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些“高层出书”背后的故事

搬迁两年多的人民出版社如今“大隐”于北京闹市中的一座商务楼内。墨香不怕巷子深，近半年来，这里出版发行了五位卸任常委的著作。

作为少数几家仍保留事业编制的出版社，人民出版社往往成为领导人著作的出版首选。不久前，《贺国强党建工作文集》发行出版，而去年5月份以来，这里还先后出版发行卸任后的党和国家领导人吴官正、朱镕基、和李长春的著作。

每一位党和国家领导人新书的，总能掀起一股热潮，畅销书单的背后，是读者试图洞悉中南海决策与社会变化之间的真切关联。从“任民”（人民）到“郑治”（编辑部成员）再到绩效考核，记者通过采访多位出版社负责人和团队人员了解到了“高层著作”的出版流程。

从北京朝阳区东四西大街喧嚣车流中拐进隆福寺街。越过一条逼仄的、成了停车场的步行街，就能看到金基隆大厦，人民出版社两年前从原址朝阳门内大街166号搬至这里。上面提到的新近著作几乎都在这栋楼内完成了最后的出版发行。

李长春的新书《文化强国之路——文化体制改革的探索与实践》于2013年12月出版，该书记录了党的十六大后10年间文化体制改革的历史进程。人民出版社社长黄书元向记者介绍该书时称，改革主题贯穿始终。

书中所载的文化体制改革浪潮同样席卷了出版业。如今，保留事业编制的出版社屈指可数，包括人民出版社、盲文出版社和几家少数民族语言出版社。其中，人民出版社几乎成为唯一存留的综合性出版社。

尽管仍保持着事业编制，但在实际运作中，人民出版社引入了项目制，以团队为单位进行绩效考核。甚至领导人出书这一人民出版社的传统项目，也渐引入主动争取的竞争模式中。

“人民出版社的重要职责之一，就是完成领导人著作出版服务工作。”人民出版社政治编辑一部主任张振明在接受本报记者采访时称，“除了党的几代核心领导人的主要著作，中央有统一规定外，党和国家领导人其他类型的书籍出版。选择出版社的余地很大。因此，出版社通常以公函形式主动与领导人办公室取得联系。”

这里所说的核心领导人主要著作，通常是指以“领导人个人姓名+选集、文选、文集等”字样冠名的书籍。主要涵盖老一代革命家和领导人。这类文献的编辑工作主要以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为主，署名为“中共中央文献编辑委员会”，确定书稿后交由出版社出版。而其他类型的领导人书籍则有更为开放的趋势。主题、出版社均有更为多元的选择。

“是领导人选择了我们。”黄书元说，“人民出版社是老牌出版社。有一大批经验丰富的编辑从而确保出版书籍的规范、无差错；我们有良好的发行与宣传能力，与全国新华书店有良好的关系，保证发行，这是我们的长项。”

2012年。人民出版社进行了机构调整，出版社最为核心的政治编辑室与马列编辑室划分为政治编辑一部、二部；马列编辑一部、二部。

政治编辑一部的职责范围是领导人经典作品、选集，还包括中央重要文件、文献，如十八届三中全会召开后出版的《中国共产党第十八届中央委员会第三次全体会议公报》以及《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单行本等。而政治编辑二部的职责更注重领导干部非工作文选类作品的编辑出版。

同样，马列编辑一部主要负责马克思、恩格斯、列宁等作品的编辑工作；二部则偏重马克思主义普及化读物的出版，同时，马列编辑二部兼有另一块牌子——重大项目部。

“这一调整，主要是丰富核心出版物的内涵，扩大其外延。”人民出版社常务副社长任超谈到，“（马列）一部的重点是经典著作的出版，普及性读本则是二部的工作范畴。”

虽有如上划分，但实际上，每次遇到党和国家领导人作品等重大项目出版，出版社通常打破了部门划分，分工协作。

因此，读者能在这一批党和国家领导人的新书里看到责编或署名“任民”，实则取谐音“人民”，意为人民出版社，泛指编辑部成员；或署名“郑治”，实则是人民出版社政治编辑部门的集体笔名。

