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戴震的“西学中源”思想

摘 要： 西学传入后，明清诸多学者对西学的态度莫衷一是。有些学者主张西学，有些学者则坚定支持“西学中源”说。乾嘉学派作为当时学坛上颇有建树和影响的学术流派，其成员对于西学中源的起源和态度也有所异同。戴震作为乾嘉时期有影响力的学者，他通过考据的方式论述了“西学中源”的合理性，在支持“西学中源”说的同时也深受西学影响，通过古籍印证等方式为西学加以中国传统外衣的包装，为西学谋得一片立足之地。尽管戴震在各学科的考证方法上难免限于保守，但是其究根穷底的精神却依然值得后世学人学习。

关键词： 戴震 西学中源 江永 乾嘉学派

明清之际迄于乾嘉时期，朝廷上下倡导经世致用之学，为西学的融入准备了环境和条件。乾隆朝复以政府之力振兴中国旧学。一时学者又转而尊古排外，学术思潮为之一变。面对如此转变，“西学中源”说成为了乾嘉学术界的主流，得到了当时士人学者的广泛认可。戴震作为乾嘉学派的杰出代表，面对西学传播的低谷期，戴氏通过考据、古籍印证等方法将西学中式化，披上了中国的传统学术外衣，使得西学能够去其“异类”标签，传播开来。在把西学融入中源的过程中，戴震严谨求实的自然科学精神为后代学者树立了典范，也为现代西学的传播奠定了基础。

一、莫衷一是：“西学中源”的起源

“西学中源”说的起源是学者们关注的焦点，各家有其合理之处。关于“西学中源”说之起源问题，目前学术界的研究已取得不少成果。其大致有两种观点：一种认为“西学中源”说最早起源于明朝的遗民学者，如江晓原在《试论清代“西学中源”说》中认为最先提出“西学中源”思想的是黄宗羲等遗民学者，后经康熙、梅文鼎等人提倡发挥，阮元等推波助澜，在有清一代影响深远。刘钝的《清初民族思潮的嬗变及其对清代天文数学的影响》认为“西学中源”说萌发于明末清初特定的文化政治环境中，首先是少数怀念明朝的汉族知识分子借此申扬民族大义，后被清朝统治者利用作为维护其王道正统的思想武器。徐海松在《清初士人与西学》一书中将“西学中源”思想的发端上推至熊明遇，认为继熊明遇后，方以智、王夫之、王锡阐、黄宗羲等遗民学者纷纷支持“西学中源”说。另外一种观点则主张“西学中源”说出自某些开明的爱好西方科学的学者，并且认为“西学中源”说成为了清代时遗民学者贬抑西方历算学的工具。如王扬宗通过撰文《康熙、梅文鼎和“西学中源”说》、《“西学中源”说在明清之际的由来及其演变》和《明末清初“西学中源”说新考》，表明对此观点的支持。韩琦在《白晋的研究和康熙时代的“西学中源”说》一文中探讨了康熙在“西学中源”说的产生与传教士白晋的传教策略和《易经》之间的联系。此外，刘钝在其《中国早期的“西学中源”说从“老子胡化”到“西学中源”——“夷夏之辨”背景下外来文化在中国的奇特经历》一文中，指出早期“西学中源”说和耶稣会传教士的传教策略有着微妙关系。

笔者赞成“西学中源”说可以追溯到明末清初，这种“西学中源”说主要是就天文历算领域而言的，后来才渐渐推广到其他领域。在天文历法皆有造诣的方以智和黄宗羲是“西学中源”说的早期代表。全祖望先生的《梨洲先生神道碑文》及《鲒琦亭集》（卷十一）中曾提及到这样一句话：“尝言勾股之术乃周公商高之遗而后人失之，使西人得以窃其传。”故而黄宗羲的思想可见一斑。后经康熙帝的提倡，“西学中源”说在中国有了进一步的发展。以下笔者就部分当时各家学者，尤其是乾嘉学者对“西学中源”说的态度进行阐述。

