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言论自由的边界

【摘要】言论自由作为现代民主所不可或缺的概念，被各国写进宪法予以保护。然而自由并不是绝对的，不受约束的言论也会危害他人以及公共利益。那么，言论自由的边界在哪里？本文通过对美国关于言论自由保护与限制的介绍与中国的现状对比，表达对我国言论自由限制的一些看法。

【关键词】言论自由 边界 保护 限制

言论自由（freedom of speech），是指公民有权通过各种语言形式表达自己的思想和观点的自由。广义来讲，新闻、出版、著作、绘画等自由也属于言论自由。

说话是人的天性，我们需要通过语言、文字、图像、音乐、歌声、表情、姿态等各种方式的言论和他人交流、表达自己的喜怒哀乐，一个没有言论的沉默社会将是乏味、不便、孤独、可怕的。自17、18世纪，西方启蒙思想家在反封建专制的斗争中首先提出言论自由的口号，言论自由就被认为是现代民主中所不可或缺的概念，因其具有促进民主、发现真理、提升自主性、发扬容忍等重要作用而被世界上民主国家以宪法的形式保障。

人们可以通过媒体、网络等途径，公开地讨论各种事情、发表对某一事件的的看法、批评政府及其官员的做法等自由发表言论。然而，自由是相对的，只有在法律范围内的自由才是有保障的、才是最终自由的。言论自由也并不意味着想说什么就说什么，它必须也有一定的界限，否则就很容易成为语言暴力，损害个人、社会与国家利益。一个经常被人们拿来举例的例子就是：在一个座无虚席的电影院，一个人突然大叫“失火了“，结果引发了群众的恐慌，此时他的言论就是损害了他人的利益。

那么，言论自由的边界在哪里？人们在言论自由的道路上到底可以走多远？

英国哲学家约翰・斯图亚特・密尔（John Stuart Mill，1806―1873）在《论自由》一书中关于自由提出两个原则：（1）个人的行为只要不涉及他人的利害，个人就有完全的行动自由，不必向社会负责；他人对于这个人的行为不得干涉，至多可以进行忠告、规劝或避而不理。（2）只有当个人的行为危害到他人利益时，个人才应当接受社会的或法律的惩罚。社会只有在这个时候，才对个人的行为有裁判权，也才能对个人施加强制力量。从这两个原则中，我们可以看出，密尔认为自由的界限是不危害到他人利益。

现代国家，也普遍在法律中规定言论自由不得危害他人利益、社会利益与国家利益。联合国《公民权利和政治权利公约》第19规定：一、人人有权持有主张，不受干涉；二、人寻求人有自由发表意见的权利；此项权利包括、接受和传播各种消息和思想的自由，而不论国界，也不论口头的、书写的、印刷的、采取艺术形式的、或通过他所选择的任何其他的媒介。三、本条第二款所规定的权利的形式带有特殊的义务和责任，因此得受某些限制，但这些限制只应由法律规定并为下列条件所必须：（甲）尊重他人的权利或名誉：（乙）保障国家安全或公共秩序，或公共卫生或道德。

我国成立以来共制定了四部宪法，虽然其中的许多内容都发生过这样或那样的变动，但它们都包括了公民的言论自由的规定。现行宪法第35条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有言论、出版、集会、结社、游行、示威的自由”。为了保证公民言论自由，中国国务院1990年代以来先后颁布了《音像制品管理条例》（1994年）、《广播电视管理条例》（1997年）、《印刷业管理条例》（1997年）、《出版管理条例》（1997年）、《营业性演出管理条例》（1997年）、《娱乐场所管理条例》（1999年）等。在这些条例中，都重申各级人民政府保证宪法所规定的公民言论自由的权利。并且同时规定，公民在行使这些自由和权利时，必须遵守宪法和法律，不得损害国家的、社会的、集体的利益和其他公民的合法的自由和权利。这些条例中所包含的限制性规定大体包括下列一些内容：（1）反对宪法确立的基本原则的；（2）危害国家统一、和领士完整的；（3）危害国家安全、荣誉和利益的；（4）煽动民族分裂，侵害少数民族风俗习惯、破坏民族团结的；（5）泄露国家机密的；（6）宣扬、迷信或者渲染暴力，危害社会公德和民族优秀文化传统的；（7）侮辱或者诽谤他人的；（8）法律、法规规定禁止的其他内容的。