老常委“码字”细节

出身教育世家的，退休后出版的第一本书也选择以教育为题。

黄书元介绍说：“这本书大约是2008年教育界的有关同志就提议总理出一本教育方面的书，后有人建议先内部发行，温总理未同意。”

直到2013年10月，《谈教育》由人民出版社与人民教育出版社联合出版发行。“选择人教社联合出版，一是专业性，第二也是出于低调的考虑。”黄书元向记者透露。

其间，人民出版社为该书设计了十余种封面，没有选择以本人照片为封面的一类。

尽管人民出版社对于领导人著作的宣传推广有统一标准，但是仍以作者本人的意愿为准。“这本书出版时间延后到退休、不开新书会等，都有领导人个人风格的烙印。”黄书元说。

领导人的个人风格无不反映在其作品与作品出版前后的方方面面。朱镕基退休10年内出版的三套、六本书均在人民出版社完成。人民出版社马列编辑二部（重大项目部）主任鲁静借调至朱镕基办公室参加编辑工作，直至最近完成《朱镕基上海讲话实录》（去年8月发行，由人民出版社和上海人民出版社联合出版）后才重回出版社，这一过程前后经历了六年时间。任超笑称，“这等于又读了一个博士。”

“朱总理言语风趣。”鲁静接受记者采访时，回忆起第一次见朱镕基，“他是位和蔼风趣的老人。你看，书里答记者问和即席讲话时总有很多出彩的话。”

黄书元也在几次不同场合见到朱镕基，他称：“总理记忆力特别好，第一次见我们时，曾用英文流畅地背起一段经典文章，让我印象深刻。”

上述提到的领导人文稿小组通常情况下由领导人秘书、相关领域的专家和其他为领导人做过文字工作的人员组成。例如，《谈教育》的编辑组就是由中国教育科学研究院和人民出版社、人民教育出版社等有关专业人士共同组成的。

文稿小组所承担的工作是基础性的，比如确定新书的“骨架”。这一过程由文稿小组和领导人共同完成，小组粗选，领导人审定；出版社编辑部的工作则主要是对已有书稿雏形进行出版环节的编辑校对等收尾环节，基础内容不作变动。

“《贺国强党建工作文集》这本书，即是从2300篇、近2000万字的文字中挑选出来。最后成书有210篇。文稿小组的工程量非常大。”任超对记者谈到。

在出版社编辑部编校过程中，针对一些疑惑或问题，编辑部也会不定期向领导人办公室请示。

一次，张振明和同事前往贺国强办公室与其秘书交流新书事宜，贺国强无意听说出版社的工作人员来了，请他们到办公室见上一面，感谢大家的工作，“70岁的老人，头发黝黑，精神矍铄。”

《闲来笔潭》是吴官正的第四本著作，一如既往在人民出版社出版。“尽管已经退休，吴书记仍保持着每天5点起床的习惯。起床后开始写稿，先是写在纸上；工作人员帮忙打印出来后，再行修改。这本《闲来笔潭》就是这样写出来的。”黄书元回忆。

“畅销书作家”版税捐赠

领导人出版新书，对于出版业而言，无疑是一针“强心剂”。

此前《朱镕基答记者问》和《朱镕基讲话实录》销量均在130万册以上，2013年新书《朱镕基上海讲话实录》首印110万册。对比而言，一般学术书籍5000册起印已属上乘。

“党和国家领导人新书的发行量普遍很好，目前，《闲来笔潭》已发行60多万册。《贺国强党建工作文集》《谈教育》与《文化强国之路——文化体制改革的探索与实践》的发行量都有可能在50万或印万册以上。”黄书元介绍称。

任超告诉记者，领导人出版新书和其他作者一样，出版新书要签订合同，并按照正常版税计算。至于版税如何使用，是作者自己的权利，尊重作者的选择。

将版税捐出是较为普遍的情况，朱镕基曾明确表示自己不拿一分钱。

这位“畅销书作家”的版税并非小数目。2013年9月，由朱镕基捐赠其全部著书版税而设立的公益性团体“实事助学基金会”正式启动，首批捐出100万，定点捐助湖南省湘西州的三所学校，并用于湘西州贫困学生的资助与教师奖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