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日常应对非常

北京人艺一直有快速反映现实的创作传统。话剧《生・活》是抗震题材，体现的是人性的坚强和真诚。很严谨，也很“人艺”。

话剧《生・活》公演的十几天里，导演任鸣几乎每天都守在首都剧场。随着7月20日首轮演出结束，他才算是松了口气。

像《生・活》这样“主题先行”的“命题作文”，评论界的关注点往往在“主旋律”以及朱旭、濮存昕、陈小艺这样的明星阵容上。对于这部戏的文本和表演，却没有太多提及。更有人说，受题材的“时效性”限制，即便现在的票房、口碑都还不错，《生・活》也脱不了应景之作的尴尬处境。

这种说法，却是有悖于任鸣的创作初衷。他说，自己真正想做的，是一台有人艺风格与传统的戏。“就像《茶馆》、《雷雨》那样，今年演完，明年还能演。”另外，虽是抗震题材，悲泣也不是《生・活》的主题，“我们是依靠文学的力量，加入了哲学思考。最终展现给观众的，是人性的东西。”

人艺的北京味儿

排演抗灾话剧，人艺不是第一次了。最近的是2003年的《北街南院》。“没有直接描写‘非典’一线的紧张战斗，而是通过北京大杂院里的一段隔离生活，表现出北京人面对灾难的乐观与勇气。”在任鸣看来，以“日常”应对“非常”，有着明显的人艺烙印。

与《北街南院》的角度类似，《生・活》选取的是北京一户平常人家和几个四川小保姆之间的故事，表现地震后全国同心的状态以及每个人在这场灾难中所经历的情感动荡。其中，以北京人和四川人的不同个性互相映衬，很容易出彩儿。

任鸣回忆，汶川大地震发生不久，人艺为排演抗震话剧搞了一次座谈会，与会者有院领导以及多位老艺术家，其中还包括78岁的老演员朱旭。“当我们为题材犯愁时，朱老爷子说，要论真实与速度，戏剧肯定比不了新闻，所以只能从侧面切入。”

朱旭说这话时，也没想到。“最后，我们是从他家的小保姆身上找到了灵感。”院领导当即拍板：“就写北京人对地震的反应。”两位编剧，曾创作过《古玩》《无常・女吊》的郑天玮，参与过《我爱我家》的吴彤，用三天时间拿出了故事大纲。

最初只是一个提纲性的东西：5月12日，是北京老爷子王保年78岁寿辰。两个儿子，以及川籍保姆小菊和她的伙伴们忙着为老爷子祝寿。突然间，汶川大地震发生。热情的王家人积极地帮助小菊她们寻找远方的亲人。

有了基本框架，任鸣就和两位编剧去到都江堰、德阳，采访、体验生活。当他站在聚源中学的废墟上，看到满目疮痍的景象，那种震撼是从未有过的。

特定的环境最能激发人的创作潜能。回到北京后，郑天纬、吴彤把剧本进行了完善，加入了王家两个儿子奔赴灾区的情节。这样，剧中既有四川人在北京的表现，也有北京人在四川的表现，故事也因此饱满起来。

准确地刻画北京人，一贯是人艺的强项。《生・活》也不例外。年轻导演徐昂反串的80后小青年，开始时你可能觉得他有点贫，没事做两首小诗，还尽是篡改经典。可地震发生后，他那股不管不顾的劲头，其实还蛮可爱。

另外，王保年这个老爷子身上，也带着明显的北京人特色。他好喝两口小酒，爱拉胡琴，爱下围棋。按照编剧郑天玮的话说，“完全是照着朱旭描出来的。”2003年，北京人艺排演《北街南院》，阔别舞台十余年的朱旭应邀重返舞台。2005年，人艺为纪念反法西斯胜利60周年重排《屠夫》，言称是“最后一次上台”的朱旭两年间却演出50多场。