二、戴震等乾嘉学者们的论争

乾嘉时期，在封建专制与资本主义萌芽时期的早期文明并存、文字狱的惨祸与西方知识东渐交汇的大背景下，“西学中源”说得到了学者的广泛支持，“在乾嘉学界取得主流地位”①。乾嘉学者擅长的是回归典籍，对很多学术问题都要进行考据。通过对传统的整理和研究，乾嘉学者发现中国传统历算学在宋元时期取得的成果比起明清之际传入的西洋历算来未遑多让。这大大刺激了这些学者的民族自尊心，他们认定中算必优于西洋历算。因此乾嘉学者在论述“西学中源”时往往不乏对西学的贬低，并且当时的部分学者对“西法实取于中国，前人论之已详。地圆之说，本乎曾子，九重之论，见于楚辞”②这一说法表示支持。在对待西学的具体方式上，乾嘉学者谈西学多以中源为依归，研究西方也往往要借用中法，否则将会被认为崇洋，遭到学界主流的冷落。

乾嘉学者对西学有着不同的看法。早期的梅文鼎和江永虽都是对西学比较开明的学者，但在张之洞看来，梅文鼎属于中西融合派而江永则是主张西学的。③梅文鼎撰写了《交食》、《七政》、《五星管见》、《揆日纪要》、《恒星纪要》等书介绍第谷式的西方天文学。他还借鉴西方天文仪器的原理制成璇玑尺、揆日器、侧望仪、仰观仪、月道仪等多种仪器进行研究。对于梅文鼎的成果，笔者认为梁启超对其的评价最为中肯——“我国科学最昌明者，惟天文算法，至清而尤盛。凡治经学者多兼通之。其开山之祖，则宣城梅文鼎也。”④这既肯定了我国天文历法的传统优势，又对梅文鼎为发展天文历法而努力研究表示赞许。然而江永较之梅氏则比较彻底地主张西学。正如徐道彬所论：“事实上，江永的《历学补论》、《推步法解》、《中西合法拟草》就是直接采用西方本轮、均轮之说，不是‘附会’，而是毫无隐讳。”⑤正是过于崇尚西学这一做法加之没有认清时代的要求，因此在崇祖法古的时代却一味地为西学奔走呼唤的江永，自然四处碰壁。

“戴震的老师江永可能是那个时代中最确信西学的人，这种态度深刻地影响了戴震。”⑥江永研究西学的方法和思想对戴震的学术修养和研究颇有影响。正所谓“学而优则仕”，江永和其他传统的儒者一样渴望出仕。但江永却在仕途上不及戴震成功。正如钱大昕所论：“宣城能用西学，江氏则为西人所用而已。”钱大昕对江永不识时务，盲目宣传西学的评判真可谓一针见血。对于江永的做法和结局，其弟子戴震看得最为清楚。他推崇江永研究西学的成就，但在思想上却与保守派站在一边。“其学术地位的迅速确立，与他在‘西学东渐’的学术变革时期，适时地顺应了朝廷的文化心态有关。”⑦

师承江永的戴震是乾嘉学术的杰出代表，可以说江永对戴震日后在学术界的发展影响很大。时代的复杂性“形成了有清一代的种种畸形发展，它们都成了戴震及其后学的人生命运的路标和学术方向的底蕴”⑧。戴震在西学的沉寂时期，以另类的手段来处理“西学中源”的问题，既切合统治者的思想，在一定程度上也使西学以另一种形式得到继续研究和发展，这一做法在当时的学术界产生了很大影响。戴震虽然只是个案，但却可以折射出大多数传统士大夫在文化碰撞时期的心态。

众所周知，戴震作为以考据为特长的乾嘉学派的代表，其印证、考据的能力必有过人之处。“戴氏通过古籍印证、数学考据之法，由中国历算知识与西域、西洋各种时间记录的比较考证，颇具理据和说服力。”⑨对此，我们可以说无论在音韵、校勘等国内传统知识还是在对待西学方面，戴震始终坚持把考据作为一种“接受”的手段。

