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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风骨》是《文心雕龙》富有争议的篇章之一。学界历来对刘勰所定义的“风骨”之内涵众说纷纭，仅童庆炳先生《——“风清骨峻”说》一文，便总结出了十种对于风骨的不同定义。刘勰在《文心雕龙》中对“风”、“骨”二字进行了分别的论述，细较之下，现今学者对于“骨”之涵义并无较大分歧，然而对于“风”的内涵，尚无明确定论。现有学说中，对“风”的诠释较多倾向于美学范畴，如童先生在《“风情骨俊”说》一文中，认为“风”乃是为读者带来审美体验的文章内质之美。除此之外，牟世金、金庆国等先生曾在其著作中对“风”应具备的思想性有所阐释，然而在文中只占数语，并未铺陈而论。于是，本文试图在参考前代研究、回归刘勰创作《文心雕龙》本意的基础上，结合“风”的汉字起源等要素，对“风骨”之“风”的内在思想性试作一简短概述。
关键词： “风骨”；“气”；《宗经》；《情采》
中图分类号：I206文献标识码：Ａ文章编号：1005-5312（2012）12-0009-02
一、对“风”之内涵较有价值的数种解说
曾有评论指出，《风骨》一篇是《文心雕龙》中最激动人心的命题之一，也是刘勰的文学理论中最出色的成就之一，然而同时，它也是一个扑朔迷离的理论命题。学界对其内在韵意，向来众说纷纭，童庆炳先生单在《——“风清骨峻”说》中便总结了十种观点。童先生从历来观点之中萃取熔铸，得出“风清骨峻”一说，主要是将“风骨”定义为对文章的一种内在的美学要求。而陆侃如、牟世金、金庆国先生则将周振甫、宗白华先生的“志气情感说”发扬深化，其中牟世金先生提出，“风”要求文章“表达出鲜明的思想感情，并具有较大的教育意义与感动人的力量”。
对“风骨”的剖析，童先生在《“风清骨峻”说》一文中的表达如下：“刘勰认为，文学作品的构成要素不外乎两大要素，这就是‘情’与‘辞’……作品作为实体由经线和纬线编制而成，而经线是‘情’，纬线是‘辞’，这是‘立文之本源’。”童先生由此提炼而出他的观点：风是“情”的内质之美，骨是“辞”的内质之美，两者皆由“气”生成，柔气成风，刚气成骨。这在刘勰的原文中能够找到论据：“昭怅述情，必始乎风。沉吟铺辞，莫先于骨。”这种美究竟是如何的美？原文也有陈述：“意气骏爽，则文风清焉”、“结言端直，则文骨成焉”。然而，童先生将“风骨”带来的审美感受作为重点进行讨论，而对于《文心雕龙》原文“化感之本源，志气之符契”中的“化感”、“志气”，究竟是如何的“化感”与“志气”，并未详述。对此，金庆国先生在《之篇义析论》中提出：“《宗经》篇所谓‘风清而不杂’，要求文章必须有纯正的思想，很强的教化作用，犹如‘风过而草偃’……还要思理畅达，富有气势，既有教化的力度，又有思理清通奔腾的力度”。
不难发现，此两种观点纵然落脚点不同，一在于外在审美体验，一在于思想内涵（纵然思想性或可被涵盖于美学范畴之中，然而童先生在文中并未重点阐明），然而对于“骨”的阐释并未有甚大分歧，最大的争议，仍在于“风”上。究竟刘氏所谓之“风”为何物？下文将试从“风”字在汉文学中的起源与传统，加以浅薄论述。
二、从《易》、“风”字之起源等试论“风”之内涵
古文人鲜有不通《周易》者，刘勰自不例外。《易传》言：“是故易有太极，是生两仪，两仪生四象，四象生八卦”，万象遂成。即言，太极成图，只一长横，长横又分两横：一横不断，曰阳；一横中断，曰阴，是为两仪。两仪两两组合，分列上下，成四象，四象两两组合，成八卦。这简单的线型构图，表达了古华夏人深入浅出的世界观——天地万物各具形象，然总脱不了“太极”一横。世间万类，化变万千，皆由“太极”而生。“太极”为何物，非只言片语可表，或可被理解为本真的规律或本质的属性。上至宇宙，下至尘埃，万物皆有其“太极”一横，同时又是更高存在的分支与派生。
刘勰精通《易》，《文心雕龙》亦难免在字里行间昭示了《易》的原则：全文围绕一个规律或原则铺陈开来，呈万象之势。而这一规律或原则，便是开书三篇之一的《宗经》。刘勰著书的目的，是从儒家经典中探索创作规范、评价标准、文体渊源、救弊方法。这便是《文心雕龙》的“太极”一横。因此，试解“风骨”之“风”为何物，需从儒家定义的“风”入手。
试论“风”之内涵，需先知汉字“风”的起源。“风”字最初源于商代甲骨文，甲骨文以“凤”表“风”，“凤”字最初引自东夷族文字，其族人崇拜凤鸟，以为凤鼓翼成风，风由凤生，凤即是风。《广雅·释天》中又说：“风师谓之飞廉。”即“风由飞廉生”。飞廉其人可见于《史记·秦本纪》：“飞廉生恶来，恶来有力，飞廉善走，父子俱以材力事殷纣。”于是不难发现，无论是凤凰起飞而生风，还是飞廉“善走”而生风，“风”字被造之时，便有了代表“气”的流动之义，带有一种速度与力量，简言之，“气”动而生风，“气”是风的根源。