这次，听了编剧的话，朱旭乐了：“这不又把我拴上了。我老说告别，可老是告别不了。既然这样，就再来一把吧。”有老爷子坐镇，所有的创作人员就像吃了定心丸。每次排戏，朱旭都会把自己的台词抄在一个小本子上，然后按照他的理解重新把词捋顺了，使之生活化、口语化。

另外，朱旭还会有些自己的小发挥。当大儿子推说工作忙要第二天才能为他祝寿时，他说：“明天?明天那是别人的生日。甭来了。”当他嘀咕起一直不要孩子的医生儿子时说：“医生医生，只医别人，自己不生。”

除了朱旭以外，《生・活》剧组还集合了多个明星。濮存昕扮演的大儿子王路石，是一个成功的企业家。冯远征扮演的二儿子王延信，是个医生。川籍演员陈小艺，被任鸣临时换了角色。她本是要出演大儿媳的，最终却变成了王老爷子的保姆小菊。原因是，她的四川话够地道。剧中其他四个小保姆也全部由川籍演员担任，和陈小艺一样，整出戏她们都要用四川话表演。

抗灾话剧，最怕的就是满耳豪言壮语，让人鸡皮疙瘩掉一地。好在，《生・活》并非张口闭口教育人，而是把中国人每逢大事有静气、有韧性的特质，揉进了剧本。没有唧唧歪歪，没有思想斗争，国难当头，有钱出钱、有力出力，一切发生得真实自然。

应急不应景

北京人艺一直都有快速反映现实生活的创作传统。曹禺曾说过一句话：“人艺是与祖国共存亡的。”2003年导演《北街南院》时，任鸣也表示：“即便是应急创作，我们也希望它有经典的强度。”

任鸣说，为了让这部作品与《北街南院》一样，有长久的生命力，一开始他们就确定“悲泣不是整部戏的主题”。“我们要传达的，是‘生活还要继续’的信念。”

就如剧名中被隔开的生、活二字：一边是获得生命，一边是更好地活下去。这部戏虽然是为“地震”而写，然而里面的人物，离了“地震”这个特殊场景，仍可在生活中找到活灵活现的原形。

另外，不同于人艺的任何一部作品，《生・活》还有个明显的特点：演员们不是在表演，而是在直接表达感情。有一场戏里，当灾区传来消息，保姆陈小艺的妈妈和儿子在地震中都遇难了。陈小艺没有哭天抢地，她只是呆立在舞台上沉默不语。

这时，朱旭悄悄转身坐回到沙发，老爷子掏出手帕擦起眼睛。而濮存昕为了不让眼泪掉下来，嘴巴都绷成了八字型。“这全是剧本里没有的情节。”任鸣说：“每个演员都是动了真感情的。”

当然，作为一部在一个半月就出手的话剧，《生・活》在很多方面确实不完善。比如，川妹子的麻利、坚韧、乐观、顽强，虽然剧中都有表现，但每一点都有点欠火候。而“地震”也好像成了一个筐，编剧想把所有的世间沧桑和情感裂变，一股脑全装进去。

濮存昕演的大儿子不是朱旭亲生的这个戏码，本来就够莫名其妙了。之后又曝出，保姆陈小艺的妈妈早年间跟在四川插队的大儿子居然有过一段情。好在编剧没有把她安排成濮存昕失散多年的私生女，不然实在太“韩剧”。这个桥段纯属横生枝节。仿佛告诉大家不可不信缘，削弱了大爱无疆的主题。

但观众宽容了这些瑕疵。台上冷不丁冒出一段《生死不离》的诗朗诵，台下还是会报以热烈的掌声。整出戏在气氛渲染上确实不错，绿草地的象征意义，音乐的适时介入，都算成功。以至于煽情的几场，几乎让每个观众眼眶红红。

一出戏剧可能无法留住生命的脚步，却可以平复心灵的创伤，传递爱的力量，这正是《生・活》的动人之处。然而，若想达到《茶馆》、《龙须沟》、《天下第一楼》这些经典的艺术高度，《生・活》确实是需要些时间打磨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