戴震把考据作为接受西学的手段的这种方法并非他的首创，而是这个时代的风气使然。这一说法可从梁启超处得以证明——“清儒所尊之途径，实为科学发达之先驱。其本能一蹴即几者，时代使然耳。”⑩戴震与其他学者不同的是，他能够在前人的基础上以“中学”替换“西学”的特有方式，使人耳目一新。这种替换不仅仅是戴震简单的把来自西方的科学知识术语换成古籍或经典中的传统术语，其所反映出来的更深一层次的信息是戴震已经接受了西方的知识并且“为我所用”。笔者认为戴震之所以会用传统语替换西方术语，其原因有二：要么戴震自己没有意识到自身“虽遍校古经，然其自著历算书，则仍宗西法”；{11}要么就是他清楚只有靠这种方法才能使得自己的学术思想在当时的环境下得以被人接受。

考据是手段而不是目的。戴震由于早期对西学已经有所了解，加之对时代现实的清晰认识，故而戴震坚持用考据的方法来论证西学的合理性，使得西学能够在乾嘉时期站稳脚跟。在“西学中源”方面，戴震在天文历算方面所做的工作比较突出。明代开明官员和学者使得整个清朝前期都比较注重天文历算的发展，戴震受其影响很大。正如梁启超所述：“自明徐光启、李之藻等广译算学、天文、水利诸书，为欧籍入中国之始，前清学术颇受其影响，而范围亦限于天算。”{12}梁启超甚至认为明末的历算学是中国知识和外国知识的第二次接触碰撞。{13}这说明戴震在研究天文历算方面的学术成就可能不仅仅是来自于中国传统知识的优势，同时也有可能是西方科学知识的影响而造就的。

戴震不仅仅是经学家、哲学家，同时也是自然科学家。“戴震还立足于治经而研治数学，因而把自然科学和传统经学结合起来。”{14}这主要从戴震入四库馆后所辑校的各种算书可以看出，如《周髀算经》、《九章算术》、《孙子兵法》、《海岛算经》、《五曹算经》、《数术记遗》等算书。此外，戴震不仅辑校传统古籍算书，自己还在算学方面有所著作。正如梁启超所论：“自其中年，即已成《原象》、《历问》、《历古考》、《策算》、《勾股割圆记》等书。”{15}值得一提的是在《策算》一书中，戴震为了区别中国筹算和西洋筹算，把西洋的筹算改称“策算”。当然戴震在阐释西学时所下的不仅仅是在于改名这种表面功夫而已，他还通过列举《周易》、《论语》、《考工记》和汉书律历志等经籍中的例子来说明其合理性，这是戴震最常用且擅长的手段。如“古漏刻之法，昼夜百刻。每一刻为六十分，以十分为一小刻，分隶十二辰，每一辰刻二小刻。梁天监中，改用九十六刻，每一辰惟八刻，始变古法，旋废不用。今欧逻巴以昼夜为二十四小时，一小时四刻，合之凡九十六刻，盖本于梁天监中所改者耳。”{16}受“西学中源”思想的影响，戴震始终相信西方的科学知识起源于中国，其《与是仲明论学书》云：“中土测天用勾股，今西人易名三角、八线，其三角即勾股，八线即缀术。然而三角之法穷，必以勾股御之，用知勾股者，法之尽备，名之至当也。”{17}数学史家钱宝琮也认为戴震所著的《勾股割圆记》、《迎日推策记》等书所叙述的都是西学思想，但是戴氏却用古人传记文体来论述，好让读者认为这些思想在中国自古有之。{18}

综上可见，戴震虽然坚持“西学中源”说，但是他并不排斥西学。他的天文、算学、历法等著作，在唤起人们重视传统学术的同时，对西学也倾注了大量心血，并且吸收了西学的一些内容。相对于江永和梅文鼎，笔者认为“超胜”一词用于此有其合理性。戴震的做法其实是在前期梅文鼎等人“西学中源”的观点上加以实证和深化。徐道彬认为如果梅文鼎的中西融合方法能使中土人士颔首，那么，戴震“易以新名，饰以古义”的自我作古之法，与朝廷的文化本位思想甚为契合。这既是对西学中源的强调又是超越前人的表现。{19}故而乾嘉大家之一的阮元称戴震“盖自有戴氏，天下学者，乃不敢轻言算数，而其道始尊。然而戴氏之功，又岂在宣城之下哉！”{20}毋庸置疑，戴震等坚持“西学中源”思想的乾嘉学者在着力发掘、整理和研究传统天算学以论述西学的合理性时，也使众多的中国儒士了解到了中国传统科学的优秀成果。乾嘉学者擅长考据，他们能够利用自身的优势作为手段去发掘西学在中国古代中的痕迹，虽然并不是全部乾嘉学者都赞成“西学中源”思想，但是作为时代的风气，大部分站在前沿的学者都会认识到西学要想在中国站稳脚跟首先要去掉“异类”的标签。戴震作为乾嘉考据前沿者在把西学纳入中源的过程中，从天文、算学和历法等方面着手，经过详细地考究，找出西学和中学的交接点，然后转换成传统的术语，这样西学的“非我族类”的标签便明显削弱了。无疑这有利于化解学界对西学的排斥情绪，促进西学的传播。