然而，语言是一种思想的表现，法律不处罚思想这是法律的基本特征，那么，究竟如何界定语言是否侵犯了他人的权利与名誉或者是危害国家安全或公共秩序、卫生或道德呢？

美国作为一个以保护言论自由著称的国家，自宪法第一修正案颁布以来，通过司法实践确立了一系列保护言论自由的原则，其中最著名的就是“明显而即刻的危险原则”。该原则的含义就是，对于言论的限制，应根据言论当时所处的环境及其性质而定，看它是否具有可造成实际危害的明显而即刻的危险。如果某种言论没有达到明显而即刻的危险，那么该言论就是应该受到保护的。除了该原则，一下的三个案例，也可以让我们对美国关于言论自由的保护有一个更加深刻的了解。

在1969年布兰登伯格诉俄亥俄州案中（BRANDEN-BURGV.OHIO），联邦最高法院认为：如果“仅仅只是鼓吹”，哪怕鼓吹者是要使用武力或违法行事，这种行为本身，属于宪法修正案规定的言论自由的范围，不能受到惩罚。只有当这种鼓吹“直接煽动或挑起了非法行为，或极有可能造成此类后果时”，才能予以限制。这类予以限制的言论，法院通常称作“挑衅言论”（fighting words）。

在1989年得克萨斯州诉约翰逊案中，（TEXAS V. JOHNSON），对于焚烧国旗的行为属不属于言论自由，联邦最高法院以5比4的微弱多数支持了约翰逊的观点，大法官布伦南在判决中写道：“如果第一修正案暗含了一个基本原则的话，那就是政府不得仅仅因为发表某种观念本身令人反感，就禁止人们表达这种观念”。因此，不管一种表达行为多招人厌恶，这种表达的自由权都应获得尊重，这比维护象征着国家统一的国旗更重要。”

在1964年《纽约时报》诉沙利文案中（NEW YORK TIME CO.V.SULLIVAN），联邦最高法院对如何平衡宪法第一修正案保护下的评论公职人员的权利与公职人员保护其名誉免受诽谤的权利的问题明确的表达了倾向性的意见――对于公共问题自由发表意见，受到宪法第一修正案的保护。民众可以自由评说公职人员而不必担心因此说可能承担的责任，虽然与诽谤罪中早已牢固确立的原则相悖，只要是民众是善意的，就算是关于公职人员的虚假陈述也将受到受到宪法第一修正案的保护。大法官布伦南形象地说：如果对于公共问题发表意见的这一基本权利需要“呼吸的空间”才能生存下去的话，那么就算有虚假陈述，也要保护。

从以上的案例中，我们看到即使是仅仅是令人讨厌的言论，如果没有造成或者可能造成严重的后果，该言论就是受到法律保护的。同时，美国区分了评论普通人与政府官员的言论自由程度，对于政府人员的批评显然要自由的多。

与美国相比，我们会发现我们关于言论自由边界的评判标准是多么匮乏。我们不管言论是不是有明显而即可的危险，只要有关于改变国家制度的言论，就是危害国家安全；我们不管是不是仅仅鼓出，只要说了不利于社会和谐的言论，就是煽动；我们不会容忍焚烧国旗，因为那一定是对国家尊严的挑衅、是卖国的表现；我们也不允许对高层领导人的批评，不管他们是否真的做得不对。

好在互联网的时代给我们带来了一个相对自由发表言论的平台。通过贴吧、博客、微博等电子平台，我们可以更快的表达自己的观点，同时由于网络是一个虚拟世界，我们发表言论也更加自由。

