”之“风”,不可避免地带有道德层面的教化作用。依照上文论述,刘勰所谓之“风”,则是在秉持《宗经》之理的基础上,客观地看待自己所处的时代的特质,灵动“浩然之气”而下笔成文。时之所需者,便以文颂之,不需者,便以文刺之,既不吟风弄月,亦不谄权媚贵,便是中国文人古来的风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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