根据当时学者对西学的不同态度，笔者认为“西学中源”反映出来的不仅仅是中国的落后和西方的先进之间的冲突，更应该注意到的是当时整个中国的传统观念和西方的科学观念的冲突。这应是“西学中源”产生的根本所在。乾嘉时期的学者谈论西学多以“中源”为凭借，研究西法也往往脱离不了对中法的陈述，否则容易被视为崇尚西学太过，江永就是一个生动的例子。戴震作为乾嘉学派的杰出代表，面对西学日渐渗透的局面，他通过考据传统的自然科学如天文、历法、数学等知识，使得西方的科学思想得以凭借中国传统的外衣在中国觅得一席之地，其高明之处在于利用考据使得中学中融入了西学的内容。对此，笔者很赞成梁任公的评价：“戴震全属西洋思想，而必自谓出孔子”。{21}虽然戴震在各学科的考证方法上难免限于保守，但是其究根穷底的精神却很值得后世学人学习。同时，值得一提的是作为经典阐释学的辅工具，训诂、考证等学科日渐兴盛起来。这不仅为现代学术的诞生打下了坚实的基础，并为现代西学的传播奠定了基础。

注释：

①赵晖.西学东渐与清代前期数学[M].杭州：浙江大学出版社，2010：135.

②阮元.畴人传.畴人传汇编.上册：4

③张之洞.书目答问[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1：：265-267.

④梁启超.清代学术概论[M].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10：28.

⑤徐道彬.论戴震与西学[J].自然科学史研究，2010（2）：129-141

⑥刘墨.乾嘉学术与西学[J].清史研究，2005（3）：53-62

⑦徐道彬.论戴震与西学[J].自然科学史研究，2010（2）：129-141

⑧李开.戴震评传[M].南京大学出版社，1992：7.

⑨徐道彬.戴震学术地位的确立与“西学中源”论[J].清史研究，2010（3）：51-65

⑩梁启超.清代学术概论[M].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10：126.

{11}梁启超.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M].北京：东方出版社，2004：368.

{12}梁启超.清代学术概论[M].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10：116.

{13}梁启超.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M].北京：东方出版社，2004：9.

{14}李开.戴震评传[M].南京大学出版社，1992：26.

{15}梁启超.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M].北京：东方出版社，2004：367.

{16}戴震.戴震全书[M].第2册.合肥：黄山书社，1994：274.

{17}戴震.戴震全书[M].第6册.合肥：黄山书社，1994：371.

{18}见：钱宝琮.戴震算学天文著作考[A].李俨钱宝琮科学史全集[M].第9册.沈阳：辽宁教育出版社，1998：145.

{19}徐道彬.论戴震与西学[J].自然科学史研究，2010（2）.

{20}阮元.畴人传（卷42）.戴震.畴人传汇编.上册：542.

{21}梁启超.清代学术概论.上海古籍出版社，1998：89.

参考文献：

[1]刘墨.乾嘉学术十论[M].北京：三联书店，2006.

[2]江晓原.试论清代“西学中源”说[J].自然科学史研究，1988，7（2）.

[3]刘钝.清初民族思潮的嬗变及其对清代天文数学的影响[J].自然辨证法通讯，1991（3）.

[4]徐海松.清初士人与西学[M].北京：东方出版社，2000.

[5]王扬宗.康熙、梅文鼎和“西学中源”说[J].传统文化与现代化，1995.

[6]王扬宗.明末清初“西学中源”说新考[J].载《科史薪传——庆祝杜石然先生从事科学史研究四十年学术论文集》，沈阳：辽宁教育出版社，1995.