自然界的风，源于自然界的“气”，而“文风”，自是源于作者之“气”。人之“气”如何定义，自古众说纷纭。譬如宋代朱熹，便是以“理”与“气”解释宇宙、人生，认为“理”是形而上的绝对真理，“气”是形而下的由“理”派生出的具体物质。阴阳二气交合变化，生出五行。朱熹认为，理气相合而成人，气中的理，就是人性。气有清浊，性有善恶，所以要居恭持敬，明德修道。
自然，朱熹是刘勰后世之人，这里列举他的观点，并不能作为阐释刘勰观点的论据，然而，毕竟宋理源于汉经，古人对于“气”的思考，源于《易》的思想，各朝不免有着异曲同工之妙。简略而言，不妨将其理解为天地规律在于人的一种特殊属性，是人类美德与恶念的共同根源（即朱熹所说“气有清浊，人有善恶”）。既然这“气”同为善恶根源，那么人必须注重“养气”，这一点上，朱熹的观点与先贤孟子大抵相似——人须养“浩然之气”。至于“浩然之气”为何意，不妨参照《孟子·公孙丑上》中的解释：“难言也。其为气也，至大至刚，以直养而无害，则塞于天地之间。其为气也，配义与道；无是，馁也。是集义所生者，非义袭而取之也。行有不慊于心，则馁矣。”对此，朱熹曾在《四书注集·公孙丑章句上》中作注：“至大，初无限量；至刚，不可屈挠。盖天地之正气，而人得此生者，其体段本如是也。”可见，“浩然之气”并不易用语言解释，或可被理解为君子正大豪迈之貌的本源，即大义大德造就的刚正之气。孟子所说的“浩然之气”，在儒家思想两千余年的传承之中，对知识分子的德行情操产生的影响是本质而深远的。例如晋陶潜曾作诗曰：“至於於陵，养气浩然”（《扇上画赞》），又如文天祥《正气歌》：“於人月浩然，沛乎塞苍冥”，清代俞樾在《春在堂随笔》中亦有“有侠丈夫风，呼卢纵饮，意气浩然”的诗句。
论述至此，结合儒家所言之“浩然之气”与“气动而生风”之“风”字的本源之义，不妨对《文心雕龙·风骨》之“风”的内在思想性试作揣摩：“浩然之气”是为作者行文生“风”之本源，思维、笔法可将其灵动，“气”动而生风，下笔成文，“风骨”之“风”，由此遂成。显然，据此解释的“风”，已并非单纯的、能够令读者获得审美体验的内质之美，而不可避免地带有某种崇高的思想价值、化感作用，其目的在于彰显作者所秉承的“浩然之气”，进而以气生风，感化阅文之人。正如金庆国先生所喻：“风过而草偃。”这是一种柔和、无形然而难以阻挡的力量，世间万物，皆以其势而习之。这便是刘勰所谓的“风”之“龙势”。
刘勰的《文心雕龙》始终遵循《宗经》之理，从而起到“返本救末”的现实意义。谈起如何拥有“风骨”，刘勰提到：“熔铸经典之范，翔集子史之术”。由此不难推断，刘勰所谓之“风”，即是禀赋“浩然之气”之人（与《宗经》思想一致，熟谙儒家道德、治国、处世典范），下以“气”为动力，动“气”而成“风”，下笔成文，旁人读时，醍醐灌顶，势如风过而草偃，从而使经典之范、子史之术风行而传，达到儒家思想的感化作用。由此看来，美学感染力或只是行文生“风”的前提，也就是起到“风过”的效果，而想让“草偃”，风就需要厚度与力量，而这厚度与力量，在刘勰看来，便是儒家思想长存之精华。没有如此厚度、力量的风，纵然满足了外在的审美需求，也只是刘勰一向批判的浮糜、诡奇之辞，不是爽朗骏驰的“风”。由此可见，刘勰所言之“风”，并非是一种单纯的内质之美，同样也是对文章一种内在的思想要求，所谓“风”，实乃以作者自身气质为本源的，一种带有美学价值与感染力的思想之文情载体。
三、小结
曾有评论提出：中国的文学传统认为，仅有情趣而没有意志的文章不能算为佳作。对于尊重“风骨”的中国文学来说，气势恢宏、格调明快、风格遒劲、慷慨激昂、不回避政治及社会现状、敢于直言批判的文学作品，便是拥有风骨的“龙势”之作。《诗序》曰：“风，风也，教也，风以动之，教以化之……上以风化下，下以风刺上。”可见“风骨”之“风”，不可避免地带有道德层面的教化作用。依照上文论述，刘勰所谓之“风”，则是在秉持《宗经》之理的基础上，客观地看待自己所处的时代的特质，灵动“浩然之气”而下笔成文。时之所需者，便以文颂之，不需者，便以文刺之，既不吟风弄月，亦不谄权媚贵，便是中国文人古来的风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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