然而恰恰也是因为网络的虚拟性、便捷性，言论缺乏管制，带来的危害也就更大。一个侮辱别人的言语将给对方带来更大的影响，一条不实的消息将带来更大的恐慌，而一条煽动性的言论也许可能煽动更多的人带来更大的危害。

因此，对于互联网的管制便是必要的，但是要管到什么程度？

对此问题，美国宪法学者克顿顿麦克和波提出一个可以适用所有新兴媒体的统一的第一修正案法理，这个法理传统上强调四个原则：第一，表达什么和如何表达应由个人决定，而不是政府决定。第二，作为一项政策，政府应促进公众更多的使用媒体，以防止媒体被垄断和保障公众的表达自由，传播信息的自由。第三，政府的政策能促进媒体市场的多元化。第四，联邦宪法不强求政府资助公众使用媒体或促成信息多元化，但联邦宪法也不禁止这一资助。

和美国强调对于互联网解释和适用第一修正案时不是应讨论政府的控权论，而是应讨论政府运用这一权力的限度相比，我们国家对于互联网的管制更多的带有控权论的色彩。我们有一道看不见的互联网防火墙阻挡网站，我们有无数辛勤工作的网络管理员负责删帖，我们有很多敏感词都会被自动屏蔽。一些历史事件的真相，一些领导人的相关信息，一些学者的批评意见，一些外国媒体的观点都是被和谐的对象。

今年3月份，因为重庆事件，微博上出现了大量的“谣言”，于是政府决定关闭微博评论三天，关停了十六家网站，逮捕六人。很多网友惊呼，这是对言论自由的又一践踏。今天可以关闭评论，明天就可以关闭转发，后天就可以关闭网站，不受制约的权力最终会剥夺我们说话的权利。我们的禁忌地带太多，涉及敏感政治的言论一般都会被当做有损公共利益的言论而遭到封杀。我国政府的行政权力是及其巨大的，管的范围实在过宽。对于言论，也是以限制而不是保障为主，在出现一种对执政者不利的言论，当局便会以各种手段予以限制，要么删掉、要么说其实谣言、要么不予显示，尽管有的事情恰恰是事实。

其实，言论也是一个市场，各种言论纷飞的市场里，民众会根据理性辨别哪些言论是好的、哪些言论是坏的，从而使有道理的言论得到传播，而没有道理的言论将会被淘汰。其实，谣言的风起更多的源于信息的不透明、不对称，新闻没有充分的自由、言论没有充分的自由，民众不知道发生了什么，在好奇心理的驱动下便产生了谣言。况且，一些所谓的谣言在后来都被证实确有其事，我国某些官员为了打压某种言论就随便给其扣上了谣言的帽子，这反映了我国在司法救济方面，也没有给予言论充分的保障。

通过以上的介绍，尤其是和美国比较，我们不得不承认我们国家的言论自由还不充分，对于言论自由的范围在实践中界定过窄。过多的限制使人们对于政府的监督有限，使人们批评政府的权利有限，使我们的言论自由受限。希望立法者可以参考美国的实践，切实制定法律界定言论自由的边界，保护宪法规定的言论自由，还言论一片自由的天空。我个人觉得可以从以下几个方面予以考虑：

1.通过法律或者解释提供一个相对清楚的言论自由的界定。我国宪法只是规定了公民享有言论自由，一些法律也只是对规定了抽象的限制，比如危害国家统一、和领士完整的，至于具体怎么样的言论危害了国家安全确实极其模糊的。

2.严格限制政府对于言论自由的干涉。政府作为一个公共服务的提供者、管理者，它的权力应该是被严格限制的，而且对于言论自由，政府的基本立场应该是保护而不是控制与打压。

3.加强对涉及言论自由案件的司法救济。现阶段，我国司法实践中对于“因言获罪”案件缺乏必要的、充分的审理，在言论自由边界极其模糊的地带，当事人的权益难以得到更加充分的保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