严复自由主义观对中国近代化的影响

摘要：严复是中国近代杰出的思想家，教育家，是中国近代第一个系统的介绍西方并提倡资产阶级文化挽救中国的先进代表，对中国思想史做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尤其是他的自由主义思想，对中国近代社会产生了非常大的影响。

关键词：严复；自由观；工具理性；中国近代社会

中图分类号：K25　文献标识码：B　文章编号：1672-1578（2012）10-0272-01

严复(1854-1921年)，原名宗光，字又陵，后改名复，字几道。福建侯官（今福州），出身于贫寒的儒医之家，少年从闽中宿儒黄少岩课读，奠定旧学根底。1866年，考入洋务派所办的福州船政学堂，肄业五年，1877年，作为清政府派出的第二批留学生，赴英国克林尼茨海军大学深造。在留学期间，他由于亲睹英伦发达之船坚炮利技术，转而探求西方政治民主、经济繁荣与科学昌盛之本，开始借研究西方的哲学、社会政治学说及科学理论，开始寻求救亡图存之道路。学成回国后，先后在福州船政学堂、北洋水师学堂、京师大学堂及复旦公学任职，不仅发表过一系列救时宏论，还翻译了一大批西方名著。由于其学贯中西、高屋建瓴，对中国近代思想文化界产生了深远影响。1895年初,严复在天津《直报》上连续发表《论世变之亟》、《原强》、《救亡决论》和《辟韩》等系列论文,完整地提出了自己的维新救亡思想。

作为近代杰出的思想家，严复对于中国近代社会产生了非常重要的影响，他是中国自由主义者、中国自由主义的开启者。 有人认为严复过度德强调国群自由而忽视了个人自由，违背了自由的实质，不应当被看作是自由主义者。笔者认为严复对当时的中国是否具备实行自由的条件有所思考，但对自由的价值却忠信不疑，认为具体道路不同，但“平等自由之理，胥万国一同归”[1]这种对自由的信念到晚年也没有改变。自由的实现需要秩序，需要民众的自治能力，严复希望在一定时期内通过政治强人稳定秩序，通过地方自治与鼓民力、开民智、新民德培养民众的自治能力，公民素养，但我们没有理由因他认同权威政治或是强调国群自由就否认他为中国近代社会自由主义的传播所作出的贡献。应该说严复是一位很有创意的自由主义者，他结合当时中国的现实需要把自由与富强联系起来，在个人自由以外提出国家自由，把自由主义与民族主义统一纳入自由民族主义的话语轨道，在综合中西两种文化背景的基础上提出了自己独特的自由主义观，更好的利于国人理解人是自由的本质,同时对于中国近代化的基础建设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严复是“十九世纪末年中国感觉锐敏的人”，他从世事的风云激荡中，敏锐地觉察到中华民族深重危机的根源，不仅在于缺少近代西方的声光电化，坚船利炮之“末”，更在于面临崩析的腐朽封建制度之“本”。

作为中国近代伟大的启蒙思想家，严复对中国的封建社会进行了无情的批判，这使他对传统秩序和名教束缚民族活力的消极作用有着清楚的认识，对封建专制压制下人民能力和责任心的萎缩有痛切、悲愤的体验。严复作为伟大的启蒙思想家的突出功绩即体现于此，也就是他不仅把学习西方推进到思想价值的层面之上，而且在于他把对传统的批判深入到了解剖民族心理的层面之上。对西学介绍的深入与对传统批判的深入，使他成为中国近代史上第一位注意到人的近代化这一主题的思想家。严复批评中国的圣贤和统治者不做出任何积极努力去培养人民的力量和能力，却千方百计地去压制他们的力量和能力。政治思想上，崇尚上古遗风，迷信先王与封建礼教，八股取土，使人们的智慧，反复沉潜于若远若近、有用无用之际，使民智日衰民力日弱，使天下消靡脑力于无用无实之处，无益事封建专制和纲常名教摧残了民族的活力，使人民愚昧、体质屏弱、公德欠网，使人民无公益心和政治能力。个人的活力一直是严复思考的出发点。在严复看来，国民的身体、智慧和道德状况关乎一个民族的荣辱盛衰。从这种想法出发，严复认为，中国若想重新崛起，屹立于世界民族之林，不仅需要治标，即强兵、筹晌、开矿、通铁路、兴商务等，更需要治本，即改造国民的智力结构、伦理结构和病态的国民精神状态等问题，也就是其所大力阐扬的鼓民力、开民智、新民德的“三强为本”思想。“鼓民力”，实际上提出了用强健的体魄和晓勇刚毅的尚武精神来改造国民病夫般的精神状态和赢弱体质;“开民智”就是一方面用近代实验科学来代替中国无实无用的八股之类，另一方面，是提倡用科学的思维方式、批判理性和进化的世界观来取代中国那种被动消极、封闭繁琐的思维方法和急功近利的实用理性;“新民德”则是用既利群又利己的功利主义伦理观来冲击那些摧残压抑个体的宗法家族伦理名教。

严复的“三强为本”思想我们可以从下面两个方面来加以理解。首先，严复的“三强为本”思想提出了主体文化——心理结构问题。就形式而言，文化心理结构表现为思维方式、行为方式、价值判断、审美判断等因素;就结构而言，它又包含着智力结构、伦理结构、审美结构以及整体的国民精神状态(民族性格或心理素质)，严复“三强为本”思想也就是智力结构(民智)、伦理结构(民智)与普遍的国民精神状态(民力)，这也就基本构成了文化——心理结构的主要要素。其次，“三强为本”思想，提出了一个“土壤改良”问题。近代西方社会化大生产移植到中国所发生的“变异”、“变态”现象，严复认为是人的问题，而且是人的文化——心理结构的问题。因此他提出要进行改造国民心理中的文化劣根性即“土壤改良”的工作，就像种植物一样要想让植物繁茂就必须有营养丰富的土壤，严复进而分析了“土壤改良”问题的特点。这些义蕴同严复梁启超等人的主张己不可同日而语了。但对历史的回溯，却应坚定我们以教育立国，以科技兴邦的信念，促使我们科学地理解现实的振兴中华的目标和任务。

注释：

[1] （《与胡礼垣书》，《严复集》第3册，中华书局，1986，第594页）

参考文献

[1] 高瑞泉.《近代价值观变革与晚清知识分子》，华东师范大学学报，2004.1.

[2] 朱贻庭.《中国传统伦理思想史》，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1989年.

[3] 周振甫.《严复思想述评》[M].北京:中华书局,1940.

[4] 费正清.剑桥中国晚清史(下)[C].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5.

[5] 严复.原强[N].天津直报,1895-03-04～09.

[6] 严复.辟韩[N].天津直报,1895-03-13～14.

[7] 严复.天演论自序[M].1898年定本版.

[8] 黄克武.《自由的所以然——严复对约翰弥尔自由主义思想的认识与批判》[M].上海:上海书店出版社,2000.

[9] 史华兹.序言[A].哈茨.寻求富强:严复与西方[C].叶凤美译.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1995.

[10] 刘桂生.《时代的错位与理论的选择——西方近代思潮与中国五四启蒙思想》，清华大学出版社1989.

[11] 关宝成、潘晓斌.《严复与西方自由主义》，社会科学战线199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